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中法教育交流的商榷

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从不同目的及立场出发，甚至怀着对法国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憎恨，那么在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行研究时，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及作出的结论，或者与历史真实有出入，或者在研究者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和问题。

1.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失工失学的人数问题

田正平主编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其中说：“已经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事实上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有8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做工不得、求学无门，甚至连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5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李明欢^[52]和李喜所^[53]等。这几位研究者显然夸大了1920年勤工俭学生所遭遇的困境。80%以上的人无工可做、无学校可读，甚至连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勤工俭学运动确实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糟，证据有四：（一）根据华法教育会学生管理事务部1920年11月的报告书，截至当年10月，到法学生共计1414名，其中送入学校579名，送入工厂498名，死亡失踪7名，住院8名，中途回国者13名，转学他国者14名，声明脱离关系者41名，服务基督教青年会者18名，因打斗伤人被羁押者11人，剩下220余人加上后来失工失学者，则处于流离失所、等待救济中。^[54]（二）根据“留法勤工俭学生所在学校及人数调查表”统计，1920年暑假，共有600多名勤工俭学生进学校学习。^[55]（三）根据华法教育会统计，1920年年底，勤工俭学生进入法国的“工业实习学校27人，电气学校3人，农业实习学校7人，高等农业学校8人，无线电学校21人，中学校522人，造纸学校2人，医学校2人，飞机学校3人，巴黎大学4人”^[56]。也就是说，1920年年底，共有599名勤工俭学生入校就读。（四）1920年，华法教育会每天发给失学失工的勤工俭学生5法郎的生活费，去领款的约200人。^[57]所以，笔者认为，在1920年最困难时，大约有200名左右的勤工俭学生失工失学，而1920年10月勤工俭学生总数1414人，其失工失学人数仅占总数的1/7（若按陈箓给国内的电报，当时在法国有勤工俭学生1600多名，其失工失学人数仅占总数的1/8）。时人吴稚晖也曾说过：“可以崇拜这回勤工生的程度，比如你有16个儿子，一同出去了，只有2个不能自了，你做父亲的还不满意？”^[58]

2.勤工俭学生就学人数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来看，在1920年，勤工俭学生总数1414人，就学的人数不足总数的一半，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得出结论：有超过50%的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始终没有进入学校学习过就错了，因为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学习的特点就是勤工与俭学交替进行，在校时断时续。例如：聂荣臻从1920年6月起到工厂做工，有了少量积蓄后，于当年的秋天进入胡乃尔中学学习。等到了年底积蓄将用完的时候，又找工厂去做工。“手头有钱，就进学校；钱花光了，又赶快做工。这样反反复复，做工，读书，就是我们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特点。”^[59]有研究者做过这样的统计：在1894名学生中，除581人受教育情况不详外，其余1313名学生都曾入过法国的大、中学校，有的甚至进过三所、四所、五所学校。^[60]

因为人数众多，统计每一个勤工俭学生入校情况不现实，再者，该研究者也没有公布每一个人入学的证据，所以笔者对其统计数字的可靠性存有异议，但是对该研究者的结论，即多数勤工俭学生都进过法国的学校，是完全赞成的。进而，我们可以推断：不管时间长短，几乎所有的勤工俭学生都在法国进过学校，也都有工作的经历。刚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除部分熟悉技艺、身无分文、急需觅工者外，华法教育会将大多数人安排入中学，少数入大学。这些学校遍布法国全境，主要有：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市政建筑学校、南锡农学院、格勒诺布尔电机工程学院、格勒诺布尔大学、里昂大学、巴黎大学、穆兰邦维尔国立中学、马赛国立中学、旺多姆国立中学、里昂迪帕克国立中学、奥布河畔巴尔中学、巴耶中学、博纳中学、布吕埃尔中学、加纳中学、贡比涅中学、孔福朗中学、科斯纳中学、弗莱尔中学、托内尔男子中学、蒙塔尔纪中学、蒙特利马尔中学、让涅尔学校、东部纺织专门学校（厄比纳尔）、埃夫克实用工商学校、索米尔工业学校、卡巴尼中学和实用工业学校（布里夫）、里舍利厄学校、沙多居里中学、瓦洛涅中学、瓦西中学等。入中学的勤工俭学生，一般都被编成专门班，住在校内，有专门的宿舍，按照法国中学的作息制度，接受严格的管理，单独授课，主要学习法语。一些法文较好的学生也可插入其他班级，随班听课，学习法语和其他文化知识。有的学生为尽快掌握法语，住在法国人家里。他们一面等待就业机会，一面学习法语，补足必备的文化知识，为升入大学作准备。^[61]

3.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旅费问题(www.xing528.com)

