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原因

1919年3月17日，89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乘日本邮轮离开上海，于5月10日抵达法国马赛，揭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先后有20多批学生赴法，总人数将近2000人，是继20世纪初留日热潮后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勤工俭学生来自全国各省，据华法教育会统计，有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直隶147人，福建89人，浙江86人，江苏69人，湖北40人，安徽40人，山西28人，江西28人，河南25人，山东15人，贵州9人，广西7人，云南6人，奉天5人，以四川和湖南两省最多。留法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为中学及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少数为大、中专院校学生或留日归国生，也有部分在职人员。据研究者统计，留法勤工俭学生中16岁至25岁之间者占89%，所以主流是青年。^[28]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维汉和聂荣臻。这些学生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到达法国后，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根据所带盘缠的多少，将学生们分配到法国各地。有钱的先到中学补习法文，钱最多的留在巴黎、里昂；其次送往风景秀丽的枫丹白露等地；再次到麦南；更次者到蒙达尔纪。两手空空的学生，则暂在华侨协社，等候华法教育会为他们觅工。据统计，在1920年有10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其中有498名被安排到费米尼（Firminy）和圣·夏蒙（Saint-Chamond）的钢铁厂及阿尔弗勒尔（Harfleur）和乐魁索（Le Creusot）地区的军工厂，579名被安排到学校里，大部分去中学，集中在巴黎附近的蒙塔日市、米兰和枫丹白露地区，34名入专科学校。他们在法国接受了先进的教育，成为新文化和新思想武装的知识分子。出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的原因有：

1.思想原因

首先，李大钊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断言“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很多报刊出版了“劳动专号”或纪念“五一”劳动节专号。大批青年学生在“劳工神圣”思想鼓舞下，到法国勤工俭学。其次，工读主义的传播。1919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该组织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其目的是帮助北京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该团规定：第一，团员须每天工作4小时。第二，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费用，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为团体公用。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北京工读互助团分为4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第二组设在北京专门工业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第三组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团员全是女性，称“女子工读互助团”；第四组设在景山东松公府夹道8号。全国许多地方的青年纷纷效仿。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和扬州等地也开始成立工读互助团。自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一些工读主义者到法国实行勤工俭学，在海外实践了工读主义的教育思想。再次，广大青年从思想上高度认同法国，尤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也曾在各种公共场合大力宣扬法国的文化教育最适宜中国，如1917年5月27日，蔡元培在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法国是欧洲文明中心，学术发明，多由法国，近又战胜德、奥，其人民性质与吾国颇相似。吾人留学，不但专重学术，尤在取得其社会观感，以为本国改良之用。”^[29]“吾国人恒言各国科学程度，以德人为最高。同人所见，法人科学程度，并不下于德人，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德人则往往取法人所发明而为精密之研究。”1918年1月5日，蔡元培在保定育德学校发表演说，称：“法实有特宜于国人旅学之点：旅用廉也，风习新也，前驱众也，学术之纯正，不杂以君制或宗教之匿瑕也，国民之浸淫于自由、平等、友爱者久，而鲜侮外人也，皆其著也。”^[30]最后，就是广大青年受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爱国思想的激励。《豫声》杂志上的这首《勤工胞求学歌》就表达了当时勤工俭学生的爱国心声：

闲无事，愁闷多，解忧愁兮勤学歌。

众同胞，莫错过，人生光阴能几何。

在祖国，困难多，要想读书力量薄。

出外洋，来工作，冒险越艰志越勇。

勿□□，莫懒惰，想当此时正好□。

在工厂，事务多，身体困乏莫奈何。

来马赛，闲暇着，何妨读书寻快乐。

中西文，各学科，或念或算都不错。

朋友处，信札多，自想自写求谁个。

学制造，要字多，不会识字学□□。

勤读书，细揣摩，须把自己苦折磨。

青年会，义气过，代筹□□□□学。

好机会，□鞭扑，尽力向前莫退缩。

切莫说，脑力弱，识得一个多一个。

又会做，又会说，期满回国实快乐。

爱国人，足求学，比是强国第一着。

国不强，却为何，人人识字毫不讹。

日本人，一小国，村野农夫能写读。(www.xing528.com)

我中华，一大国，识字人少乃穷弱。

我同胞，看的多，西洋人民是如何。

知文明，懂国典，与国休戚不必说。

我国人，欠思索，要求富强不求学。

我心中，如煎沸，顾把忧愁对众说。

话虽短，意思多，但请同胞齐听我，趁此机会快求学！^[31]

