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形成：音乐教学与表演艺术中的重要角色

艺术家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较久远的过去，那么我们会发现，从艺术作品到艺术家的确立表明，人们给予艺术家越来越独立和崇高的地位。在古希腊，人们对艺术家高超的技艺给予赞美，但这种赞美更多的是给予作品，而不是艺术家本人（如帕提侬神庙与建造者伊克底努）。艺术家因为其作品而被看作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是某类神的化身。艺术家作为工匠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工匠的概念被提升到专门从事艺术工作，为伺奉王公贵族和教皇而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职业（如提香和拉斐尔）。提香和拉斐尔甚至作为与王公贵族完全同等地位的身份，过着奢侈的生活，并享受着荣华富贵。“每一位到威尼斯去的文学家、每一位绅士、每一位公主都要去拜会提香。”那些突出的艺术家被人们称为“天才”，艺术家具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并开始产生了艺术家自画像（如达·芬奇），继而开始出现了艺术家的自传（如瓦萨里在1550年写的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传记可以使艺术家的声誉比他的作品流传得更为久远”。米开朗基罗以其强烈的个性发展到受人们顶礼膜拜般地尊崇，甚至已经超出了艺术家的标识，成为超越世俗的“神”。

18世纪之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Artist）一词逐渐被确立，并区别于手工艺者（Artisan）。浪漫主义对主体和个性的宣扬进一步提升了艺术家的地位，艺术家成为“创造者”。“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理性对宗教神学和世俗王权的消解，对神秘事物和神圣性的信仰被放置到了新的创造者—艺术家身上，艺术成了新的供膜拜的宗教，而艺术家则成了世俗社会瞻仰的教主，成了新的救赎的象征。浪漫主义是目睹日益分化的现实而渴望重新聚合的努力，而艺术被普遍地看作具有这种调和的能力。”作为现代概念的艺术家在这种风尚当中确立起来，同时又与社会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学院制的建立巩固了艺术家的地位，并逐渐形成规范化和体系化的而又稳定的艺术家概念，使艺术家区别于一般的工匠。在艺术家超越了工匠而被提升到具有点石成金的身份地位的高度之后，社会就开始越来越看重艺术家的意义，而不是作品的意义。所以现代艺术的转折点正是发生在杜尚的“我不相信艺术，我只相信艺术家”的观念中，杜尚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并有效地利用了其身份进行艺术活动的艺术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的开篇就提出了“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的预言。毕加索也说：“画家画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他是什么。”

正是在这种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下，时代的艺术问题很多时候已经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而是艺术家身份的问题。艺术之所以称其为艺术，取决于是否是一位艺术家在实施。由于给予了艺术家太多的主体性，使得艺术作品本身被艺术家的权威所遮蔽了，难怪有人说我们的时代缺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好的艺术作品。这涉及对艺术家的职责的讨论，我们后面将会谈到。

音乐家概念的形成与艺术家概念的形成一样，其大的线索同样经历了从作品的辉煌到人的主体性创造的观念转变过程。中世纪时期，音乐家在教堂唱诗班中担任神职，负责教会的仪式和各种活动；巴洛克时期，宫廷乐师担任着祀奉国王和王公贵臣的重要职责，必然会形成宫廷乐师和乐队，亨德尔为国王出行和仪式而作的《皇家焰火音乐》就是明证。若以维也纳三位大师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为例，更能看到音乐家身份地位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体制和环境之间的调和。海顿，一生大部分时间受雇于贵族，同当时大多数职业音乐家一样，委身于传统的“赞助体系”，职位明确，虽然创作上不免受到雇主趣味和爱好的牵制，但也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莫扎特在其艺术生命成熟后不久便脱离了传统的“赞助体系”，但不幸在尚不稳定的市场格局中无法求得生存，最终陷入债务缠身，贫病交加的境地；贝多芬，成长于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后”氛围，身怀强烈的艺术家个人自尊意识，一生虽努力进入贵族社会，但因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桀骜不驯的个性，他更试图以自由的身份去完成他的艺术使命，而不愿意受世俗和权力的限制，虽然依赖于贵族朋友的慷慨赞助，但并不就此构成贵族的人身依附，而是在创作中遵循自己内心的艺术召唤，并不断通过自己作品的委约、出版和演出，在市场上取得盈利，从而获得了富足和具有尊严的个人生活。从中世纪的“匿名型”，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依附性”，再到19世纪前后的“自由型”，作曲家的身份和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生成，至贝多芬时代基本确立。从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乃至成熟的进程。(www.xing528.com)

19世纪之后，音乐家确实获得了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由。与早期被尊崇为神圣的艺术家的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及提香等类似，音乐界的代表是罗西尼。1824年，意大利作家司汤达在其撰写的《罗西尼传》中，将这位作曲家比作一个征服了全世界的新的拿破仑。而罗西尼对自己通过艺术创作而得来的尊贵身份也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他曾对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称自己是欧洲最伟大的两个人物之一，另一位是当时的英国名将，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至瓦格纳时，路德维希二世为瓦格纳的才华所倾倒，他于1864年成为巴伐利亚公国国王之后，便为瓦格纳实现艺术理想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据估算，自路德维希二世与瓦格纳相识至瓦格纳去世的19年间，国王为瓦格纳所支付的资助（包括赞助金、房租及礼品等）总计达56万马克，相当于当时整个巴伐利亚公国全年国民支出预算的七分之一。可见，音乐家所得到的尊重与地位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虽然指的是很有才华的音乐家，当然瓦格纳的例子颇为极端，是一个特例，但是从中看出音乐家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是有一些端倪的。从影响西方人意识形态的哲学思想方面，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的“天才至上”，到19世纪末叔本华的“权力意志”，把常人所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度视为“神圣的”，又把人的“意志力”作为“权力”的象征，从神化的意志，到人化的意志，都体现在艺术的意志之中，从而作为艺术创造主体的艺术家自然获得了顶礼膜拜般的尊崇。

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世界逐渐从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苏醒过来，回归到理性的评判当中，但是现代主义迅速兴起，对音乐家的评价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参照和准绳。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学院及相对稳定的职业圈子和机制的逐渐形成，使音乐家成了万千职业中的一种，让音乐家走上了相对稳定的职业道路，音乐家的职业身份更加明确。新时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使艺术家也使音乐家在其中大展才华，同时，商业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又使艺术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挑战和考验。艺术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在其中随着各种因素而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