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中法大学与庚子赔款的教育交流史

首先，在里昂中法大学筹建之初，其创办者就把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寄希望于庚款上。蔡元培、李石曾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赔款部成员，负责与法国商谈退还庚款事宜。关于李石曾在法活动情况，前已述及，此处不赘。1921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了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余额的议案。但当时法国在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百废待兴，财政拮据，又处于中国庚子赔款的停付期内，所以让法国政府退还中国过去支付的庚子赔款有很大困难，事情便搁置了起来。后来里昂中法大学虽然建成了，但争取庚款的道路异常艰难和曲折。从1919年起，中法两国就退还庚款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从法国提出中法实业银行案，到金法郎案，到法国拒绝退还无利债券，再到法国要求以美金偿付，最后到1926年退还庚款，波折重重。在这六年中，里昂中法大学也因为经济拮据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直接威胁到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里大在其诞生的第二年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往研究者多忽视这次危机^[49]，其实这次危机不但直接威胁到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使中方基本上失去了对学校的管理权。

这次危机的发生，首先是因为广东政府对里昂中法大学经费的拖欠。1921年里大开办时，由中法双方组成中法大学协会，对学校进行共同管理，其经费主要由广东政府、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三方提供，其中法国外交部年付5万法郎；法国教育部年付2.5万法郎；北京政府年付 10万法郎；广东政府给付经费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定每年支付8万银元，作为里大100名广东大学海外部学生的学膳等费用，但是后来由于学生额数不足，只招了70人，再加上以国币计算非常不方便，改为每年约40万法郎。但是广东政府在支付了第一学年费用（1921年至1922年）共37.68万法郎后，政局屡屡发生变动。从1922年10月起，开始拖欠里大的经费，部分欠款直至15个月后才汇到。第二学年（1922年至1923年）一共才支付了9.42万法郎，第三学年（1923年至1924年）更少，只付给了7.1万法郎。第四、五学年虽然有所增加，但也不足额数，分别为19.1172万法郎和22.878万法郎。四年间共拖欠101.4783万法郎，只付了应付款的1/3。^[5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不稳严重影响了里昂中法大学的正常发展。

其次是自费生拖欠应缴纳的学膳费。1922年，自费生殴打褚民谊后，复趁暑假同学外出，乘机组织一个学生委员会，假此名义代表全体，私下与协会书记古恒进行交涉，商议取消编辑员（即中国职员）、特待生和优待生，驱逐寄住校舍的勤工同学。^[51]虽然褚民谊和曾仲鸣强烈反对，但是古恒坚持说非如此不能息事，说：“特待生与协会并没有正式契约关系。”遂多方运动协会法人，竟获协会通过，“被裁特待生十人，职员四人”^[52]。并规定今后特待生也要缴纳膳食费。得此消息后，特待生向协会据理力争，最后协会允许他们再免费吃一年饭，一年后再缴费。^[53]此事件不但使特待生的精神备受打击，就是被裁的职员也“目睹里大之纷纭情况，意趣早已消沉，心绪等于死灰”^[54]。

第三，法方搞的建设项目严重浪费。1921年法方“修理校舍用去之一百数十万，至今尚无报告。”1922年又利用学潮，乘机上马许多建设项目，如修理房屋、建筑浴室，从而中饱私囊。^[55]“夫校舍为去年所砌，新人尚说其过于华丽，何用再修？学校浴室，原有大厅，尽够应用，何用再筑？”^[56]协会一面宣言节俭费用，一面又为古恒购买睡房、家具及装置电话，花费达五六千法郎。法看门住室修理费又用去千余法郎。^[57]所有这些使里昂中法大学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从1923年6月起，校中薪水均已停发，大起恐慌，法董甚至宣言只好关闭。^[58]

为了度过严重的危机，协会的法方领导人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了多次商议，从1923年到1924年先后几次从外交部暂借了共23万法郎，从而使学校避免了倒闭的厄运，并决定改组里大，提出：将里昂中法大学收归法国外交部自办，男生额减半，取消女生额数以及对于留校学生征收高额费用等，这就严重损害了中方及学生的利益，对此法国董事均赞成，但因遭到全体学生和曾仲鸣的强烈反对而未实行。^[59]

