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法教育交流：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立

里昂中法大学是近代中法教育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吴稚晖等提倡移设大学于国外目标的实现。吴稚晖（1865—1953），原名吴朓，笔名燃、燃料、夷等，汉族，江苏省常州武进县雪堰桥乡人，近代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家、教育家、篆书名家。他学贯中西，生活淡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20世纪“世界100个文化名人”之一。历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891年中举。1901年春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2年5月任上海爱国学社教员。1903年在《苏报》上刊文鼓吹革命，后因《苏报》案，被迫流亡英国。1905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他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广印书报，鼓吹革命。他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吹实现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强权、军队、法律，消灭阶级、去国界、毁政府，众生一切平等，人我无界，怡怡然四海如春。

民国建立后，吴稚晖就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以及教育目的、方针、作用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参与发起俭学会及创立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倡导、组织青少年赴法勤工俭学。1917年，他在《中华新报》上开辟专栏“腓庵客座谈话”，用问答体介绍留学欧洲应具备的知识和外国风俗见闻。1918年底，吴稚晖发表了《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从理由、益处、经费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其在海外创办中国大学的思想主张，“海外中国大学者，将中国大学暂设于海外，即何处拟设大学，仓猝欲筹备完全，而环境与教团，两缺其适当者，乃暂时借海外适当之处开办，视之如在国中同。迨至开办若干年，筹备略齐整，教团亦组织粗完，遂并可迁之教具及已成之校风，完全迁移于自国应设之地点。”因为国内的社会环境太差了，“如社会凶暴、惰懒、秽恶等之现象，触目皆是。加之以下等游戏之场，亲朋淫博之习，皆令今日内国之大学生，平添一层防治之辛苦。”并且，“在内国大学，因洋教员之有名无实，则不敢请；而留学生之上等有能力者，又不可多得”。^[18]所以，在海外设立中国大学既可使学校避免受国内种种政潮、学潮之影响，又可以利用外国先进的师资和教学资源。吴稚晖此议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蔡元培、李石曾等更是着手将其付诸实践。

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产物，以退还庚款办学则是美、英、日等国采取的对中国未来施加影响的一项政策。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退还中国，支持中国建立了清华大学，资助大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既改善了中美关系，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又扩大了美国的文化影响，从中谋求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一些旅欧教育界人士，有鉴于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创办清华大学，并资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先例，知道以无条件、无组织的空口请愿难以获得实际退款，所以他们一方面向有关国家交涉退还庚款事宜，一方面选送学生到欧洲留学。蔡元培、李石曾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赔款部成员，负责与法国和比利时商谈退还庚款事宜。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李石曾乘机就法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进行活动。当时中国应付法国的赔款尚有4亿法郎，如果按照美国的做法，退还一半，也是一笔巨款。李石曾让陆子欣介绍他去见法国教育总长兼议员奥拉拿（A.Hannarat），劝说法国政府把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在中国教育上。奥拉拿表示赞同，并让李石曾先做一个详细的计划书。奥拉拿向法国外交总长说明情况，法国外交部长回信，同意将退还的庚款用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但称须征得财政部的支持。随后奥拿拉和另外一些议员如穆岱、达斯等于1920年6月18日向议会提出把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议案。当时法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百废待兴，财政拮据，又处于中国庚子赔款的停付期内，要法国政府退还中国过去支付的庚子赔款有很大困难，事情便搁置起来。不久李石曾去拜见议员穆岱，恰遇刚从中国游历归来的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朋，儒朋表示：“倘在里昂有什么教育上的计划，我当尽力帮忙，君可详细告我”。这时李石曾、汪精卫收到蔡元培、吴稚晖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若法国政府怀疑中国得了退还的赔款不用在教育上，何不将退还的庚款在巴黎设一所规模较大的中国大学，这样既便于法国对庚款用途的监督，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将有一个新发展。李石曾深受启发，立即到里昂与里昂大学校长儒朋、法国议员穆岱和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J.Lépine）见面，提出中方不要等法国退还赔款后再在法国筹建中国大学，因为“退还赔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恐怕候款太久，建设中国大学之事，反至无形消灭。不若先得一校舍，由中法分担小款，办了一个雏形，可促成赔款的退还”^[19]。里昂大学校长儒朋表示同意，并使该提议在里昂大学评议会上获得通过，决定这所中国大学将来由里昂大学扶助，并向里昂市政府请求提供房屋，作为中国大学的校舍。

中法大学何以选址里昂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两个重要的里昂国会议员功不可没：莫里斯·穆岱（Marius Moutet，1876—1968）和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前者是华法教育会的副主席，后者是里昂市市长。他们两人都非常关注新生的中华民国发生的一切，以及中国学生在法国学习的情况。毫无疑问，他们深受中国和法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影响，这与两国几个世纪以来长久的宗教和商业交往是联系在一起的——里昂通常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里昂在教育方面的巨大优势：它拥有一所大学和多所专科学院，并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另外，比起巴黎来，里昂的政治空气要少很多火药味。中法大学拒绝一切和学习无关的活动。

