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里昂中法大学学生的待遇
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可分为4类，即广东大学海外部学生、本部特待生、本部免费生和本部自费生4种。广东大学海外部有51人，其补助费即由广东政府提供。本部特待生共10人，是李石曾、汪精卫和吴稚晖从国内各地招考的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两类学生除免纳学费、膳食费和医药费外，往来川资均由学校供给。学校还给每人每月补贴100法郎。本部免费生共10人，也是根据招考成绩所定，免纳学、膳、医药各费，其余均为自费生，学校规定自费生的往来川资自理，男生年纳膳食费1000法郎，女生年纳膳食费750法郎。虽名为自费，但所交学膳费比在外面食宿价格要低数倍，而且所有学生将来升入法国各大学或各专门学校，学费概归学校代付，但特别试验费和书籍讲义费自理。[24]同是中国学生，由于省籍不同，在待遇上产生了极大差别，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局面。学生来法前是不可能知道存在这些差别的，但是当他们在学校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问题便会发生。
2.自费生的欠费及斗争
在里昂中法大学25年的校史中，一直困扰学校的就是经费问题。部分学校经费是由中国一些地方负担的，但是这部分经费总是不能按时到账。学校的经费也因此受制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结果造成有些学年简化活动、缩减学生数量甚至停止招生。特别是自费生的欠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各方。
绝大多数自费生都交了第一年的学、膳费用，但是到1922年，中国战乱频繁、经济凋敝，特别是许多来自战乱较多的南方诸省的自费生，经济来源大受影响，有的甚至与家庭失去了联系，生活陷入困境。自费生认为大家同来自中国，但有的是免费生、特待生，有的是自费生，这是不平等的，学校的现状是与法国崇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相违背的，所以要求学校也对自费生全部免费，自费生结队闹往协会。对于自费生的行为，吴稚晖认为“又想拖欠饭钱，不肯交出，公然直接交涉，要求免费，真使人头痛短气。……争钱的勇气百倍于争学的勇气。”在招生考试之前，对于自费生须缴纳的费用“预先有说明书，说得明明白白。愿者可以上钩，不愿尽可不投考”[25]。自费生来法留学均是自身所情愿，无所谓不平等。结果有21位自费生对吴稚晖采取强硬措施，将其锁闭室内，拍桌打椅，肆口辱骂，威逼其同意。吴稚晖十分气愤，带着家眷离校出走，绕道英国返回到祖国。自费生们又写了几篇宣言寄回国内各大报纸发表，署名者共28人，说把吴稚晖从他创立的大学赶跑了，自誉为“二十八宿闹天宫”。吴稚晖因之备受国内舆论攻击，愤然在1923年1月31日的北京《晨报》上发表了“自讣”声明：“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公开宣告自己已经过世，希望社会舆论别再为此事纠缠他了。这些学生在吴稚晖走后，便将其房中家具什物搬徙一空，副校长褚民谊稍加阻止，竟遭学生殴打，主张正义的同学出面开会，维持秩序，“彼等竟手持武器，禁止集会，同学容忍为怀，只得任之，不与抵抗”[26]。褚民谊被打后，看到事情非常棘手，也黯然回国，一走了之。
此事件对学校影响深远。首先，在校务管理上，学潮使中方正副校长先后离校回国，中方从此基本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法方占据了优势。根据中法大学协会章程，“教授之延聘、课程之分配、校务之管理，按诸所定合同，应归中国校长处置之”[27]。中法大学协会借口校务无人主持，竟派法人古恒代理校长职务。中方只剩下秘书长曾钟鸣勉为维持，他不但管理里大学生事务，还要兼管其他留法及留学比利时等国的官费生事务，所以“每日离床直至就寝，或写函或办请费公文，或接客，无略刻余暇，精神上极度痛苦，身体上亦极疲乏，故指望能早日离此。”法方与曾仲鸣摩擦不断，“法人步步侵权”。曾仲鸣认为“不可只由法人独断”。有一次他对协会中法人说：“要对你们协会的法人明白表示，你们若只要一个翻译或一个人替你们传命令、贴通告，不特我不愿在此只做这些事，就是里大的中国发起人亦不愿我在此只做这些事”。[28]所以曾仲鸣向法人及学生方面表示要坚决辞职，两方面均极力挽留，但终因无人来替代，曾仲鸣一直维持到1925年5月，才被刘厚所取代。
