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中国》带来的出版文化洗礼

那是一个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艳阳天，我带着论文《试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与价值取向》前去参加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1993年）。飞机的舷窗外，广袤无垠的天宇像一块硕大无朋的蓝宝石，晶莹剔透。置身于如此梦幻般的世界里，拙文有关价值观的思考依旧时断时续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行囊中有一本《海明威在中国》，是带去给出版界老前辈、亦是此次会议代表戴文葆老先生的。我编辑的这本书获得美国海明威研究奖，在此之前得到戴老先生撰文肯定。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一选题具有填补空白的出版价值，但它是由研究、评价、资料等几大块内容构成的，虽可视为一个整体，但显得芜杂。可是戴老先生却以老出版人的辨才、识才，认为该书互为联系的几方面内容构成了一个新视角，“对于理解海明威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手法及其影响，很有帮助。”我对这种编、著杂糅的作品的价值评判就缺乏戴老先生的识才慧眼。

大学是讲学术的地方，因此大学校园里的价值观往往以此为指归。可是编辑却要接触各种形式的书稿，以自己编辑过的文学图书为例，既有《当代女性文学史论》这样的学术专著，也有《文学评论概要》这样的教材，还有《新编实用文写作》等实用性图书，这是一个立体结构，其层次有高下不言而喻，但其品位无高低，它们满足了相应层次的读者需求，似无理由厚此薄彼。联想到平日闲谈中，文人相轻的情绪似代代相承，以研究文学为例，搞古典文学的轻视研究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文学理论的鄙薄搞写作的，反之亦然。这种门户之见到了编辑这里就会为兼容并蓄所取代。所以许多大学出版人都有一个从学者到编辑的渐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变得不再那么专深，也会变得不再那么偏执。我有所顿悟：出版社的价值取向，这些对大学出版社创造特色至为重要的形而上的东西，似乎不是人为设置的，而是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样，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你。(www.xing528.com)

这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是由我国主办的，来自各国的84位出版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33篇论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日本出版学会会长箕轮成男、副会长吉田公彦，韩国出版学会副会长韩胜宪，菲律宾书商协会会长马·洛伦佐·谭，马来西亚文化发展局、出版局长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新加坡联邦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耀华等亚洲主要国家的出版界巨擘都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尤其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些资深出版人出席了会议，使我获得了一个接触地方出版社人士的机会。

自工作以来，始终在大学校园象牙塔里偏安一隅，外面的世界纵然很精彩，但也觉得很无奈，此番离开“围城”看“围城”，也许会有一个全新的感觉。同房间的徐诚君，是我国出版界的著名人士、出版界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的获得者，他最早提出和实践出版社自办发行，是一位洋溢着活力的出版人。在我们朝夕相处的几天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者如何向市场机制认同的交谈。当我说到在高校里曾经有过“作者是上帝还是读者是上帝”的歧见时，他哑然失笑，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常识。我说之所以会产生歧见，是因为在强调大学出版社服务教学、科研的功能时，专家学者自然就处于主体地位。徐诚君若有所思地说，关键是要弄清图书市场现在已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既然是买方市场，读者就是上帝，而作者则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颇以为然，高校出版社倾力出版好高层次的文化精品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自己的特色，而特色是需要一定规模才能形成的。例如，经济学科是厦门大学的强项，经济类图书是我们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基本特色，除了出好经济理论著作外，还必须组织好各个层次的系列教材，在此基础上还必须策划出相当数量的实用性图书向市场辐射，如此才能产生特色效应。我隐隐觉得，在市场这个旋转舞台上，纯学者的价值评判，往往显出跛脚的窘态。此次会议在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的讲话之后落下了帷幕。这次会议研究了出版现状，探讨了出版发展趋向，异彩纷呈，各有独到之处。我由衷地感到接受了一次出版文化的洗礼。斗转星移，我在大学出版界蹒跚学步屈指已是十度春秋。蓦然回首，惊奇地发现了自己在价值观上自我超越的轨迹，虽然远不能说做到海纳百川，却是置身于一个从容的多维空间。在学术氛围浓重的大学校园里，高校出版社以其文化产品的市场性，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它既有别于纯学术的价值认同，又不同于唯利是图的商业本性，这是一种雅俗兼备、儒商合一的自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