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教育交流：勤工俭学运动与中国革命的成果

周恩来、邓小平、刘伯坚、赵世炎、李维汉、傅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跻身于留法勤工俭学大军中，并成为中坚和先锋。他们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都建立了旅欧党团组织，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开展了革命斗争。大批青年在斗争中走上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为中国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必将名垂史册，彪炳千秋！

1.周恩来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周恩来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在严修的资助下赴法。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到了巴黎。严格来说，周恩来去法国不是为了勤工俭学，他极少去做工，主要就是为了领导勤工俭学生搞革命，可说是职业革命家。因为他有严修赠给的500元，又有大律师刘崇佑资助的500元，再加上报社给的稿费，周恩来在法国的生活比较宽裕。他最初住在郊区，后来搬到了巴黎戈德弗鲁瓦（BLOIS）街17号（现改为15号）的海王星旅馆。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周恩来白天做社会调查，晚上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内容除涉及勤工俭学运动外，还涉及协约国对德态度、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欧洲对苏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希腊问题、英法分歧问题、西里西亚问题、华盛顿会议和日本的地位、苏俄的旱灾、劳工的处境、各种大罢工情况、欧洲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等等。他的文章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笔锋辛辣尖锐，深受读者欢迎。在法国，周恩来与后来成为越共领导人的胡志明成为好友。周恩来后来谈道：“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1924年7月下旬，已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恩来离开了巴黎。6个月后，法国警察在一份缉获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中发现了周恩来的名字，因此决定调查他。他们除了知道周恩来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之外，其他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把他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的行动足足晚了6个月。今天，在戈德弗鲁瓦街周恩来住过的小旅馆乳白色的外墙上，有一块绿色大理石纪念牌，上面镶嵌着铜质的周恩来头像。头像下刻有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周恩来”3个中文金字，并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898—1976，1922年至1924年在法国期间住在这所房子里”。

2.邓小平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邓小平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和外交家，1920年10月至1926年1月，他曾到法国勤工俭学。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5岁进私塾发蒙，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年8月27日，刚刚过完16岁生日的邓小平，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告别家乡，准备赴法。邓小平为勤工俭学自费生，由工商界捐款资助100元，自筹200元。9月11日，邓小平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历时39天，在10月19日到达法国马赛。从此他经历了一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艰苦历程。正如德国作家乌里·弗朗兹（Uli Franz）在其所著《邓小平传》中所说的：“如果他没有作为一个外国劳工在法国经受非人的生活环境，没有这段悲苦的经历，他将不可能成为邓小平”。

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的工卡。登记日期为1925年11月6日（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进入法国北部的巴耶中学学习。据法国媒体报道，在邓小平逝世的1997年，巴耶中学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学生生活费用单据，上面有19个中国学生的姓名，右边是工整的繁体汉字，左边是外文拼音，其中第18位是“邓希贤”，即邓小平当时用的名字。在这张表格上开列了1921年3月学校每位勤工俭学生交纳的生活费用清单，邓小平花费数额是18.65法郎，是最节俭的一个。我们试着算一下，邓小平出发时有300元，船费花100元，路上食宿用50元，剩下150元，在巴耶中学每月花费至少40元。所以他最多能在巴耶中学支撑4个月。实际上，邓小平居然坚持了近5个月，1921年3月13日，他被赶出学校。邓小平准备勤工挣学费，但没想到，此次离开校门，后来他就再也没有迈进法国学校的大门。他先是来到设于科隆市的“华侨协社”，它是旅法华人的公共服务机关，成立于1919年8月31日。勤工俭学生初到法国时，多集于此候工候学。在旅法同胞的帮助下，邓小平找到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到位于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76年以后，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使用过的工作证件亲手交给江泽民同志，并说：“我仔细地找过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在这张字迹模糊的登记卡上，我们看到：邓小平当时的工种是轧钢工，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编号是07396，日工资是6.6法郎。工厂对邓小平的能力评价为“良好”，品行一栏写着“好”。邓小平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轧钢工的工作是“拉红铁”，要求戴上石棉手套，将火红的钢材拉出来轧成板，再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工人们每周要在40℃以上的高温车间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劳动强度极大，又非常危险，这对不足17岁、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是多么严峻的考验！在这里他后来做散工：运煤、搬钢板和推铁屑等。长时间的繁重工作对邓小平的打击非常大。他本来活跃乐观，现在却变得沉默寡言、思虑重重。不久他就辞职，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在巴黎运河边上的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工厂工作。“工种”是“扎花工”，就是用薄纱和绸子做花，然后把花扎在一根铁丝上。这种工作的所得仍旧很少，每天才能挣两个多法郎。两星期后，工厂的一批订货做完了，邓小平和同学们便被工厂解雇，又回到了失业大军的行列中。邓小平的第三份工作是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当制鞋工，加工防雨用的套鞋。每星期工作54个小时。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哈金森木鞋部工作，不光是凭体力就成的，还需要相当的技巧，所以最需要机灵而受教育的工人。”

