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的症结与解决之道

（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10月9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60年研究》荣获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社科优秀成果奖、福建省优秀图书奖）

厦门大学许经勇教授的新著《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60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是“三农”问题的创新研究成果，它首次全景式解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科学地揭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未来演变趋势，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三农”问题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在评价这部书稿时指出：“是一部见解独到的专著。”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志在百忙之中，亲自审阅许经勇教授撰写的这部书稿，并用“深感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批示肯定了作者的探索。

本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各个侧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并揭示其未来的演变趋势。在这60年间，前30年基本上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后30年则是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那么，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农村先后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其中有什么历史的必然？本书的作者从分析中国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型的资源配置、重工业优先的资本原始积累（农民是提供这种积累的主体）、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着手，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创新研究，视角独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受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资本原始积累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时代，而且还将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全过程。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又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计划经济体制赖于运行的基础，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而且改革的力度又不能超越于发展的程度。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症结所在。我们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全书按中国农村60年历史变迁的先后顺序，把“论”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是计划经济体制赖于形成的经济基础。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意味着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的一个重要支柱，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却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除，因为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还没有完结，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和农地变建设用地的土地价格剪刀差，还将存在很长的时间。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至今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乡差别还没有明显的缩小，农民工作为一种身份差别还将存在相当一段时间，要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转变为城乡一体化体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滞后，不仅导致农产品供给与农产品需求的不协调，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难以缩小，以及中国农村严重落后于城市，而且也必然延缓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当前，一般农村社区的农民都不愿意被“城市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着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农村人口一旦被“城市化”，就要交出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又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

例如，“民工潮”的涌现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制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和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日趋锐的社会矛盾。一旦城市大门稍稍松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从演变的趋势看，当粗放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必然会出现因劳动力价格被扭曲而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工荒”。如果离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之所以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充分发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农民工。(www.xing528.com)

本书论证了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其他几个“统筹”之首位，是因为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农村的问题不能只在农村找出路，必须联系城市发展即城市化，探索解决农村的问题；同样的，城市化问题，不能只在城市中找出路，必须联系农村的发展探讨解决城市化问题。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真谛之所在。固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但中国则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具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或者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追求，都在强化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持续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很难得到化解的。这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城乡发展。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认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当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为什么又反过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强调要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呢？作者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着某些不协调、不健康的因素，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其说是在城市，毋庸说是在农村。我们应当把城市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也可以说是“反弹琵琶”。这就不难理解，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在前，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后。要深刻揭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内在联系，就必须对城市化的内涵有全面准确的理解。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包含两个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内容：一个层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包括进城农民工；另一个层次是转入城市的那一部分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城市化。我们应当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后一个层次上。城市化应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城市单向地把农村化过来，还应表现为农村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及城市文明的普及，逐步地转化为城市。也可以这样说，即城市化不仅仅是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且表现为城乡差别的缩小，乡村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逐渐向城市接近，乃至最终融为一体化。

无论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达到多高的程度，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留在农村，而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与城市化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绝不可能存在世外桃源般的原始农村。农村居民也在不同程度地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即现代城市的文明。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城乡差别还相当悬殊的情况下，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进城的农民或者是当地政府，都要为城市化付出高昂的成本，更谈不上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亿万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城中村”和“小产权房”，是不可逾越的“三道坎”。中国城市化的难题不在于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在于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要剥离附着在农民工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中村”和“小产权房”，也不是件容易解决的难题。仅深圳市，“小产权房”就占住房面积的49%。城市化不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农村居民也在城市化，如果农村居民不存在城市化问题，城乡差别怎么有可能缩小呢？我们把农村城市化理解为无形城市化。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启动无形城市化，强化无形城市化，克服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之间的不协调状况，以利于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制度创新工程，包括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中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财税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揭示实现这一转变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富有理论上的创见和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