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影响:儒家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一）重视教育，把教育作为立国立民之本的教育价值观

中国历来重视教育，视教育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定的命脉。因此中国很早就把教育纳入国家的事业，建设国家首先开展教育。传说黄帝、尧、舜时代就十分重视教育，自舜开始已有专门教育机构出现。《尚书·舜典》中记载：“夔，命汝典乐。教宵子。”可见当时已有专门的公职人员对贵族的子弟施教。《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一段还讲到对百姓的教育：“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五教”就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即血缘家族的伦理，要求把这些血缘家族的伦理道德教育百姓。这个时期还没有提到君臣的关系，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进入君主制度，还处于原始公社制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据古籍记载，虞、夏、商、周都有各类学校。到西周时期中国奴隶制社会已日臻完善，学校教育也开始分成等级。分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子弟而设，乡学是地方学校，为庶民所设。《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可见西周时代已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首开私学之风，各派名家也都设馆收徒，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学习的风气。儒家文化特别重视教育立国。《学记》开宗明义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把教育摆在立国的首要位置。许多儒学思想家都提倡重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统治者能够成为圣明之主，臣民能够“化民成俗”，接受教化，成为良民。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就是说，接受了教育，懂得一套礼仪，就不会犯上作乱。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

中国古代教育一开始就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特别重视人伦道德。五帝时就重视“五常”的教育。儒家文化恰恰符合这种要求，儒家从“从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出发，突出强调道德和道德教育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因此，儒家教育就成为联结个人、家庭、家族和国家的纽带。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对策“独尊儒术”不是偶然的，它符合了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为此，董仲舒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想，把“三纲五常”作为新儒学的核心。自此之后，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都呈现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宋、明理学更是强调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重伦理轻功利，重人文轻自然的教育价值观构成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虽然有些学派，如墨家、农家主张利民生财，教人耕作，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在教育上就没有什么影响力。清代初期实学派也曾主张“经世致用”，除学以经学为中心外，也旁及小学、史学、天算、水利、金石等，但未能得到朝廷和社会的重视。因此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古代教育总体来讲，只教育学生做人，不教育学生做事；只教学生从善，不教学生求真。所谓“善”的德行，是以符合封建伦常为标准。伦理道德教育达到具有教育本体论的意义。贵族子弟上学是为了懂得统治集团的“礼”，以便承接世袭的封禄；庶民百姓上学是为了学习统治集团规定的一套“礼”，以便挤入上层阶级，服务于封建朝廷，治理国家，同时改变门庭，光宗耀祖。这种教育价值观，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它的积极影响是，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中国教育历来重视道德教育，学习，首先要学会做人，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重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等。

中国人历来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格言，成了中国人的座右铭。其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把人束缚在家族的伦理关系之中，思想被严重地禁锢。所谓“非礼勿思，非礼勿闻，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养成一个没有个性人格的人。有的学者说，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就是两个字“听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人不敢想，不敢讲，不敢闯，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其次，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影响到我国近代科学的发展。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人李约瑟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近代中国却大大落后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经济结构等原因，但不能不说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只重伦理，不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有关。(www.xing528.com)

（三）以“圣人君子”为教育的目标

圣人、贤人都是中国古代推崇的最高理想人格。孔子把尧、舜、禹作为理想的圣人，所以叫作“圣王”。王是外在表象，圣是内在的修养品格，内圣才能成为贤明的君王。因此，儒家把培养“内圣外王”的君子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只要通过教育，修身养性，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何谓圣人？儒家有许多解释：苟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叉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荀子·性恶》）；董仲舒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举贤良对策三》）；《白虎通·圣人》更是把圣人神化了：“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凶吉。”至宋明理学，均以“穷天理，灭人欲”为旨归，以成就圣人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人生理想。说得通俗一点，圣人就是见识高明，德才兼备的君子中最有德行，最有威望的人。中国古代教育以培养士大夫、君子、圣人为最高的教育目标。实际上，也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人才。虽然也讲德才兼备，但更重视的还是一个人的德行，“才”也只是统治之才。这种教育目标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它强调封建社会需要的德行。却泯灭了人之以为人的人性，更没有不同人的个性，是一种培养奴性的教育。所以鲁迅把中国的封建传统教育总结为一个词：“吃人”。但是儒家这种以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的教育传统，强调道德修养应成为每个社会成员自觉的选择和实践，追求人在道德上的完美，在中国历史上也培养了不少忧国忧民的人才，同时这种教育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今天如果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它加以改造，剔除封建教育的内容和奴性的培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教人做人”、“德才兼备”，追求理想的完美人格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四）以“四书五经”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教育的教育内容是很丰富的。西周国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合称“六艺”。“礼”是政治伦理课，包括奴隶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乐”是艺术课的总称，包括音乐、诗歌、舞蹈；“射”即射箭，“御”即驾驭战马，都是军事训练课；“书”和“数”就是文化基础课。“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又是核心。《大戴记·保傅》中载：“古者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艺焉，履大节焉。”可见当时教育内容文武兼备，层级分明，代表了中国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教育水平。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教育内容变得只以经学为主了。大致与汉武帝时董仲舒“独尊儒术”有关。“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不仅“罢黜百家”（像墨家是很重视生产知识的教育的），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教育内容当然也就只需要讲求封建礼法和治人之术的经学了。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中说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统治者便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也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特别是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考试内容主要以经学为主，明代更是要求考试以“四书”出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考试内容历来是教育内容的指挥棒，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单一化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古代相传施用的教材还是很多的，但内容都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