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是古代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在本体论方面，他以“吾心”为世界的本体，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本论的自然宇宙观。心本论从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到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都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但把它上升到心与物、心与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并作出详细缜密的哲学论证的，则是王守仁。
“心”在王守仁的哲学体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在身心关系上，王守仁认为“心”是耳目口鼻体的主宰。他曾说：“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表面上看，承认“心”是一种物质器官，身与心相互依存，不可分离。这看似一种合理的观点。但是，王守仁论述的重点不在此，他是通过论述身心关系而强调心的作用。所以，他接着说：“但指其充塞处言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谓之心。”[1]“心”仍是身的主宰，支配着人的视听言动。如果从人与物的根本区别上看，“心”是人身之本，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王守仁认为“心”完全主宰人的耳目口体和视听言动，否定五官感受为心提供思维的感性材料，否定五官对于世界的主动感受，这就十分不当了。王守仁说：“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2]视听言动完全是“心”的活动，“心”规定了人的活动的方向。这就彻底否定了五官积极感受外物的作用，混淆了“心”与“身”的互动关系。这与陆九渊认为“心于五官最尊大”的观点是极其相似的。
王守仁片面夸大心的能动作用，进而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作出错误的判断。王守仁曾举例说明心与物的关系。他说，当你未看花时，花是不存在的，当你看到那朵花时，花和此花的颜色才存在，由此便知花不是存在于心外，而是存在于心内。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依附于我才存在的。所以，王守仁说：“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3]王守仁所谓“意”，就是“心之发动”。心通过“意”的发动使感官触动外物，“意之所用，必有其物”。在心与物的关系上，王守仁认为“意”施加在“物”上，“物”才相对于“意”而存在。如果离开了“意之用”的主观条件，“物”就丧失其独立存在的地位。这样，物不仅是“意”所加工的对象，而且“意”决定了物的存在，成为物之所以存在的先验条件。王守仁竭力夸大心、意的能动作用，确立“心”概念在其哲学体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目的在于否认客观世界的独立性，把客观存在变成主观心意的派生物。
客观事物是心意所用的结果，那么事物的基本属性——运动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王守仁认为，“吾心”是不断变化运转的，“良知”的基本特性就是变化，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吾心之良知”的流行变化，乃是事物所以运动不息、变化多端的最后动力。王守仁曾说过，“良知”一旦停止活动，则天地混沌，形色俱泯；“良知”发生妙用之时，则天地也为之开朗。这就客观事物的运动归于我心良知的变化，用主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经过煞费苦心的论证，王守仁得出结论：“天地万物，俱在我的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4]
在宋明理学中，宇宙本体论曾是每一个理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敦颐用“自无极而为太极”说明宇宙的生成，邵雍用象数的排列顺序解释化生万物的过程，程朱将“理”作为宇宙自然的本体，陆九渊借助“心即理”的方法说明宇宙的本源。主守仁认为这些方法都非“直截简易”，过分烦琐迂回，没有找到解决宇宙本体的简捷途径。王守仁曾用诗的方式说明他的解决心物关系的优越之处：“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万物之源皆在心中，心外无物，何必向外苦寻。言下之意是说以前理学家的方法是何等荒谬。(www.xing528.com)
从“心外无物”的观点发出，王守仁又提出“心外无理”的看法，以解决心与理的关系。在心与理的关系上，王守仁反对朱熹的“在物之理”与“在己之理”的区分，认为这是“析心与理为二”，把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承认心之外尚有理。这在王守仁看来其心理关系是不彻底的。他明确提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5]把心与理彻底统一于“吾心”，避免了心、理二分的烦琐，否定了心之外还有“物理”的存在。
其实，王守仁并未否定“理”的存在，只是认为理源于心，理从心中起，离开了“心”便无从谈理。他要否定的是“在物之理”，即客观存的事理规律。不仅如此，王守仁还从即心即理、心即理的观点出发，把心决定的理推衍到社会人生上去。他说：“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6]心之理体现在社会人生上便是孝、忠、信。社会伦理不过是心理所动而发于外的结果。要保证我心良知的纯正无蔽，顺应天理，只须“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王守仁通过心物、心理关系的论证，批评了朱熹心与物、心与理为二的主张，坚持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就把颠倒了主客观之间的关系，抹煞了主客观之间的界线，导致了他的自然观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但是，也应该看到，王守仁把“吾心良知”作为宇宙自然的最高哲学范畴，取消了程朱理学以“理”、“天理”作为支配自然、社会、人生的最高原则，把“天理”从主宰者的宝座上拉了下来，而降到“吾心良知”之中，并取而代之。这就结束了程朱“天理”一统天下的局面，从理论上改变了人在天理面前的被动、消极地位。王守仁强调人的主观心、意的作用，确立“吾心良知”的最高本体论地位，这在一定意义上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着重视人的主体作用的合理因素。可以说，王守仁“心学”的出现，标志着宋明理学开始走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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