赫里欧提供三处地方让李石曾选择，一处是兵房，一处为教会学校旧址，另一处是空地。中国方面派张溥泉和褚民谊去考察。褚民谊，字重行，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人，他的父亲褚吉田是当时著名的医生。褚民谊于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1906年随张静江（1887—1950）赴法国，途经新加坡时加入同盟会。褚民谊到达巴黎之后，很快就和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投入到出版事业中，先后创办《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抨击中国的封建制度。1911年回国和陈舜贞结婚。而后频繁往来于中法之间，1915年至1919年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医学，后于1924年取得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褚民谊肖像（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褚民谊亲笔题赠的博士论文《兔阴期变论》，斯特拉斯堡，1924年（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1920年，褚民谊和张溥泉经过考察后，选中了兵房，即圣·伊雷内堡（Fort St.Irénée），它是普法战争时修建的堡垒，占地200多亩，“昔为碧眼将军的天险，今借做黄面书生的课斋”。堡内有罗马古墙三堵，是里昂重要的名胜古迹。堡内有十分之三作中国的海外大学已绰绰有余，其余地方被市民开垦为了菜地。一座兵房是约16开间的四层大楼，可改为8个教室和60多个宿舍，每个宿舍可住4人，共可住250多人。堡南端有七开间的两层楼一座，过去为司令部，今把二楼改为图书室，一楼改为礼堂。过去的元帅府为九开间三层大楼，现改为教工和女生宿舍，能容纳100多人。堡角与堡墙处有大量原为营房、更房、兵库、地窖的单个房间，可作为打字室、校役室、洗衣房等。堡东北有面积约三四亩的平地可作为操场或是球场。堡墙之间的战壕很长，如果填平后隔开可做20多个网球场。大门右边有花园。1921年1月，法国政府将里昂闲置的圣·伊雷内堡兵营以每年1法郎的象征性收费租让给了中国，用作校舍。但是改造费用需要中方来筹措，李石曾去拜会在法国尼斯休假的陆征祥，陆答应中国政府出常年费10万法郎。李石曾将陆的承诺告诉了里昂的法国朋友，他们很欢喜，也答应劝说法国政府出同样数额的费用。按当时俭学办法计算，20万法郎只能招四五十人，况且还要对兵营堡垒进行改造，购买书籍、教具等，而这些费用仍无着落，李石曾不得不回国想办法。1920年3月，李石曾曾赴北京，动员北大在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内设北京大学海外部，但遭北大评议会否决。8月张弧从侨工局拨出10万法郎赞助海外部。蔡元培和李石曾也代借10万法郎汇往法国，并在北大临时费内报销。李石曾和蔡元培又请徐世昌把每年拨款10万法郎的提议交北京国务会议讨论，于11月9日获得通过。1920年10月4日，吴稚晖向陈炯明建议，广东政府每年拨款8万银元作为选派粤籍学生100人到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的经费，陈炯明批准了这个建议。

当时广东政府正筹划用“关余”（约260万银元）创建西南大学。李石曾、吴稚晖赴上海拜见孙中山，得到孙的支持。1921年2月19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赶赴广州，持孙中山函见岑春煊、伍廷芳两位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允拨开办费30万银元，赞助创设里昂中法大学。26日，军政府政务会通过“西南大学大纲”，其中规定：“本大学设本部于上海，酌设分部于海外”，并增聘吴稚晖、李石曾为海外部筹备员，核定100万银元创办费，其中20万银元用于海外部；年度经费每年70余万银元，其中20万拨至里昂。^[20]3日后，汪精卫、李石曾领到开办费港币15万元，存入银行备用。不幸西南大学后来引发校址之争，而专款又充作了军费，竟半途而废，原定里昂中法大学的年度经费也就无从着落了。(www.xing528.com)

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在国内多方奔波后，凑齐了开办费和常年经费。耗资100多万法郎，历经一年的时间，才将圣·伊雷内堡由军用堡垒改造成了学校。1927年7月8日，蔡元培（代表中方）与里昂大学校长儒朋（代表法方）签订《里昂大学与中国大学联合会协定》、《中法大学协会章程》和《里昂中法大学组织条例》等三个文件。吴稚晖、李石曾等考虑到在法国建立高等学校手续极其复杂，但是依照法国1901年协会法的规定，成立一个非营利性协会则比较容易，而且法国对协会的名称也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在同一天，他们正式注册成立了中法大学协会，钻了法国政策的空子，以协会的名义建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学。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口门框上写的是：“UNIVERSID DE LYON”，意为里昂大学。