2.经济原因

首先，当时到法国接受教育的成本比较低，相对于英美有比价优势，而且法国工作机会较多。“每人每日可得平均15法郎之工资，除星期日外，每月可得资390法郎至400法郎。普通工厂为工人设住处，每月工人需食费，自炊者150法郎足矣。零费100法郎，每月可余150法郎，一年可储蓄至1800法郎，此盖就最低工资而言。高等工盖可得每日20法郎也。中等实习学校每年1200法郎，管食住。高等专门学校亦有每年一千数百法郎管食住者，如是勤工四五年或三四年，总可入校读书。法国专门学校多则3年，少则2年毕业，聪颖俭者且可读至毕业矣。而暑假有3月之长，又可做工生活。欲入学校，探听学校，则又有人为之导引，为之介绍，学校毕业后，工勤矣，学成矣。”^[32]而到欧美其他国家留学，一年费用要两千元左右。在法国，只需其三分之一。在法国的边疆省份，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二三百元，只是欧美其他国家的十分之一。“欧美生活程度均高，自费生不堪。法学校不收学费，所收的膳宿费极廉。法国科学程度最高。”^[33]“勤工俭学生，只须船费百元，治装费百元，及到法后预备费二三百元，到工场后就可自食其力”。^[34]华法教育会与法国轮船公司谈判，达成增设专供勤工俭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协议，使海程三万一千里的船费由三等舱的几百元陡降至一百元，大大减轻了勤工俭学生的经济负担。

其次，一些地方当权者解决了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留学费用问题。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刊登了华法教育会成员华林的《与全国各县筹派公费留法商榷书》，主张各县出资派遣学生留法，得到湖南省省长张敬尧、山西督军阎锡山、广东省省长张锦芳、河南省省长赵倜等的响应，他们相继采取措施资助本省勤工俭学生。

3.组织原因

1905年5月，复旦大学创始人之一、印尼华侨李登辉在上海青年会发表演说，提议建立一个“既像个学会又像个福利团体”的学生组织，“研究科学技术，与国际互通声气，吸收国际间先进文化，力求走改革自新之道，并须提倡高尚有益的娱乐，锻炼身心，以图改造社会，贡献祖国。”同年，“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562号成立，李登辉任首任会长，其宗旨是“联络全世界中国学生情谊，互相扶助，交流知识”。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我国最早的留学中介机构之一。该会出版了《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刊》，刊文介绍有关出国留学的种种情况。

1919年12月9日，《申报》刊文《寰球学生会欢送留法学生》，称：“前日（7日）上午十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开会欢送留法学生，到者有湖南、四川等男女学生一百余人。茶点后，由主席朱少屏君致欢迎词……湖南留法学生汪泽楷君演说，感谢寰球中国学生会开会欢送并扶助指导之详尽。次湖南留法学生向警予女士演说……末由朱少屏君答谢，并摄影而散。此项学生于今日乘‘凤凰号’赴法。”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中还有蔡和森、蔡畅、蔡母（葛健豪）和聂荣臻等。寰球中国学生会为赴法勤工俭学生提供各种指导、帮助，对促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过去学者们忽略了寰球中国学生会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现在从《申报》的有关报道看，其作用实不容低估。

朱少屏主持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欢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合影

1912年2月，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张溥泉、张静江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并在北京设预备学校。李石曾还在北京成立了“留法女子俭学会”和“留法居家俭学会”，凡十四岁以上愿往法国留学者，不论男女，均可入会，学期三年，每年学费约五六百元，学习法语、普通科学和简单艺术。^[35]1915年6月，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随后北京留法勤工俭学会、上海留法俭学会、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俭学会四川分会、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和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相继成立。1916年3月29日，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张溥泉、张静江等，联系法国自由教育会领导人欧乐、辈纳、法使耐、穆岱等人，在巴黎共同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会长中方为蔡元培，法方为欧乐；副会长中方为汪精卫，法方为穆岱；书记为李石曾、李圣章（中方）、辈纳和法露（法方）。“本会宗旨在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随后，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四川分会、湖南分会、广东分会、陕西分会、山东分会、福建分会等相继成立。从1917年到1919年，全国各地还纷纷建立留法预备学校和法文高等专修馆等。

