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皇民文学与乡土文学：总编辑手记

（本文原载《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2期，《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荣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台湾新文学思潮与大陆的新文学思潮是否存在共生关系，这一问题，海峡两岸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大陆学者一般认为，台湾和大陆的文学本同出一源，在台湾却有一些学者极力否认两岸文学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并提出以“本土化”为标准检视台湾文学的定义、定位。《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朱双一、张羽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翔实的资料梳理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新文学的密切的渊源关系，充分论证了台湾新文学的根基是中华文化，它是在祖国新文学的巨大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

大量文学现象表明台湾新文学受到了祖国新文学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台湾的一些学者，以“本土化”的立场的视角，试图否定海峡两岸间的文学渊源。我们观照一下台湾的“皇民文学”和“乡土文学”两种文学现象，就可窥见两岸文学思潮的渊源关系受到了台湾“本土化”立场的挑战。

台湾新文学诞生之时，已是台湾人民经过20年的武装斗争后，转入政治、文化斗争的阶段。日本殖民当局在“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共荣圈”等旗号下，一方面加强对台湾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打压、禁锢；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以直接策应战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新文学作家的许多描写，呈现出台湾地方特色的世俗风情画，实际上是以一种较隐蔽的方式，表达台湾同胞延续汉民族文化的努力，《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一书以典型个案辟专章介绍分析著名作家吕赫若，表明吕赫若小说的“中国性”大大超过了“日本性”的存在，这说明殖民地人民，其文化性格的民族归属并不会轻易改变。虽然吕赫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写了几篇“皇民文学”，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艺术自主和台湾人尊严。吕赫若小说创作的所描写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习俗等，主要属于“中国性”，他创作高峰期的关注焦点集中于作为社会文化基本细胞的“家庭”。本书指出，他笔下的台湾家庭，显然不属于日本式，而是属于中国式的。他笔下的社会和人物的心理、行为特征，更属于中国式。对旧式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状况及其衰败过程的描写，是他作品中着力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之一。其实涉足这一题材本身即显现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接续。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的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是渐进的，随着内部的逐渐腐烂加上经济的变动、新思想的冲击而终至整个瓦解倒塌，其过程曲折复杂，为文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而在日本，封建家族的崩溃，却是缘于政治上的大变革而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的，是一种遽变过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是中国许多文学名著描写的主题。而在日本，这种描写就少得多。吕赫若热衷于描写封建大家庭的衰败过程，承续的显然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吕赫若的创作和人生的道路，是勇敢投入民族的和阶级的斗争，与政治使命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在日本人眼中，政治是人类行为的露骨表现的部门，是一种贪婪的权术，因此最好要像房屋的烟囱那样，尽可能把它隐蔽起来”。反映于文学上，作品往往以柔和的线条来反映社会，享乐的东西多于严肃的东西，吟花咏雪的风景画多于营垒分明的社会生活，这是日本文学的深层文化性格。

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文坛上确曾出现了一些“皇民文学”作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皇民文学”受到了批判，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却有一些人呼吁理解和同情书写“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试图将“皇民文学”合理化，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台独”派鼓动亲日仇华思潮的一环。《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一书介绍说，1998年2月，《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就鼓吹要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去重新解读这些作品。稍后，叶石涛发表《皇民文学另类思考》一文，称：“台湾自古以来是无主之国，历史上一向由外来民族所统治，台湾人的祖先曾经是荷兰人、明郑人、清朝人、日本人、中国人，每一代祖先的国籍都不同，因此，日治时代的作家（指周金波）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作为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这些言论是与近年来台湾一股亲日仇华的社会思潮有关。针对这种将“皇民文学”合理化的言论和行径，文坛“统派”力量奋起批驳。陈映真在其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所谓“皇民化”运动的本质和目标乃是要“彻底剥夺台湾人和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练成’……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皇输绝对的效忠”。