《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请愿退款兴学签名录》（共50000人）（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对于广东政府的欠款，曾仲鸣代表协会多次写信或打电报催促，“学生废学绝食，窘苦可悯，万难再事延缓”^[60]。学生也联合起来发电报或写信催款，其中一封电报云：“广州孙大总统、徐省长暨汪精卫先生鉴：款罄粮绝，乞速电汇救命。”^[61]他们哪里知道，当时陈炯明发动羊城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已自顾不暇。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里昂中法大学的经济问题，协会的中方董事李石曾、吴稚晖等力促法国尽快退还庚款。^[62]1926年法国将部分庚款退还中国，里昂中法大学得到其中15000美金，外交部通知学校“谓不能用作替代京粤之月款，但遇危急当可暂时挪扯，以资救济”^[63]。这就大大缓解了里大的经济危机。自1927年开始，里大的常年经费完全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从法国退还的庚款中拨付，每年约80万法郎以上，学校走出经济危机，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自里大1926年获庚款补助款后，法国外交部即停止向里大拨发经费。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遭受重创，战后又面临重建工作。1946年，废除了中法不平等条约后，中国停止向法国支付庚子赔款，同时中国也处于全面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无暇顾及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问题，于是学校的招生工作停顿下来。1946年录取了最后一批学生之后，里昂中法大学便不再招生。

里昂中法大学利用法国退还的庚款，培养了大量中国急需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人才。《世界日报》曾刊文称：“该校（指中法大学）学生成绩甚为优美”，“统计已得各种学位回国者五十六人，其中得博士学位者竟多至十人（姓名不具录），得硕士（学士）学位者多至十六人，得工程师学位者多至八人，其余在各大学专门毕业者多至二十二人，至已在各校考得各项证书者，其计则有三十五人，其在校中考试屡次冠曹及得银牌等奖证者，为数亦多，如方蕴之于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门学图案科，王静远之于同校雕刻科，唐学咏之于法国音乐学院，虞炳烈之于里昂建筑学校，同校同业均视为畏友，法国学界亦传为佳话云。”^[64]

从1921年至1946年期间，里昂中法大学在校学生人数每年约为80至130人，除战时5年外，每年均有15至20个学生毕业离校，同时有相同数目学生入校。^[65]到1951年停办，前后共招生近500人，除有一部分学生放弃学业或因病遣返回国外，473名学生取得了博士学位或学业文凭，他们中的大多数学成之后回国工作，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的重要力量。根据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提供的资料，兹举几例：

1905年，戴望舒出生于浙江杭县。出于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对法国文学的热爱，他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这段学习经历对于他以后的生活和文学生涯具有决定性意义。20世纪20年代末，戴望舒作为现代派诗人开始崭露头角，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篇。他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现代》杂志的创办标着他开始了文学历程中一个崭新阶段。1932年11月戴望舒来到法国。在巴黎，他与法国文坛的重要人士接触：如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现代派诗人儒勒·苏佩维埃尔（Jules Supervielle），安德烈·布雷东（André Breton）和年轻的雷诺·艾田蒲（René Etiemble）。同时，他还结识了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编、中国友人协会的代表瓦扬·古久里（Vaillant-Couturier）。戴望舒致力于向法国传播有关中国的情况，与法国左派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投入到反法西斯活动中去。1933年至1935年，戴望舒入里昂中法大学研习文学史，期间，他翻译西方作家的作品，发表在《现代》和《东方杂志》上。他翻译了《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戴望舒在法国不仅进行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戴望舒曾把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译为法文。他还与艾登伯还合作翻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1934年夏秋之交，戴望舒去到西班牙旅行，这成为后来学校将他开除的原因之一。一些右派学生告发他到西班牙的目的是参加西班牙左派的革命活动。其被开除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但事实上，一方面，里昂中法大学禁止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学生必须通过规定的考试以获得学位才能够完成学业，而戴对此不以为意，他无心为获得学分去完成大学课程，而是全心投入到翻译、学习以及对法国及其文化的认识中去。1935年回国之后，戴望舒从事编译工作和文学创作。1950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戴望舒像（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戴望舒在里昂中法大学的注册证明（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1901年7月11日，林克明出生于广东东莞一个商人家庭。他早年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英语，1920年赴法留学。1922年6月24日，他入里昂中法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并准备写作关于孔子的论文。然而，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接触到建筑学之后，他毅然放弃哲学专业，开始专心到里昂建筑工程学院进修建筑学。之后林克明又到巴黎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6个月。1926年林克明回国。他先在汕头工作两年，参与建造了汕头公共公园（现中山公园）。1928年，林克明迁居广州，设计建造了许多建筑。1932年，他首先倡导在中国大学开设建筑工程系。1945年，他在中山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1949年之后，林克明担任了多项专业和政治职务。在其众多的建筑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山图书馆（现中山文献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牌楼、东方宾馆（现东方宾馆旧楼）等。