寰球中国学生会、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等组织，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留法勤工俭学生免费代办护照、订购舱位，介绍到法后入学校或者找工作等具体事宜。正是得力于这些组织周详的组织工作，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4.政局原因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系、皖系和奉系三大派系。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成为北洋军阀各派系争夺权力的舞台，中国历史进入了群雄纷起、兵连祸结的军阀割据年代。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实权，但他不能缓和北洋派与其他派别以及北洋派内部的矛盾。首先出现了“府院之争”。1917年春，因对德参战问题，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激化。黎元洪解散国会，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段立即煽动督军团叛乱，并阴谋在天津另组政府。黎元洪邀请张勋来京调停，张勋却趁机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率兵打败张勋。随后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得以把持中央政权。皖系政府对外以参战为名，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借款编练参战军；对内奉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遭到南方革命派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依靠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而唐、陆等的目的则是借机扩充势力。孙中山被排挤，不到一年即辞职。南北武力对峙演化为争权夺利的议和。后来，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由皖系安福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1918年8月成立新国会，选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皖系势力发展到了最高峰。皖系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不能控制北洋各派，对非北洋系的西南军阀更是鞭长莫及。皖系军阀扩张实力的同时，其他大小军阀也在扩充各自的实力，直、奉两系的扩展尤其迅速。直系兵精械足，不甘久居人下，首先在与南方军政府作战问题上与皖系发生矛盾。结果直军在前线自行停战，并发表停战主和的言论，极力攻击皖系卖国，迎合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直系入主北京政府，皖系统治时期结束。中国境内战火连绵不断，政局动荡不安，使广大爱国青年没有了安心学习的社会环境，纷纷萌发了出国求学的想法。

5.法国支持

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吸引中国广大青年到法国接受教育的重要意义。1918年，法国派特使路易·格里莱（Luois Grillet）少校到中国考察，其考察报告《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计划》后被送到法国国防部、工商部等部门。他在报告中指出：法国必须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重新看待中国问题。（一）要看到只有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使中国民众财富增加，购买力提高，进口能力增强，法国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二）法国只有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宣传法兰西文化，才能扩大自己的对华影响。（三）中国目前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人才，既缺少能制定工业发展总体规划的宏观决策人才，又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法国参与中国经济变革的最好途径就是一方面帮助中国训练技术工人，使其在三四年后回国时，能掌握一门手艺或技术，能熟练使用法国机器，能讲法语；另一方面吸引中国优秀的青年和企业家前往法国培训，接受法国文化，回国后能成为社会的精英。（四）法语在华普及程度远远不如英语。当时在中国已有43所英语学堂，由英美控制，而法语学堂则寥寥无几。（五）实行包括资助华法教育会、在中国开设法语学堂、出版法语周刊、派设常驻经济代表团、重新制定远东政策等内容的十点行动计划。^[36]该报告引起了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来扩大对华影响。1921年5月14日，在勤工俭学生和华法教育会遇到严重经济困难时，中法政府联合成立了一个“法中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中方以朱启钤为会长，以陈箓为副会长，中方会员包括：中国使馆馆员2人、总领事馆馆员2人和华法教育会办事员2人。法方以班乐卫为会长，以外交部秘书长白德洛为副会长，法方会员有：外交部、工商部各1人，银行及工厂素与中国有来往者，也可派代表为会员。法中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的宗旨是：“救助来法中国学生，使之在工厂、商业、农业、矿业和教育机构中，可接受一般的技术和职业教育。”^[37]一方面，该会向数百名毫无生活来源的中国学生发放每天6法郎的救济金，后来由于来领款的学生人数增多，减至每天5法郎。该会每月向留法学生提供救济金15万法郎以上，其资金来源有朱启钤捐助的50000银元（合306500法郎），中国大使馆筹集的250000法郎，法国外交部捐助的300000法郎，汇理银行捐的50000法郎，共计906500法郎。^[38]在该会推动下，中国政府和法国一些民间组织和企业，如法国铁工联合会、施奈德工厂等也向勤工俭学生提供了资助。另一方面，该会与法国各院校和公司联系，把大批勤工俭学生安排到学校或者工厂。从1922年秋季起，该会设置了3个奖学金名额，第二年增至10个，资助已经进入高等学校的勤工俭学生。从1923年秋季起，法国外交部也开始向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委托该会管理。奖学金名额最多时（1927年）达26个。奖学金数额依所学专业和所处地区有很大不同，最高者每年为6000—7100法郎，最低者为500—750法郎。据统计，从1922至1928年，监护会和法国外交部共提供奖学金达375528.32法郎。^[39]

1920年10月，法国政府正式批准在外交部内增设“中国留法学生监督”一职，并对其职责、工资数额和经费开支等做了具体的规定。同年12月21日，布拉迪尔（Bradier）受命出任此职。可以说，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是与法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