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校图书馆比较、中华和合文化与天人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有很多，除了学界普遍认同的诸如“天人合一”、“和为贵”之类的特点。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家族伦理本位论和非宗教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以道德为本位的人文精神。一方面由儒家的人文精神所决定；另一方面，又有道家自然主义作为补充，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创立的宇宙本体论。通过对由来久远、具有神秘性的传统“天道”观念所做的思辨性的哲学净化工作，排除了中国早期宗教所崇拜的鬼神天帝的权威，把哲学本体的“道”提升到“象帝之先”的位置。尽管他们的结论不一定精当，或然是错误的，但其重要性在于排除了神或上帝的预设和启示，是人的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统一，而非宗教哲学。在老、庄的思想理论中不但没有对彼岸的执著，相反却十分注意保持和维护生命整体的和谐稳定，强调“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并要求自然而然地对待现世（“无为即自然”），反对任何形式的矫揉造作和虚妄。本人以为，能够基本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主要由以下六个方面组成。

（一）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官僚文化特征

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根基。由此，中国文化也被看作是一种在宗法关系上形成的注重“关系取向”与“身份取向”的伦理型文化。儒家的“三纲五常”便是典型代表。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家庭和家族内部各成员之间必须紧密联系，相互帮助和协作，才能应对种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测，当然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共同特点。久而久之，家族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最传统和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以道德为本位的宗法制度无疑给我们带来某些有益的东西。这种道德观念认为家族整体利益是第一位的，要求人们约束自己，服从整体。它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亦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我们今天仍应提倡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特别强调家长权威、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本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依赖人格，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二）注重和谐与统一的传统文化特征

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人和主义价值观、强烈的和谐意识和行为追求在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张立文则认为：“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之为美的审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结构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和，道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是中和。因此，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的特点，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协调”，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古代的“天人协调”说与“天人合一”说，虽然不否认人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引导。但也只是以人与自然各有其职能，人之不能，自然而能，自然不能，人而能。因此，两者可以互补。人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但不是统治自然、征服自然。又如道家提出的“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六十八章为而不争）。“厚德载物，上善若水”（《老子》第八章）。这种注重和谐统一的传统文化特征，表明一旦形成一种被社会和人们认可的行为方式，则不应该被改变。这一点对于中国企业创新来说，明显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即对于已经形成的某项技术、制度结构则不容易产生打破的动力，影响技术和制度的剧烈性变革，难以支持突变式创新，有利于渐进式创新。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持中贵和的精神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中国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如政治上，人们重视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荀子·富国》“不患贫只患不均”。思想方法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个人修养上主张“从容中道”“文质彬彬”艺术上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美学上主张“以和为美”戏剧文学上“大团圆”的结局，等等，都是强调“和”。

（三）追求稳定的经验理性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中具有“实用—经验理性”的特征，这一点虽然使中国人能毅然面对现实，勇于承受一切，但却也带来了使人逆来顺受、保守求稳而缺乏冒险精神的后果。长久以来，中华文化积淀出了重“恒”轻“变”，追求“久远”的特征。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安土乐天”，容易满足，遵循着“天不变，道亦不变”（出处：《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生活方式，能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追求稳定，不求变化养成了中国人在稳重的同时不思进取、知足常乐的惰性，限制了竞争与冒险，扼杀了民族生存发展中蓬蓬勃勃的活力。“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所以人能做到知足，就不会有任何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这样才能长久。这句话是《道德经》第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地追求、爱名，必定费重大的消耗，多藏必失去越多。

（四）天人合一的支撑形文化特征(www.xing528.com)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强调人对自然的创造力，不是盲目性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顺天应时”的。即通过对天地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加以巧妙地开发和利用，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认为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人与天地既鼎足而立，又与天地合而为一；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约，又有驾驭、统领、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领。人能够统合天地，弥合天地自然之不足。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得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这些文化思想反映出明显的支撑型文化特征。“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五）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的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有重要意义。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如外族入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它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培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反抗压迫，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日新”、“革新”的观念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积极促进“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

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拼搏的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奋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人的志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弟子曾参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希望人们应该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终生，死而后已。三国时期诸葛亮正是实践这种传统思想的典型。

（六）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曾是春秋时期的“显学”。经过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在战国时期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们以“仁”和“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以贵和持中为核心的思想方法，以重人伦、重个人修养为核心的修身养性之道，以“信而好古”、“宪章文武”、“法先王”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并不符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争霸称雄、夺取天下的政治需要，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要求。因而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尽管他们也曾周游列国、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但始终未能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始终处于“子”学的地位而未能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只是到了汉武帝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地位的稳定，逐步由进取的力量向保守的力量过渡。他们的主张才适应了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一下子从“子学”变成了唯我独尊的官学。从此之后，儒学虽然也曾几经变化，但其礼治德教的精神却始终一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从许多方面看来它是与儒家对立的学派。儒家重视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则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但从另一方面看道家与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道家的崇尚自然就有一定相通之处。在战国时期，道家出现了黄老刑名学派在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曾经发挥了一定作用。汉朝建立后，黄老刑名之学曾成为汉初七十余年的统治思想，其中吸收了不少儒家仁政德治的主张。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黄老之学虽然也在被罢黜之列，但其影响并未立即消失。东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很快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立的局面。魏晋玄学从本质上说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则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产物。

尽管佛教是从国外传入中国，但是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强调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这些教育思想深得大众信赖和仰慕。尤其是佛教宣扬的慈悲为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无我利他，舍己救人的思想，提倡仁慈为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理念，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的佛教。这种佛教一直为中国各阶层人士所接受，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儒家、佛家、道家三教合一，构成了中国的特有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