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教育交流史-近代中法教育交流史

法国在华教会学校建立了高效率的管理体制，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同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系科，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比较先进，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标榜教育民主、倡导学术自由是教会学校的突出特征，为中国各级学校的发展树立了样板，特别是给中国的女子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女子讲究“三从四德”。《仪礼·丧服·子夏传》载：“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是“三从”，即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女性应对男性服从。“四德”则最早见于《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注曰：“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枲。”东汉的班昭在《女诫·妇行第四》中对四德的阐释更为详细：“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举止知廉耻，动静有章法，这就是妇德。说话懂得慎择词句，不说坏话，适时而言，不让他人讨厌自己，这就是妇言。洗刷衣物尘垢，做到服饰整洁，按时沐浴，干净卫生，这就是妇容。专心于纺织，不随便嬉笑戏闹，制备酒食佳肴，招待宾客，这就是妇功。“三从四德”是一种女性的道德规范，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而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和修养方面进行的规范要求。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尤其在女子受教育权方面。

《礼记·内则》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意即孩子学会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就教其用右手抓取食物。当孩子开始学讲话时，是男孩就要教给他用“唯”（刚）来应答，是女孩就要教给她用“俞”（柔）来应答。给男孩佩戴皮革做成的小囊，给女孩佩戴丝做的小囊。六岁时，教孩子识数和辨认方向。长到七岁，就不让男孩和女孩同席而坐了，也不让男孩和女孩在一起吃饭。八岁，就要开始教孩子在进出门、入席就餐等日常生活中，学会尊让长者。九岁，教孩子怎样计算日期。长到十岁的时候，就要送男孩出外就师求学，学习写字和记事，学习初级的礼乐，遵守此前学习的谦让之礼。并且，要让男孩在外面住宿，不给他穿华丽的衣服。女孩十岁后不再出闺门，由保姆或母亲教女德女工。学理麻、抽丝、纺织丝缕、织绦子边等女孩子应学的事。观察学习祭祀之礼，学习祭祀中献酒、摆设祭器等各种礼数。女子十五岁举行插簪之礼，表示已成人。

中国古代社会对妇女进行卑弱主义教育，在东汉班昭写作的《女诫·卑弱》中有明确的记载：“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即纺锤，今言织机之梭子），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女孩生下来，要放到床下，来表明其卑弱的地位。

女子若身体不残不缺，就难以永远地卑贱下去。于是中国人便发明了残人肢体的缠足，起初仅仅是将女子的脚缠得纤细以体现美感，且仅限于少数人，明末开始在普通女性间流行，并逐渐演变成摧残女性的中国仅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绝无的陋俗，给女性带来生理和心理上不可抹灭的影响，女性用谨守贞操的代价换来的仍然是沦为奴隶的身份。女子没有受教育权、结婚权和离婚权，也没有财产继承权，而教育、法律和就业的不公平是妇女处于受压迫地位的根源。女子可读的书有《女诫》、《女训》、《女儿经》、《女论语》、《列女传》等，除了学会如何事父、事夫、事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以外，别无所求，别无所知。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为妇女解放运动吹响了号角。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法国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大量涌入中国传教，同时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其中约有一少半是教会女校。根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徽所著《江南传教史》，1854年，江南教区有55所女校和同样数字的女教师，有748名教友女生和66名教外女生。三年后，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1866年至1867年，女校有106所，有教友女生1401人，教外女生107人；1878年至1879年，女校增至297所，有教友女生3438人，教外女生244人。^[137]1937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在上海成立，称为震旦女大，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教会女子大学。其设置的课程有教育、中英文学、化学、经济和家政等。其第一教学语言是汉语，第二教学语言是英语，招收高中毕业的女生。这些教会女校的课程包括了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以及新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还有音、体、美等艺术教育、体育训练和家政知识等，还包含了不少实际操作与科学实验。女生们不仅能在课堂教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而且还有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课上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课外活动的锻炼，教会女校培养了我国第一代职业妇女。虽然教会兴办女校是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扩大宗教势力的需要，但是教会女校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教会女子学校向中国女学生宣传不缠足、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宣传男人和女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思想，否定了中国千百年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性观。反缠足、反纳妾的妇女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众多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在文艺界、教育界、医学界等诸多领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六年严禁西洋人传教史料》，《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第30页。