邓小平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工厂档案，档案上的信息译为中文为：姓名：邓希贤，进厂编号：5370，出生日期：1904年7月12日，入厂日期：1923年2月2日，离厂日期：1923年3月7日，车间：鞋业部（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后来，邓小平又陆续做过机车的司炉工，餐馆里的厨房帮手及清洁工等。他生活艰苦，劳动繁重，食无常饱，颠沛流离。邓小平曾回忆说：自己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亲自体验了劳动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境遇。他出国时所抱的“勤工俭学”的梦想最终破灭了。在周恩来的影响和带领下，他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先后组织参加了“二·二八”示威请愿运动、拒绝借款运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运动、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运动和“五卅”声援运动。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时期朝夕相处，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邓小平后来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40]由于邓小平是“五卅”声援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从1925年6月起，他成为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其相关情况频繁出现在法国警察局的档案之中，不得不搬到雷诺汽车厂附近的卡斯特雅街一家旅馆内。在该旅馆的5号房间，他和傅钟、杨品荪住在一起。当时法国警察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和邓小平住在一起的有他的两个同胞，这两个人似乎同他有着共同的政治观点。邓外出时，他们总是陪着他。”1926年1月7日，为免遭不测，邓小平、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20人离开了巴黎，结束了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向着久已向往的苏联出发了。到苏联后，邓小平先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就在邓小平等离开巴黎几个小时之后，一批法国警察闯进了卡斯特雅街这家旅馆内，直奔邓小平等住过的5号客房。他们在房间中发现了油印机、印刷纸及“大量的共产党的中、法文宣传小册子，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等，还有一些中文和俄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共刊物《前进报》”。警察局在搜查报告中写道：“这些人似乎感到自己已被怀疑，就仓促出走了。”10天之后，巴黎有关当局签署了驱逐邓小平、傅钟等人出境的命令，并注上“有待通知”的字样。但是它永远不会通知到被驱逐者本人了。

在法国生活5年多，邓小平由一个天真纯朴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5年的时光，决定了邓小平一生的命运。邓小平对那段生活曾有这样的回忆：“我在法国的5年2个月期间，先后做工约4年左右。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41]通过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看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认识了留学的必要。1978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邓小平的指示开启了中国留学运动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资本论》，马克思著，莫里托（J.Molitor）译，巴黎，1930年，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共产主义ABC》，尼·布哈林著，巴黎，1925年（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

《京汉工人流血记》，北京，1923年（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收藏，编号CH 6828）(www.xing528.com)

3.“二·二八”示威请愿运动

一战结束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均爆发了经济危机。法国的状况尤为严重，物价高涨，法郎贬值，战时入伍士兵复员，导致失业人数剧增。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勤工俭学生相对平静和顺利的生活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1921年1月12日和16日，华法教育会两次发布通告，公开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并停发维持费。勤工俭学生敦促驻法公使陈箓、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和留欧学生监督高鲁于1月28日联名致电北洋政府，呼吁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问题。然而北洋政府先是以中央财政困难，已让各省设法接济为搪塞，接着又发出了将无力自给的学生遣送回国的指令。驻法公使陈箓等人立即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善后委员会”，强迫学生回国。法国一些学校也因学生交不起学费，纷纷将中国勤工俭学生赶出校门，学生们无路可走了，于是奋起反抗。2月27日，蔡和森和向警予等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会，一致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要求北洋政府以4年为期，每月补助每个学生400法郎，同时号召在巴黎和巴黎附近工读的学生第二天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

1921年2月28日，500多名勤工俭学生聚集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馆门前请愿，要求每人每月给400法郎，以4年为限；无条件开放中法、中比大学，允许勤工俭学生入校。蔡和森等11人被推选为代表，要求见驻法公使陈箓。陈箓为避免学生在公使馆闹事，答应在附近的塞弗方公园与学生会谈，并暗中联系法国警察，伺机采取行动。当学生们提出公使馆应代表北京政府救济生活困难的勤工俭学生时，陈箓说要学生们去找华法教育会。学生们气愤不过，打了公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顿时上百名埋伏在附近的法国警察闯入学生群中，挥舞着警棍向学生们劈头盖脸一顿乱打，部分学生受伤，一名学生在奔跑时被疾驶而过的电车撞死，4名学生代表被法国警察逮捕。

4.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事件

“二·二八”示威请愿运动后，勤工俭学生的境况稍有好转，但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很多勤工俭学生仅靠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艰难度日。勤工俭学生为了争取求学权而紧密团结起来。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快竣工时，负责人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宣布从国内通过公开考试进行招生，勤工俭学生们对此很气愤。向警予、蔡畅等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要求里大招收女生。王若飞、邓小平、陈毅等243名勤工俭学生联名致函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和国内有关人士，希望勤工俭学生能免试入学。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宣布：里大乃是培养教授的场所，入学者须有一定财力作保证，有相当毕业文凭，并且要通过考试。这一通告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慨，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不能通过考试。勤工俭学生开会决定以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为斗争目标，提出三个口号：（1）誓死夺回里昂中法大学，（2）绝不承认部分解决，（3）绝不承认考试。9月19日，他们成立先发队。9月21日，在蔡和森、赵世炎和李立三等人的率领下，百余名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但转天即被法国警方拘捕。