台湾的“乡土文学”也成了“台独派”去“中国化”的一支大棒。(www.xing528.com)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出现“乡土文学”这一支脉，着重表现闭塞、落后的农村，批判在旧生产关系和落后观念习俗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性弱点，怀恋和美化未曾遭受污染的原始、淳朴乡村社会的“田园牧歌”乡土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因受“五四”新文学和日本等地启蒙思潮的影响，描绘和表现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基本的主题模式”之一。5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既是“五四”新文学乡土文学传统的延展，又是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传统的承续。这时期出现的“田园牧歌”型乡土文学基本上传承自祖国大陆新文学；描写殖民地苦难的乡土文学大致上是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承。而“批判/启蒙”型乡土文学则既是大陆的，也是台湾日据时代的新文学传统的延续。《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一书介绍说，除了上述三种类型外，台湾还存在着第四类型的乡土文学，它的产生源于台湾地方文化形态和特征，本书著者将其名之为“扎根乡土”型。“扎根乡土”是最具台湾本地特色的乡土文学类型。台湾本为闽粤移民社会。作为“移民”自然有其勇于开拓进取的一面；但他们带着中国文化安土重迁、以农为本的根性。每到一地，当能够安定下来时，他们就想扎根此地，繁衍生息。

另一方面，台湾汉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又历经外来殖民者的入侵，对于“土地”也就格外珍惜。这是此类型乡土文学产生并蔚为大观的深层原因。如，廖清秀的长篇小说《第一代》，以作者的先祖渡海东进、开垦苏澳的事迹为题材。其《自序》中写道：“咱们的祖先从唐山来台湾开垦，首先就乘帆船过艰险的台湾海峡，抵达后又须与当地的疫疠，当时的生番、台风、大水、干旱等抗拒，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留了咱们这些后代，台湾才有今天的局面，他们这些无名英雄的丰功伟业是令人钦佩的。”被称为战后第一代最具代表性农民文学作家的郑焕，书写着客家人对于土地的特有观念。客家民系从中原南迁而来，其文化保持着农耕文明的本色。郑焕一方面刻画固守着农耕才是正道的信念，拒绝平地街市的引诱，不畏艰难，坚守土地的农民形象；另一方面，不断写离开土地的农民遭遇不幸，而不离开土地的终得好结果的情景。由此可见，部分台湾省籍作家最引以为自豪、将之当作旗帜聚集其下的“乡土文学”“本土文学”，其实最具中华文化的深厚意蕴。应该说，无论是怀念故土的“乡愁文学”，或是标榜“扎根本土”的“乡土文学”都根源于中华文化的“重视乡土情谊”这一基本特征。但相较而言，“扎根乡土”甚至比“怀乡”更切近中华文化之核心。不像属于“海洋文化”的西方人，其移民或殖民具有某种无限扩张，中国人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离乡背井、迁移他乡。因此，迁徙、移居、飘泊四方往往是暂时的、局部的、非常态的；而扎根乡土才是中华文化永久的、整体的、常态的倾向。这种不可移易的源于农耕文明中国人“安土重迁”、热爱乡土的秉性，在数百年来由闽粤一带移居台湾的同胞身上及其创作的“乡土文学”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作者指出，当前某些“台独派”学者将“乡愁文学”归于“中华民族主义”，却将“乡土文学”与“中华民族主义”或中华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违背学理，也违背历史事实的。

上世纪80年代，乡土文学内部所争论的问题，最初如所谓“中国结”“台湾结”其实并未超越台湾文学的鲜明的中国属性。但这期间台湾岛内原有的乡土文学阵营产生了明显而深刻的意识形态分化，台湾文坛的“统”“独”之争不断出现。陈映真等创办了《人间》杂志和人间出版社，90年代又出版了《人间思想和创作丛刊》，在其周围集结了一大批“统派”作家和学者，遂有“人间派”之称。以“人间派”为核心的文坛统派力量，坚持民族统一的立场，以台湾与祖国文学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正确定位为依据，与标榜“本土”乃至“台独”的文学文化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遏止文坛“台独”思潮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从《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一书对台湾的“皇民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目的在于沟通海峡两岸人民的感情，填平两岸之间的鸿沟，从台湾文学着手来研究台湾社会和台湾人的心态。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支脉，其产生与发展与祖国大陆的文学乃至社会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著者发掘和搜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系统地梳理萌芽于清末的百年来台湾新文学思潮脉络，着重探讨它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渊源关系，从而否定试图将台湾文学分割于中国文学之外的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