林克明像（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林克明在里昂中法大学的注册证明（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潘玉良原名杨秀清，1894年5月22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的童年极其不幸，出生那年父亲去世，8岁时母亲又撒手人寰。13岁时她被叔父卖到安徽芜湖的一家妓院。她在那里生活了整整4年，直到遇到潘赞化才得以赎身跳出火坑。潘赞化是留学过日本的知识分子。1913年两人结为伉俪。婚后夫妻二人居住在上海。1918年，潘玉良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丈夫的支持下，潘玉良决定赴法留学。她于1921年9月到达里昂，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1923年她来到巴黎，在那里遇到了徐悲鸿（1895—1953）。她还常去听吕西安·西蒙（Lucien Simon）讲课。在巴黎，她继续进修绘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25年，她前往意大利学习油画和雕塑。1928年回国后，潘玉良在上海美术专科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任教。由于其作品在中国并不受欢迎，失望之余，潘玉良于1938年回到法国，直到1977年在巴黎逝世。她的绘画色彩生动，擅画裸体画和肖像画。她的一部分作品被保存在巴黎博物馆，大部分作品存放于安徽省博物馆。(www.xing528.com)

潘玉良像（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潘玉良在里昂中法大学的注册证明

苏雪林，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瑞安。1921年她赴法留学。她是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寄宿学生，注册时用的名字是苏梅。1921年10月3日到1925年4月22日，她先在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西方绘画与文学。在法国期间，她在里昂福尔维耶尔天主教教堂（Basilique de Fourvière）接受洗礼。1925年，苏雪林遵母命停止学业回国，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淞沪抗战爆发后，她立即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卖，用于支持抗战。在整个抗战时期，她写了不少激励抗战、怒斥日寇的文章，这些作品均收于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屠龙集》中。至今读来，仍使人有“怒发冲冠”之感。1949年，苏雪林赴香港真理学会（Catholic Truth Society）任职。次年赴巴黎进行神话学研究。之后她赴台湾，先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台南成功大学等校，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她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作为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她与左翼作家特别是鲁迅之间总是存在冲突。在她的作品《棘心》中，苏雪林回忆了她在里昂中法大学的生活，并描述了在里昂的生活。1993年，她荣获了第一届“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颁发的文学奖，她是三位得奖人之一，另外两位得奖人是巴金和冰心。可见她在海内外文学界的声望之高了。在台湾，人们尊称她为“文坛国宝”。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在台南逝世，终年102岁。台湾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主委为连战，其余均为朝野政要。《人民日报》也于4月23日刊出标题为“文坛一瑰宝 跨越两世纪 苏雪林在台辞世”的新闻稿。

苏雪林肖像（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苏雪林在里昂中法大学的注册证明（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1902年2月23日，张若名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五四运动时期，张若名与郭隆真、邓颖超等人一起组织了多个女性团体。1919年9月，她和周恩来等人一起创建了觉悟社。1920年，由于参加游行示威，反对警察逮捕学生，张若名和觉悟社其他成员被捕入狱6个月。出狱后，觉悟社的一些社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张若名于1921年1月到达法国，她一边学习法语，一边为报社写稿。1927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招收在法的中国学生，张若名通过考试，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寄读。在那里她完成了研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并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纪德对张若名的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国既能够投身政治活动又能很好地完成学业的人极少，而张若名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张若名与中法大学的同学杨坤结婚。杨坤于1921年来到里昂，师从马赛尔·莫斯（Marcel Mauss），被誉为中国民族学之父。1930年，夫妇二人归国。之后张若名就将时间全部投入到教授法国文学和将中国作品翻译为法文的工作中去。但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张若名受到迫害去世，年仅56岁。1994年，张若名的博士论文被翻译为中文，在北京出版，书名为《纪德的态度》。

