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教育交流史研究成果缺乏，陈三井、葛夫平和于晓涉及

（1）法国天主教会组织的教育交流

法国天主教会在中国一北一南创立了两所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上海震旦大学。1921年创立了天津工商大学，1933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它是一所典型的天主教教会学校。邓红《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学生状况初探——以天津工商大学学生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对工商大学学生的来源与组织、课余生活、爱国民主运动、科技与业务实践及就业状况五个方面进行了概要论述。《河北大学校史》按照学校发展的三个时期，即天津工商大学至私立津沽大学时期（1921—1951年）、河北大学天津时期（1951—1970年）和河北大学迁保定以后（1970—2000年），分别进行了叙述。对震旦大学的研究成果有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该书对三所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进行了考察，但是作者的观点陈旧，甚至认为震旦大学“宗教气氛浓厚，学生都必须接受神父的宗教灌输并参与弥撒等宗教活动”，与历史事实不符。同样值得商榷的还有高时良所著的《中国教会大学史》，作者也认为震旦大学在法国耶稣会接手后，学校以传教为根本方针，宗教气氛浓厚。其实，震旦大学的宗教气氛一直较为淡薄。从其著作可以看出，上面两位作者所坚持的是“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说”，他们正如章开沅所说：“没有将教会大学的正常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区别开来，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渐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同时更没有将教会大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别开来。”^[2]美国学者乔恩·W.亨勃尼《上海震旦大学（1903—1952）》（《远东史学论丛》，1989年第40期）一文，则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震旦大学的历史发展脉络。王薇佳《震旦大学与近代中法教育交流》（《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从学科设置、法语文化、政界参与、工商界支持四个方面探讨了震旦的法国特色，其观点和所根据的史料非常新颖独到。

（2）民间人士组织的教育交流

中国的民间人士、教育界精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积极推动中法教育交流，从组织赴法华工教育开始，历经发起俭学会、勤工俭学运动，直到建立私立中法大学，屡经曲折，不断摸索，在推动留学教育和中法高等教育合作方面独辟蹊径，成效卓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很多研究者是从政治运动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过分美化勤工俭学学生，对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及结论，与历史真实存在较大差距，以致以讹传讹。对勤工俭学运动的初衷，即学习法国先进科教来振兴中国，则研究成果甚少。

以政治运动史的思路进行研究的有张洪祥、王永祥编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鲜于浩的《留法勤工俭学史稿》（巴蜀书社，1994年）、闫朦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赵世炎》（《理论导刊》，2001年第10期）、刘海军的《吴玉章与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攀枝花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谭晓钟的《吴玉章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文史杂志》，2009年第4期）等。对勤工俭学运动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进行探讨的有：孙石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特点》（《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郭细英、徐胜萍的《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马芸芸的《蔡元培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原因浅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刘桂生、赵原璧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渊源》（《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郭连锋、王红利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发展及特点分析》（《呼兰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从中法教育交流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霍益萍的《20年代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受教育实况》（《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该文引用了许多中法原始文献，对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期间的学习情况进行了探讨。李雪燕《华法教育会研究》一文，对华法教育会的历史沿革、组织机构、社团事业、历史影响等作了初步研究。但该文所使用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明显不足，而以间接引用为主，只能视为对华法教育会的初步研究成果。

关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史料比较丰富。主要包括：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写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资料》（北京出版社，1979年），张允侯等编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旅欧教育运动》（法国，1916年），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编写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则收录了大量有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图片。

中法大学成立后，受法国大学区制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括研究部、大学部、专修部、中小学部、海外部、特设部在内的综合性教育机构，在近代中法教育交流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目前已经出版的相关档案资料有《中法大学史料》、《中法大学史料续编》和《永远的情怀——中法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等。然而目前除台湾学者陈三井对其作过研究之外，大陆方面只有葛夫平和于晓有所涉及，至今尚无有关中法大学的专著面世。葛夫平撰有文章《简论北京中法大学》，对其发展脉络有简略论述。于晓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法大学与中法文化交流》对中法大学作了初步研究。文章第一部分（绪论）首先探讨了文化的概念及文化交流的意义，第二部分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科学领域三方面入手，分别探讨了中法大学创建前中法文化交流的一般状况，重点是这一时期的中法教育交流，从而引出中法教育交流的产物——中法大学。文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中法大学的创建缘由及北京中法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的沿革，对中法大学的行政管理、师资、生源、经费等进行了分析。文章的第四部分对中法大学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作了评价。应该指出的是，该文对中法大学下设机构的研究较为薄弱，这些部门有：研究部（包括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大学部（包括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文学分院、孔德学院）、专修部（包括上海药学专科学校和北京商业专科学校等）、中小学部（包括附属高级中学、孔德学校、西山中学、温泉中学、温泉女子中学、昆明中法附中、温泉小学和碧云小学等）、海外部（包括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比利时晓露槐工业专修馆、巴黎留学事务所以及华侨教育事务所）和特设部。(www.xing528.com)

（3）政府组织的教育交流

近代中法政府组织的教育交流，既包括中国政府选派学生赴法留学，也包括两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和法国境内合作建立的一些高等院校，如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上海中法工学院等。目前对留学教育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对留法生的研究还需要深入。里昂中法大学是中法政府合作建立的，葛夫平《关于里昂中法大学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对其作了专门研究，指出：里昂中法大学与勤工俭学运动虽为同一批人所倡导、发起，但里大并不是为勤工俭学生而设的，它与勤工俭学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业。里大的经费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困难，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比较稳定的，且迟至1951年才告断绝。对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研究成果有葛夫平的《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述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对上海中法工学院进行研究的有葛夫平的《上海中法工学院始末》（《史林》，2006年第4期），该文探讨了上海中法工学院自1921年成立后，受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等的影响，曾两次发生学潮，两次更换校名，并因此多次进行改组以及1940年停办的原因和校产的处置等问题。

（4）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制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蔡元培与中华民国大学院制》一文，侧重探讨大学院制的废除使蔡元培与蒋介石关系发生变化的始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所著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从教育史角度对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崔艳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试行大学区制度失败原因分析》（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探讨了大学区制失败的自然因素、政治与文化传统因素、教育经费因素及自身因素。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副教授林敦所著《中华民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事件，1927—1928》（Allen.B.Linden.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1927—1928），从政治对大学院制的影响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有：周谷平《蔡元培与法国教育模式的移植与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王倩《民国教育史上一次“昙花一现”的改革——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5期），吕思为、王琎《民国大学院、大学区制对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启示》（《高教论坛》，2004年第2期），刘晓莉《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行与失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朱雯《民国时期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民国春秋》，1999年第2期），童富勇《论国民政府初期的高等教育改革》[《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熊贤君《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兴衰》（《高师函授学刊》，1994年第3期）等等。著作方面，大陆方面有薛人仰《中国教育行政制度史略》、熊贤君《中国教育行政史》、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等；台湾方面有陶英惠《蔡元培与大学院》和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1927—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