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法教育交流史结果

法兰西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西部，南临地中海，西濒大西洋，西北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相望。公元5世纪后期，法兰克人在国王克洛维率领下建立了法兰克王国。中国位于东亚，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发展到清朝时期，出现了康乾盛世，人口超过了3亿，国力强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和法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两端，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犹如两颗璀璨的明星，一东一西，遥相辉映。两国相隔千山万水，除受交通工具落后、地理环境阻隔影响外，还受到居于亚欧大陆中间国家的阻挠，因而交往十分困难。自从张骞使西域后，丝绸之路逐渐开通，慢慢地把两国连接起来。13世纪以后，法国人才知道了东方有一个以出产丝绸和瓷器而闻名的文明古国。中法两国完全意义上的接触则始自新航路开辟以后。

从16世纪起，法国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竭力向人们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教导人们守天知命，不作丝毫反抗。17、18世纪法国掀起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积极批判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和封建特权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堡垒——天主教会展开猛烈抨击，对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蓝图进行展望和描绘。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民智，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推动了受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启蒙运动在法国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这时期法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沿岸。从17世纪起，法国开始向北美洲、非洲及印度等地殖民。在路易十四亲政后，法国专制主义进入鼎盛时期。路易十四采取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建立了一支强大舰队，积极在海外开拓市场和建立殖民地，发起多次与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法国逐渐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据法国方面的文献记载，第一个到达北京的法国人是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大主教。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5—1270）两次派多名传教士到中国。在路易十四统治前后，法国耶稣会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张诚、刘应、白晋等先后来华。他们同时又分别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等，随身带来了天文模型、望远镜等科学仪器。1620年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了教皇保罗五世赠送给中国皇帝的7000余册神学、哲学、数学、物理学等科学书籍，并将部分图书翻译成满、汉文字，供朝廷官员阅读，积极传播科学知识，博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白晋和张诚还成为康熙帝的老师。金尼阁著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1615年出版），首次向法国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随后法国来华传教士越来越多。法国传教士宋君荣、马若瑟等把中国古典经籍《诗》、《书》、《礼》、《易》等译成法文。冯秉正把朱熹的《通鉴纲目》改编为法文版的《中国通史》。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起步。1693年，康熙派白晋为特使回法国，并带给路易十四一些中国的礼物，请法国政府多派天文、算学、音乐、绘图和医学等方面的人士来华。路易十四时期，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成为法国王公贵族竞相购买的物品。凡尔赛宫中建起一座中国式的宝塔，陈设了不少中国艺术品。中国服装也很流行。康熙在博圣泽回国时，托他带给路易十五4000册中国书籍。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的中国，即在顺治、康熙年间享有相当的自由，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康熙帝统治中期，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黄金时代”。但传教士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有关名词与礼仪问题的争论，激怒了康熙皇帝，他于1706年下令：凡不向清政府领取居留证，不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此后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对天主教的限制愈来愈紧。嘉庆十六年初的张铎德案件是导致天主教传教治罪条例产生的直接原因。1811年，清政府发布《著嗣后各地西洋人传教照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办理事上谕》：“内阁奉上谕：刑部议复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一折。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闻，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父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其诱惑，递相传授，迷罔不解，岂不荒悖？试思，其教不敬神明、不孝祖先，显叛正道。内地民人听从传习，受其诡立名号，此与悖逆何异？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设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至西洋人现在京师居住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至直省地方更无西洋人应当差役，岂得容其潜住，传习邪教。著各该督抚等实力严查，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1]进而把严禁天主教的谕令写进了《大清律例》：“西洋人有在内地传习天主教，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拟绞立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拟绞监候。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如有妄布邪言，关系重大，或符咒蛊惑，诱污妇女，并诓取病人目睛等情，仍临时酌量，各从其重者论。至被诱入教之人，如能悔悟，赴官首明出教；及被获到官，情愿出教，当堂跨越十字架真心改悔者，概免治罪。倘始终执迷不悟，即照例问罪，并严禁西洋人在内地置买产业。其失察西洋人潜住境内，并传教惑众之该管文武各官，交部议处。”^[2]清朝的禁教政策，直至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后才逐渐废止。(www.xing528.com)

晚清时期，天主教来华的修会有几十个，其中法国天主教在中国主要有四个修会，分别对不同区域的传教工作进行管理，方济各会管辖山东、山西、陕西、湖北和湖南，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南部，遣使会主管直隶北部、江西、河南和浙江，巴黎外方传教会则管理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东北和西藏等地。^[3]各个修会行政和财政都是独立的，但都受罗马教皇和法国政府的管理。法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声明在华拥有保教权。《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天主教教会随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索要教产风潮。法国公使指出，“本国条约原应遍为张贴，本大臣闻山西各属多有未贴者”。^[4]由此可见法国政府与教会关系之密切。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占西方各国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绝大多数，天主教在华学校大都是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创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