张若名像（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的注册证明（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艺术家常书鸿在里昂中法大学一共生活了13年，是在校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他是满族人，1905年3月21日出生于杭州。1923年，常书鸿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染织专业毕业后留校任美术教员。1928年，常书鸿自费前往法国，11月到达里昂，考入了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编号为236。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到里昂纺织专科学校学习纺织专业，后又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并专攻油画。1932年常书鸿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肖像画和静物画，其作品多次获奖。他是首批作品被法国政府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里昂和巴黎）的中国艺术家之一。1936年回到中国之后，常书鸿先后担任过各项行政和教育界职务，并继续举办个人作品展览。1942年，常书鸿稍稍放下公务，担任国立敦煌研究中心的领导职务，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敦煌佛教石窟的研究和维护工作中去，并致力于辑录收集有关资料。在承担这些工作职责的同时，常书鸿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1994年常书鸿逝世。

常书鸿像（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常书鸿1936年于巴黎法国艺术家展览会获得金质奖章的一幅画（摄影件）（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敬隐渔，四川遂宁人，生于1901年，是家中的次子，父亲是位医生。1911年父母去世后，他被村里的神父送到了成都天主教会学校里读书。而后他又在杭州呆过一段时间，在那里结识了戴望舒和其他懂法文的朋友。1921年敬隐渔来到上海，居住在徐家汇一带，后入上海震旦大学继续学业，并和当时创造社的四川籍文人，如郭沫若、林如稷、毛一波、陈炜谟等交往频繁。敬隐渔真正引起中国文学界关注是在1924年7月，法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文豪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给他写了一封信，并被刊登在《小说月报》上。当时的罗曼·罗兰备受茅盾推崇，在中国已经享有很大的声誉，然而却是敬隐渔最先把罗曼·罗兰的文学巨著《约翰·克里斯多夫》翻译成了中文。从此他的名字总是与罗曼·罗兰紧密联系在一起。1925年年底，他离开祖国，前往欧洲。敬隐渔先到瑞士，并在那里遇见了罗曼·罗兰。敬隐渔把鲁迅的文章翻译成法语，发表在罗曼·罗兰创办的《欧罗巴》杂志上。他和鲁迅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是第一个把鲁迅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翻译成法语的人。同一时期，他还完成了亨利·巴尔布斯（Henri Barbusse）《光明》的中文译本，并编选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1929年）。1928年10月16日，敬隐渔通过了法语水平书面测试，被里昂中法大学正式录取，注册号243。后来敬隐渔染病，虽然在罗曼·罗兰的帮助下进行过治疗，但是病痛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1930年1月10日，他离开了法国。同年2月24日，他投海自尽，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里昂中法大学还有很多优秀毕业生，比如中国近代海洋学的开拓者张玺，其论文《关于普罗旺斯沿海的两栖软体动物的研究》于1931年出版，是中国海洋研究第一人。又如中国近代放射学先驱郑大章和叶蕴理。郑大章在居里夫妇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放射性矿物中镤元素稳定亲合性的论文，并于1933年出版。他回国后主持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叶蕴理于1935年发表了关于钐、钾和铷放射性的研究（流量方法）论文。她的导师是192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让·佩林。

里昂中法大学促进了法国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里昂中法大学还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里大被当地人称为“中国人堡垒”，经常有革命人士在此活动，比如邓小平、周恩来经常来里昂大学，他们的目的不是求学，而是召集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和鼓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一批学生归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证明书（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里昂中法大学教室，《里昂生活周刊》，1921年12月10日，第67期，第24页（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里昂中法大学实验室（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里昂中法大学女学生，《里昂生活周刊》，1921年12月10日，第67期，第24页（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