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Fleuriau）于1921年12月19日致函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Briand）称：“我很惊讶地获悉，由我们的协济会每人每日发放5法郎艰难维持生存的150名中国学生，居然能找到办法支付去里昂的昂贵旅费，以便在那里进行我无法解释的游行。去里昂的费用大约是8000法郎，这是由中国驻巴黎公使提供给学生的，他引导他们前往里昂。”^[62]他所说的就是1921年9月，勤工俭学生去里昂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姑且不按他说的150名学生，我们就按最后遣返的104名来计算，每人8000法郎，共需要832000法郎，这对每天领5法郎维持生活的勤工俭学生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学生是如何筹措到这笔巨款，确实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但决不会是由中国驻法公使提供给学生的。当时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对勤工俭学生是又恨又怕，想引导学生去里昂中法大学闹事，趁机一网打尽，把勤工俭学生赶回中国去，省得他们常来大使馆闹事，所以他是有可能怂恿学生去里昂的。陈泽孚在《留法勤工俭学若干情况》中称：“陈箓一面怂恿学生进行占领里大，一面又向法国政府建议，请将此批不稳的学生，加以拘禁，然后遣送回国。”^[63]但他是心有余而财力不足，其吝啬程度从下面史料可知：1921年2月，27名勤工俭学生去中国驻法公使馆闹事，为了维持秩序，2月初到中旬，每日由公使馆发给每位学生5法郎。一日，又来学生数十人索食，势颇汹汹，临时分给面包，始免暴动。陈箓才垫借了27个学生不足半个月的食费，发给了数十个学生面包，总共仅从腰包里掏了1500法郎，他就“已直跳起来，骇的走投无路”。陈箓急忙先后向国内发了两个电报，长篇大论陈述他向学生分发月费和面包的经过，呼吁把全部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他两个电报，却打去了500字，花去1500法郎。毕竟电报可以报销，而学生的面包报上去，部里要驳回的。”^[64]由此可见，由陈箓向学生提供832000法郎是不可能的。笔者遍查当时的档案和资料，确实找到了陈箓给勤工俭学生的一笔款项：“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因留法学生困窘异常，特在巴黎三佛利银行代借三万法郎以资救济，并致电教部，请速汇还。昨日教部已据电咨达财部迅速照拨，并电复陈氏，称财部拨款到后即行起汇云。”^[65]但时间是6年之后的1927年，款数才30000法郎，只是勤工俭学生旅费的一个零头。从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信中的语气来看，他也是推测的。其实，当时有些勤工俭学生的工作收入尚可，“我们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可以获得10—20个法郎的工资，在星期天或节假日上班，还可以得到双工资。这样每做一天工，就大约可以维持三天的生活”^[66]。所以估计这一笔资金还是来自勤工俭学生做工所积攒下的钱。

4.关于勤工俭学生与里昂中法大学的关系

里昂中法大学的诞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使得在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认为勤工俭学运动是失败的。勤工俭学运动遇到困难，促使其领袖者去思索另一个替代办法，也就是说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赋予在法留学运动一个更固定、更有效的形式，由此产生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想法。很多研究者为了赋予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更多的意义，说里昂中法大学是用法国退还中国的庚款建立起来的，如：“里昂中法大学实际是由国民政府利用法国归还的庚子赔款和专款办起来的。”^[67]“利用法国退回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法国建立一所大学，以解决滞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入学问题。”^[68]实际上，里昂中法大学建立的时间是1921年，法国退还中国庚款的时间是1926年，怎么能谈得上里昂中法大学是靠庚款建立的呢？至于两者的关系和里昂中法大学的详细情况，后面有详细介绍。

5.关于1921年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事件后，勤工俭学生被遣返的人数问题

田正平在《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中说，1921年，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事件后，“500名留法勤工俭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69]。但是，有很多史料表明，只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李立三亲自参加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他在《对世炎的回忆》中称，有104人被遣送回国。^[70]江泽民（即江克明）在《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中称：“最后把104位学生代表看作‘过激派’，加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形同囚犯一样，于是年10月中旬被法军警押送马赛，强迫上船遣送回国。”^[71]秋羊在《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陈毅同志》中是这样记载的：“那一次只集合了106人”，“陈箓勾结了法政府，说这些闹事的学生全是‘布尔什维克’，于是派了大批里昂警察来逮捕我们。来的时候恰巧我们正在开会，于是没有一人例外，全部被捕。”“法国人小心，竟使用两个警察押一个人的稳妥办法，使我们无法脱逃，终于把104人押上船遣送回国”。^[72]所以应该是104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事件失败后，许多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改良主义方案的勤工俭学生，先后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