消息传到巴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立即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但毫无结果。在陈箓等人暗中唆使下，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125人，除赵世炎等21人逃脱外，剩下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和罗学瓒等104人被法国当局诬以“不经许可擅自入人室”、“侮辱市长”、“与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接近”等罪名遣送回国，斗争以失败告终。不久，华法教育会规定，凡赴法勤工俭学者，必须先缴国币5000元作保证金，才给办理护照。这一规定等于断绝了穷苦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可能。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乘机“以印刷物分送法国各学校，称学生大半是工人与过激共产党，请为注意等语，致使法国学校大起恐慌，立将勤工俭学生概行驱逐”。工厂主也以“陈公使有电，限十二月前，将勤工生全行退出”为由，纷纷辞退勤工俭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受到致命打击。

5.组建旅欧党团组织

1920年，陈独秀委托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张申府，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创建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去法国的船上，他发展了曾是天津“觉悟社”成员的刘清扬（女）加入共产党小组。1920年底，张申府到达巴黎。次年3月，张、刘两人在巴黎介绍周恩来加共产党小组，又与在国内已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赵世炎、陈公培取得联系，成立了旅法共产党小组，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和陈公培。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和西欧诸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培养革命人才、推动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旅法共产党小组成立初期，由于张申府领导不力，活动范围狭小，不能起到领导勤工俭学运动的作用。于是，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主张到勤工俭学进步组织“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会”中去开展活动，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旅法共产党小组接到开会通知，但因路途遥远未派代表回国参加。“一大”后，旅法共产党小组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成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与国内党组织的联系加强了。1922年春，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相继由法国赴德国，与已在德国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年6月18日早晨，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王凌汉、任卓宣、余立亚、熊锐、萧朴生等共18人，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Bois de Bonloyne）公园开会。他们每人租了一把铁折椅，围坐在一起，举行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并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部长，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职前，由李维汉代理组织部长一职。192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举产生了“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运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工作机构。

1922年8月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少年》，成为最受旅欧华人欢迎的刊物。这份刊物由邓小平担任刻印工作。他白天做工，晚上赶到编辑部工作。在弗朗索瓦大街17号的旅馆里，他把周恩来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一笔一画地刻在蜡纸上，然后印好装订，送出传发。由于邓小平字迹清秀，装订简雅，被同志们称为“油印博士”。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保持12页左右的内容，常常是待开会以后，或各种客人走后，周恩来马上伏案挥笔改稿或著文，而邓小平则等在一旁，改好一篇，刻写一篇。“有时深夜工作完成之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铺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年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台式的同志和领导……周恩来也十分喜欢这位年轻的伙伴。”^[42]从1922年8月到1923年底，《少年》共出版了13期，摘要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有关经典著作，还发表了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等重要文章。《少年》在加强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2月1日，《少年》改为《赤光》半月刊，由周恩来亲自编辑，参加编辑、刻印工作的还有邓小平、李富春等。《少年》以理论宣传为主，《赤光》则偏重联系实际，回答国内和旅欧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所刊发的文章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很受欢迎。到1925年6月为止，《赤光》共出版了33期。

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王凌汉、郑超麟、陈九鼎、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11月，刘伯坚和尹宽也去了莫斯科。1924年赴莫斯科的又有聂荣臻、蔡畅、穆清、傅烈、饶来杰、陈家珍、彭树敏、李富春等20 多人。周恩来则因为在法国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察当局的注意，于1924年7月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在被法国当局驱逐前夕，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人经柏林，赴苏联学习。1923年到1926年，旅欧共产党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回国，其工作基本结束。

6.帮助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以周恩来为首的“少共”积极贯彻该项政策，与国民党在法国的代表王京岐建立了联系。1923年6月，周恩来亲自率领“旅欧共青团”代表来到里昂，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国共合作相关事宜。同年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部主任。在执行部部长回国期间，周恩来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管理在法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巴黎成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专管国民党在法国的党务工作，相当于国民党在法国的支部。周恩来为了集中精力从事中共旅欧党团工作，只同意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一职。1924年1月17日，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周恩来向大会报告了巴黎通讯处的筹备经过。最后，大会通过《巴黎通讯处规约》，选举了巴黎通讯处机构组成人员，聂荣臻当选为处长，国民党党员羽文德被选为书记。这样，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党团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在国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在法国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巴黎通讯处是国共两党在欧洲大陆探索革命道路的成功典范。中共中央将其经验向各级党组织推广，国共合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