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的失败及其原因

北平大学区遭到多方面的反对。首先，河北省政府与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反对设立北平大学区，致函国民政府，提出：“大学区制在中国为试行之制度，江浙实验之结果，成绩不见佳，以试验尚无成绩之制度遵施于北方，是为有意贻误北方之青年。”“且二李（指李石曾、李书华——笔者）与何凤华怀破坏本党、破坏教育之心，一旦听其主持河北教育，则全省青年势将胥受其毒。”^[40]坚决反对北平大学区接收河北省教育厅。李石曾对此作出妥协，向河北省教育界保证：仍用原班人马，在人事上不作更动。最后才获得河北省省政府、教育厅及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同意，这一做法仅换来大学区之名，而无大学区制之实，新制之原有设想和应发挥的优势荡然无存。其次，北平大学区部分高校的原校领导也强烈反对实行大学区制。如河北法专的校领导们因“向所谓根深蒂固之饭碗，今将打破，大有不可终日之势，不得不私造言词，借全体学生名义，发表宣言，反对大学区”^[41]。力量最强大的反对者当属各高校的学生，北平大学区自成立之初即引发了北洋大学、北大、北师大等校一系列反对并校的学潮，护校风潮愈演愈烈，后发展到北平大学生组成各院学联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北平大学区。河北大医科学生及毕业生，特致电南京大学院及李石曾等，称河北大医科与北平医大合并，“直使河北医学教育灭亡”，表示“生等誓死反对”。^[42]俄文专修馆学生也向政府请愿，“系不愿隶属教部，而仍院隶属外部，其竟盖以属教部，则出路窄；属外部，则可在外交方面及东省服务，则出路宽。”^[43]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则直接采用了暴力行动反对大学区制。1928年11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约百余人，“手持打倒北平大学拥护北京大学等旗帜”，赶到国立北平大学办公处，“蜂拥入内，将门窗陈设及一切用具，用凶器全数捣毁，并将门前所悬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及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两牌一律劈碎，复追殴职员，幸奔避较速，未遭残害，彼等饱击既毕，遂结队呼啸提言将火焚李校长石曾，李副校长书华私宅，幸警备司令部赶到弹压，始仅毁门窗而去。”^[44]此事件对大学区制而言，无疑是迎头一棒，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面对成立北平大学区所引起的强烈反对声潮，大学区的领导者态度消极，犹豫不决。李石曾被任命为中华大学校长后，滞留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和大学院多次敦促他立即北上，主持一切，而他一直拖延到1928年11月22日才到达北平。到达北平后，他不是立即着手投入工作，而是以喉症初愈为由，赴西山温泉等处休养，闭门谢客。滞留南京期间，李石曾多次提出辞职。1928年9月初，“李仍辞华大校长，愿以个人力助筹经费。”并请以蔡元培为校长，以李书华为副校长。^[45]国府会议则任命李书华为副校长，对李石曾予以慰留。9月21日李石曾出席国府会议，再次提出辞职。结果会议决定仍予以慰留。但李书华也“拟将辞去副校长，态度颇为消极”。^[46]11月16日，李书华正式向国府请求辞职，未获批准。“李石曾三辞北大校长，李书华亦力辞，中央正竭力慰留，必不得已，即据请李石曾负责筹款，校务则暂由李书华代。”^[47]关于多次请辞北平大学校长一职的原因，李石曾自称：“拟以全力从事于教育经济之筹划”，“因校长职责，关于教育行政方面者居多，恐担任此席，转使其教育经费之主要工作，不能充分进行”。^[48]北平大学区各院院长职务也成为烫手的山芋，如文学院院长陈大齐、理学院院长王星拱、艺术院院长徐悲鸿等也以种种理由拒绝就职，分别由张定璜、经利彬和汪申代理。^[49]北平大学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在代理委员长张继1929年2月辞职后即不再开会，北平大学区寿终正寝。

1929年7月5日，鉴于浙江、北平两大学区反对新制运动非常激烈，教育部正式命令北平、浙江两大学区于本年暑假停止，中央大学区限于年底停止。两大学区结束后，两省重设教育厅，取消了大学院。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在一片抱怨与责骂声中，草草收场，不到两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究其原因有：

1.大学区所辖面积太大，大学太多

北平大学区管辖北平、天津两市与河北、热河两省，面积为144950平方公里，学生数为1094698人。^[50]当时中国共有15所国立大学，北平就有国立大学4所，立案私立大学8所。天津有国立大学1所，省立大学4所，立案私立大学1所。^[51]高校越多合并起来就越难，合并高校还涉及搬迁问题，所以立即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护校风潮此起彼伏，成为大学区制施行的主要阻力，导致后来的工作困难重重，难以进行。相比而下，法国国土面积不到54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四千万，分作15个学区。平均数是每三万六千方公里，三百六十万人，就成一个大学区了。1930年，法国全国共有学生531151人，17个大学区。^[52]法国每个学区平均学生数为31244人。可以看出，北平大学区的学生人数约是法国大学区的35倍，所以北平大学区的教育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从北京中法大学试行大学区制的经验来看，以每个大学为单位，筹建附属中小学，建立小型的大学区是最易获得成功的。