里昂中法大学男生宿舍（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里昂中法大学女生宿舍（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里昂中法大学图书资料室收藏丰富，拥有几千册典籍和几百种期刊，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实用医学与社会学，还有文学与艺术。里昂中法大学图书资料室的最大特点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中文资料。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除去少数以中国为论文主题的学生——其实是不需要这些中文藏书的。那么为什么学校还要花大量的金钱去购置数千册中文书籍，去订购大量的中文杂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顾当时身在里昂的中国青年的特殊情况。远离祖国，身处信息流通缓慢的年代，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形势又极其混乱，因此对于这些青年来说，阅读中文书就是生活不可缺少的食粮，什么方面的书都一样，不管是关于诸子百家的线装书，或是现代的文学作品，又或是关于中国时事的杂志。其中的很多中文资料都是中国学生在离开里昂的时候赠送给学校的。吴稚晖也向图书室捐赠了自己的藏书。1926年到1937年，熊光楚一直担任中法大学图书室管理员，主要负责中文书库。

根据中法双方达成的协议，里昂中法大学为中国学生提供食宿，并开设法语补习课程。凡在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即可进入里昂大学所属的文科、法科、理科和医科等4个学院和制革、工业、建筑、美术、音乐、商业、农业、兽医、制丝、纺织、化工等12个高等专门学校学习，利用里昂大学的教学资源完成学业。以上各个学院和学校，除兽医设在郊外外，其他都在里昂市内。所以从这方面来说，里昂中法大学即是里昂大学。在大量的信件和档案中，后来所称的“里昂中法大学”常见的名称是“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因为按照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筹建者的计划，除了中国各大学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学习外，国内各大学还可以出钱资助本校学生到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学习，可把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当作本大学的海外部，如里昂西南大学海外部、里昂广东大学海外部、里昂北京大学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等，也就是说，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是中国境内各大学海外部的集合体。^[21]“中国学生要学的大学程度的知识，或已经得到中国大学知识的人，要研究比中国大学较高的知识，往往跑到海外，这也就是设在海外能够符他愿望的去处，故叫做海外部。”^[22]中法大学协会有会长两人，中方为蔡元培，法方为雷宾，吴稚晖和褚民谊则被推为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和副校长。法人古恒任中法大学协会代表，此外有书记若干人，法国会计1人。随后，分别在上海、北京、广州举行招生考试，北京和上海的考试分别由李石曾和吴稚晖主持，广州的考试则由广东革命政府教育厅主持。^[23]共录取127人，由吴稚晖率领赴法，于1921年10月10日开学。学校的管理由中法双方共同负责，资金也由中方和法方共同筹集。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除从国内招收的127名以外，还在法国专设考场，从勤工俭学生中招收了15人，共计142人。

由于一战后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法勤工俭学生生活困难，连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都不能满足。加上勤工俭学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些提供帮助和补贴的组织，如华法教育会等，都日显无力。勤工俭学生分别在1921年1月、6月和8月发动了三次重要的政治运动，要求得到物资补助，责骂中国政府的无能和软弱，这些运动导致当局不再发给中国学生生活费。勤工俭学生听说要在里昂创立中法大学，而创立者正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主要发起者李石曾和吴稚晖。得知这个消息后，学生们都希望可以免试入学。他们认为这是脱离困境的唯一可行办法。然而事与愿违，1921年夏，里昂中法大学明确提出只在中国国内进行考试和招生。也就是说，拒绝接受那些已经在法国的学生。1921年6月6日，300名勤工俭学学生联名上书蔡元培和陈箓，就此事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学生们听说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不久将带领第一批从中国选拔来的学生到达里昂，于是决定组成代表团赴里昂，他们从巴黎出发，途经蒙塔日市（Montargis）、乐魁索、圣·夏蒙（Saint-Chamond），到达里昂后，要求住在圣·伊雷内堡（Fort Saint-Irénée）的里昂中法大学校园里，等待校长的到来。现在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由里昂中法大学接收这些勤工俭学生，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为了夺回被勤工俭学生占领的圣·伊雷内堡，法国出动警察进行干预，把勤工俭学生关到蒙吕克城堡（Fort Montluc）的监狱里，以表明法方拒绝妥协的决心。吴稚晖校长见到部分学生代表之后，试图通过接收约20个勤工俭学学生来缓和事态。但是法国校方态度强硬，坚持要把这件事交给法国政府处理。在这期间来到里昂的中国学生也发出呼吁，反对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勤工俭学生回国。最后被驱逐的命运还是降临到了被关在蒙吕克城堡里的104名学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们被警察送到布尔图火车站（Gare des Brotteaux），然后在马赛被送上了保罗·勒卡号，离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就是在这么激烈的冲突中开学了。

以《在狱中》为题的新闻稿（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建校之初，学校有将近一半的自费生，但为何在1927年之后，学校却明令禁止再招收自费生呢？以往研究多忽视这一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大量中法文有关来往信件，对自费生的存废及影响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