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在巴黎大学创办中国学院，并设想以此为试点，逐渐在欧美各大学设立类似学院，以达到向外国弘扬中国文明的目的。他认为：“吾国智识阶级今日思想所趋极呈乱象，盖社会主义与物质文明之二者所含病毒浸已中之矣，故构成一种健全调和之新思潮，以矫青年思想之枉，而导之于正，洵要图也。此新思潮者，仆意以为应以东西方之道德与哲学之精神为要素，而参之以艺术上与经济上之卓识，庶克构成之，是则不惟足供吾国之急需，而于东西文化固有之缺陷亦足补偏救弊，辟一新途，欧美诸邦殆同需之焉。”[16]
叶恭绰从法国回国后，呈请北洋政府拨款兴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及中国分校，并提议在欧美各国大学设立中国学院15处。[17]1920年8月，叶恭绰提请内阁每年资助巴黎大学中国学院100000法郎。[18]到1922年春，在欧美各大学举行中国学术讲座26次，年费约需30000英镑。4月，叶恭绰再次提请内阁给予资助，最后内阁批准赞助年费的一半（即15000英镑）的决议，由关税、盐税和邮政三项收入内分摊。[19]但是这项拨款并未落实。
1925年7月，叶恭绰向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会议提交“请阐扬中国文化提案”：“前奉发法国前总理班乐卫函陈关于中法文化沟通事项，分交各部核办，谨据此次原函，及以前经过事实，暨韩委员汝甲面述各情，酌拟分别答复，并处理方法如下：（1）中政府积欠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等款，计巴大学院500000佛朗，巴大在华分校250000元，法国以外各国大学中国学院45000镑，拟由财政部速行筹付，并将允汇与巴大中国学院之100000佛朗即日汇去，仍陆续汇清余欠之400000佛朗。（2）所有巴大中国学院暨在华分校之每年100000佛朗及50000元拟请作为我国政府业已决议在法国退还庚款项下支付（尽先在每年业已决定之美金200000元或250000元项下支付），并请法国政府赞同饬知退还庚款委员会中之法国代表遵照于该委员会开会时作为定案。至其他各国所设中国学院15处，每年之15000镑，拟由我国关税、盐税、邮政三项收入内分摊，并应分交外、财、交、教四部及中法退款委员会存案。（3）拟请我国政府下令表彰巴大中国学院为中法公益事业（因前法总统米勒朗已经下令），并依照巴大中国学院监督部章程，由政府派定专员，会同班乐卫监督该院，兼筹备巴大在华分校事宜。（4）因履行前定条件，应赠送法国四库全书，应决定宗旨，即行确定印缮办法，开始进行，免再延误，以全信义（此节可指定在法国退还庚款内之逐年由中法银行交还之款中拨付，约需六七十万即可办妥）。以上四项办法，现经外交、财政、教育、交通四部会商同意，理合提出国务会议静候公决施行。”[20]但是该提案最后没有被执行。
叶恭绰还以他建立的交通大学作为中法文化教育交流的基地，“交大成立之次年，因有与巴黎大学联络之提议，以庚款之一部分为沟通中法文化教育之用，经与彼邦有关系者往返协商，已有相当之结果。”但是因为政潮影响和交通大学的重新改组，交通大学与巴黎大学的合作计划未能实施。[21]叶恭绰对此非常痛心，“交通大学及中法学校自仆下野，遂为反对党所破毁，称可惜然”[22]。(www.xing528.com)
下野后，叶恭绰仍然钟情于中国学院的推广事业。1926年，比利时与中国商议退还庚子赔款，比利时驻华公使就庚子赔款的用途问题就商于叶恭绰，叶建议用庚款在比利时大学中设立中国学院，比利时驻华大使深以为然。但是到中比政府正式商议签订退款条约时，中国政府代表并未提出利用庚款设立中国学院一事，不得已，叶恭绰请比利时代表提出，后来虽获通过，但是既然由比利时方面提出，则一切教学和管理工作均由比方主持。同年，印度的泰戈尔（Rabindramath Tagore）来华，打算在其所办的国际大学内增设中国学院，自愿捐助100万罗布作为学院的经费，请中国政府也给予协助，叶恭绰与戴季陶多方筹集，最后送给泰戈尔100000银元，并送藏经一部及其他书籍。[23]“各国因此闻风而起，如美之哈佛……比之罗凡（Université de Louvain）、德之佛兰克科（Franfont）等大学皆纷纷创设，惜皆彼自为政，吾国不可参预，则以政府不太注意之故。”[24]
有人曾对叶恭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一评价：“吾国文化之直接输入欧洲，而使欧人得观中国文化之精深博大，肃然生其敬仰之心，不复敢鄙夷我国者，先生之力也。使世界文化之将来，因中西文化之接触、观摩而日益趋于折中进步者，亦先生之力也。”[25]但是，民国年间，中国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凋敝，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的中国学院推广，叶恭绰对此奔走呼号、颇费心血，但是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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