[2]《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3]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4]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教案》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207页。

[5]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79页。

[6]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7]《圣教杂志》，第9年第12期，1920年12月。

[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7页。

[9]许美德、巴斯蒂等：《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10]李道南：《充实公教学校之经济基础》，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学校教务组编：《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纪要》，上海，1948年，第24页。

[11]唐树德：《中国公教学校在地理上之分布》，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学校教务组编：《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纪要》，上海，1948年，第18—19页。

[12]吴训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69—70页。

[13]Joseph de la Servière：《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45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4页。

[14]Joseph de la Servière.Une Université française en Chine： 1903-1918.Relation de la Chine， Avril.1925.Fch323-2.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5]Joseph de la Servière：《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45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6页。

[16]沧州市民族宗教局编：《沧州宗教志》，油印初稿本，1992年，第170页。

[17]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09页。

[18]《中国通讯》，1918年7—10月合刊，第73页。

[19]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10页。

[20]《马相伯笔录》，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21]宗有恒：《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

[22]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23]震旦大学校友会编：《震旦大学建校百年纪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24]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上海书店，1989年，第212页。

[25]《震旦学院章程》（1902年订），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26]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14—215页。

[27]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4—76、80、184页。

[28]马相伯口述、王瑞霖记：《一日一谈·蔡孑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9—1110页。

[29]梁启超：《祝震旦学院之前途》，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6—47页。

[30]《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2页。

[31]《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大陆报》1905年2月15日。

[32]《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2页。

[33]格莱福斯（F.P.Graves）：《中世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19页。

[34]穆尔（G.F.Moore）：《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74页。

[35]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36]Louis Hermand，S.J.， Les Etapes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1842-1922， et de la Mission de Nanking， 1922-1932.p.33.

[37]阮仁泽等：《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7页。

[38]《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3页。

[39]《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3页。

[40]Les Oeuvres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de la Chine actuelle.Fch 323.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41]《圣教杂志》，1912年第8期，第139页，国家图书馆藏。

[42]《教育部公报》，第4卷第51、52期合刊，第43页。

[43]《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16页。

[44]《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4页。

[45]Dr.Eugéne Vincent， L'influence Française en Chine et les Entreprises Allemandes：Nécessité de créer en Chine une Faculté française de Médecine.1914.Fch 325， 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46]Procureur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 1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919.2.19， Fch 324.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47]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7，No.37，第38页。

[48]《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94页。

[49]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7，No.37，第40页。

[50]上海市档案馆：Q511-3、Q796 （1）-78、Q479、Q484-1。

[51]《震旦博物院移交清单》，上海市档案馆：Q244-1-853。

[52]上海市档案馆：Q526-126、Q465-31。

[53]《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9页。

[54]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6—39页；Lettres de Jersey， No.24， 1905.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1909年震旦章程》，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6。

[55]史式徽：《上海震旦学院》，《中国通讯》（法文版），1925年4月号。

[56]Hélène Willaeys，L’Aurore 1903-1951：Une rencontre entre l’Orieng et L’Occident，Fch320，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57]Louis Ducathay，La vie tenace d’une Université en Chine， 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1929.Fch323-2， 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58]Fch323-2，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59]《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5页。

[60]《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10页。

[61]Lefèrer à P.Mollat，1928.04.21.Fch323-5.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62]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5-1936， No.34，p.66-68.

[63]《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177页。

[64]《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190页。

[65]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5-1936，No.34，封底招生广告。

[66]《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9页。(www.xing528.com)

[67]《私立震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17，第44—56页。

[68]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848—Ⅲ.Tome 9， Janv-Avril， Shanghai.p.209.