2.经费紧张，顾此失彼(www.xing528.com)

北京中法大学实行大学区制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经费的充裕和稳定，北京中法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中法基金息金和法国退还庚款补助费，数额远远高于当时国内其他私立大学（不包括教会大学）。但是1927年开始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时，中国大部分地方经过了连年战争，百废待兴，而库帑空虚。“自国军北伐以来，各省教育经费，因军事影响，日趋减削。试行大学区制省份，勉强维持本区内大学及中小学校，已虞匮乏，安有余力担负区内国立大学经费？”^[53]最初试行时，曾规定以屠宰税、牙税、漕粮附税及卷烟特税为教育经费，但是不久卷烟特税就改作军费，“教育经费独立”的理想成为泡影。经多方努力，截至1929年7月底，北平大学区共收到五笔财政部拨款：1928年11月5亿元；1929年2月1亿元；1929年3月3亿元；1929年5月9亿元；1929年6月3亿元。^[54]各类学校才得以勉强维持。可以看出，拨款数额不一，相差很大，教育经费来源非常不稳定。大学区所得到的财政拨款仅能使学校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根本无从发展。另外，由于大学评议会没有建立，所以广大中小学未能参与大学区的各项管理工作，尤其是财政预算一切由大学说了算，“然因中小（学）预算由大学拟订，常不免有侧重大学忽视中小学之嫌；即就江苏大学区论，江苏大学一校经费预算数，已超过全省中学经费百分之六十。若不确定限制，则中小教育，将益濒于危殆。应请确定各大学区大中小预算成数，总使一大学之预算，不超过全省中小学经费，庶中小基础教育，可以稳固，而大学亦得真实发达。”^[55]南方的中小学因为经费紧张，反对大学区制度最坚决。安徽省立中等学校联合会、安徽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安徽教育经费管理处三团体，为了争取教育经费，多次呈函南京大学院及财政部。^[56]安徽省中等学校联合会甚至于1928年5月7日集体至省教育厅和财政厅上访，“财厅长委秘书凤鸣歧代见。经凤往还转商，财厅允于日内再发经费一两万元，连之日前已发二万元，共计四万之谱。各校长认为不满，多方辩论，财厅允稍缓二三日，当再筹二三万元，各校长乃辞出。”^[57]

3.变通不周，组织不善

引进法国的教育管理制度须进行本土化变通，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但是蔡元培的变通很不周全、很不成功。他没有处理好区内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的关系，没有合理规划教育经费的来源及分配，没有科学划分各大学区所辖区域，没有处理好区内各大学因合并所引起的矛盾。他设计的大学院是法国教育部加上法国国家学院的综合体，既是全国教育的最高权力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以达到教育和学术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经费、行政、立法、人事和思想独立，这必然要与国民党一党独裁以及教育上推崇的“党化”原则发生矛盾。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指出：今后我们在唯一主义的民族、唯一主义的国家、唯一主义的政治之下，必不许教育独异于此唯一的主义，而有所兼容。法国全国划分为17个大学区，各区教育行政事务虽然集中于大学校长，而其教育权仍集中于教育部，各大学虽有相当的自主权，而所有根本法规、课程及教授之任免、调动均由中央教育部决定。大学区校长为本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大学区的参议会和视学员，行使教育监督职能。大学区的评议会为立法机构。大学区立法、行政、监督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精神，使区内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统筹兼顾，相得益彰。但中国试行大学区制，只是学了法国的形式，而其精髓——教育精英治事和法治传统，却没有学到。大学区视学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评议会没有组织起来，中小学校不能很好地参加大学区的组织管理工作，其权益得不到保障，最后搞得怨声载道、四面楚歌，难逃被废止的命运。实行大学区制的目的是将“教育行政与学术打成一片”，结果是被激怒的学生与大学区的领导者“打”成一片，李石曾和李书华的生命受到威胁，差点以身殉职。

4.基础不稳，变革太快

1927年是干戈扰攘的多事之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事变后3天内，仅上海一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即达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清党”。1927年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在全国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整个中国血雨腥风、动荡不安。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起义，极大地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也就是说，此时政治尚未完全统一，民生尚不安定，所以改革的社会基础很不稳固。但是蔡元培等没有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而是忽视现实，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变革太快，触动了多数人的利益，短时间内使反对者云集，其失败就是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