其次，加重了学校的经济危机。事件发生后，全体自费生拒绝再缴纳学、膳费，至1924年10月，在校交费生44人已欠费64152法郎。从1925年9月30日起，法郎大幅度贬值，致使物价飞腾，注册费用翻了一番。取暖费、办公费等大幅增加。再加上北京和广东拖欠应给里大的经费，尤其广东方面拖欠一年又数月之久，到1925年，其欠债总额达到了669581.85法郎。所有这些使学校陷入面临倒闭的困境。
当时里大的秘书长曾仲鸣以极大的毅力主持学校工作。曾仲鸣1896年生于福州。幼年丧父，由母亲和长兄教养成人。三姐曾醒18岁时嫁到方家，不久夫亡守寡，与方家七姑娘君瑛同往日本留学。在日本，方君瑛和曾醒一起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她们姑嫂为人正直，深受孙中山器重。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响应，清帝退位，建立民国。方君瑛与曾醒不愿做官，于是曾醒带其16岁的十弟仲鸣、君瑛带其14岁的十一妹君璧到法国留学，同行还有新婚革命同志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当时，蔡元培、李石曾等居住在巴黎以南的蒙塔日城（Montargis），曾、方、汪三家也在蒙城住下。曾仲鸣和方君璧寄读当地中学，周末回家后，即在蔡元培和汪精卫教导下学习中文，除熟读古文之外，还练书法、作诗词。中学毕业后，曾仲鸣学文学。方君璧则进巴黎美院学画。两人日久生情，最终在法国结婚。曾仲鸣自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创校之始即担任秘书长，为校务周旋于中国学生与里昂市当局之间。(www.xing528.com)
1925年，曾仲鸣给北京中法大学写信催缴欠款，“你们已经拖欠3个月的应付款，而广东方面无任何消息，里大的剩余款只够用2周，如果我们短期内不能收到应得钱款，将从12月开始断水、断电、断炊，那么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其结果将是悲剧性的。我希望你们慎重考虑。”[29]同时协会对于欠费学生“五日一索，十日一责让”。甚至“以遣送回国相威吓”。而且“古恒君时以欠膳费为名，不代缴学费，但允缴清膳费时，得将各自所垫学费退还”。[30]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里大规定，学生在“入校时必有一殷实可靠之人或商店出保证书，如有拖欠应纳之费，本校经费支绌，无从垫借，唯有
将该生送回，其所欠之费及送回川费，均向保证人收取。”[31]此时里大认为中国官方所保证的款项尚不能按时足量支付，学生家属的担保更不可信，所以并没有追究欠费生担保人的责任。对于所有欠费生，里大规定其被遣返回国时一律给四等舱船票一张。自费生的这次斗争不仅直接关系到中方和法方在学校管理上的权力分配，改变了中法双方对学校的平等管理模式，还加重了里昂中法大学的财政危机。
《和平的中国》，曾仲鸣编译
3.停招自费生
北京中法大学的校领导逐渐认识到了对学生统一待遇的必要性。“我们应该统一里大内部的规章制度，现在学生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平等的，其类别有特待生、免费生和自费生，在一个学校有多种受到不同待遇的学生，结果导致学生的不满，该付费的学生也不付费了，所以主张里大以后不再招收自费生。”[32]并且北京中法大学做出不再派自费生的保证：“我们很了解我们学校的那些自费生给你们带来的困难，今后我们将不再往里大派遣自费生，除非学生提前支付给我们在里大的膳食费和学费，然后我们再转交给你们。”[33]北京中法大学研究出一个有关招生的草案，交给居里学院院长李麟玉带往法国，和里大法方领导直接商谈招生问题。经过协商，制订了新规章制度，其中规定：“今后北京中法大学只有获奖学金者才能到里昂中法大学深造，在校免费食宿。根据规定，他们的留学费用由里大支付。”[34]新招生章程获得了法国政府和广东方面的同意，从此里大不再招收自费生。
里大学生每年都有因为各种情况需要遣返回国的，遣返费用高昂，曾经成为长期困扰里大的难题，下面就对此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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