[69]《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在国内各教区之服务概况》，《圣教杂志》，1935年5月。

[70]P.J.Dehergne，L’Université L’Aurore.Fch 323， 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71]L’Université L’Aurore de Shanghai，上海市档案馆：Q244，卷810。

[72]解成：《河北省天主教历史编年》（铅印本），第291—292页。

[73]沧州市民族宗教局编：《沧州宗教志》，油印初稿本，1992年，第172—173页。

[74]编者：《跃进中的工商学院》，《工商生活特刊》，1942年9月10日，河北大学档案馆。

[75]河北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河北大学校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6]《教皇庇护第十一世教育通牒》，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河北大学档案馆：1929-CB13-2，第71—72页。

[77]《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第4页。

[78]《天津工商学院院务报告书》，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8，第2页。

[79]《天津工商学院院务报告书》，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8，第8页。

[80]《天津工商学院院务报告书》，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8，第3—4页。

[81]《工学院现在及将来——建筑系主任陈炎仲》，《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14页。

[82]《商学院概况——主任田执中》，《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15—16页。

[83]刘美：《工商大学的设立和经过》，《工商大学公教学生季刊》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第7页。

[84]《天津工商学院院务报告书》，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8，第1页。

[85]《商学院概况——主任田执中》，《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15页。

[86]《商学院概况——主任田执中》，《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15页。

[87]《工商大学校刊》，1928年5月，河北大学档案馆。

[88]《工商的新发展——教务长暴安良》，《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3页。

[89]《土木工程系之计划》，《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13—14页。

[90]《工商学院一览》，1941年，河北大学档案馆。

[91]刘美：《工商大学的设立和经过》，《工商大学公教学生季刊》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第15页。

[92]郭士钧：《本校之化学分析实验室》，《工商大学公教学生季刊》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第17页。

[93]《本院铁工厂之设备》，《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

[94]《天津工商学院院务报告书》，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8，第4页。

[95]《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第3页。

[96]《校长旅行欧美》，《工商学报》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第83页。

[97]《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7，第127—128页。

[98]《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7，第129页。

[99]《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7，第119页。

[100]《国际贸易系特写》，《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

[101]《关于建筑系》，《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

[102]《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7，第119页。

[103]刘美：《工商大学的设立和经过》，《工商大学公教学生季刊》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

[104]《工商学生》第1卷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

[105]《暑期中格外欢跃的工商学院》，《工商生活》第2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41-CB13-16。

[106]《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第6—7页。

[107]《工商学志》第10卷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1。

[108]《商学院概况——主任田执中》，《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18—19页。

[109]《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7，第119页。

[110]《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第6页。

[111]《工商学院一览·沿革》（1941年），河北大学档案馆。

[112]《工商学院27班毕业纪念册·校史》，河北大学档案馆：1938-CB13-3。

[113]《体育捷报》，《工商生活》第5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41-CB-13-17。

[114]《本院排球队代表天津队》，《工商生活》第5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41-CB-13-17。

[115]《工商学生》第1卷第3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42页。

[116]吴秋尘：《我对于工商的认识和希望》，《工商生活》第5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41-CB-13-17。

[117]《如何认识工商》，《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

[118]《关于土木系》，《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第40—41页。

[119]《工商学院学则》，《工商学院一览》（1941年），河北大学档案馆。

[120]《天津工商大学章程》，河北大学档案馆：1928-CB11。

[121]《私立天津工商学院招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6。

[122]《商学院概况——主任田执中》，《工商学生》第1卷第4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3，第18页。

[123]刘美：《工商大学的设立和经过》，《工商大学公教学生季刊》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第6页。

[124]《如何认识工商》，《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

[125]《天津工商学院院务报告书》，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8，第2页。

[126]《天津工商学院一览》，河北大学档案馆，第5页。

[127]邹逸涛：《初入工商的一些经验》，《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

[128]刘美：《工商大学的设立和经过》，《工商大学公教学生季刊》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第10页。

[129]刘美：《工商大学的设立和经过》，《工商大学公教学生季刊》第1期，河北大学档案馆：1930-CB13-1，第11页。

[130]《工商学院高中部毕业纪念册·中学部1937班班史》，河北大学档案馆：1937-CB13-4。

[131]邹逸涛：《初入工商的一些经验》，《工商向导》，河北大学档案馆：1940-CB13-7。

[132]《工商学志》1936年12月25日，河北大学档案馆。

[133]徐文台：《收回大学教育权！条约上的保障》，《民锋》1926年7月3日。

[134]《天津工商学院院务报告书》，河北大学档案馆：1935-CB13-8，第7页。

[135]《天津工商大学（学院）历届毕业纪念册》，河北大学档案馆。

[136]William B.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00-1950）， Michigan， 1976，p.232.

[137]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