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概论：汉文化中心区南移

1.汉文化中心区南移原因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文化区初步形成。由于西汉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所以汉文化中心区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这时开始，直到魏晋，汉文化区的核心地带是长安、洛阳、开封一线。东部淮水、中部大别山、西部秦岭一线，是当时事实上的汉文化中心区的南界。这一线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虽然是水乡泽国，气候温和、湿润，土壤肥沃，发展农耕生产的条件十分优越，可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劳动力不足，生产经验缺乏，以致无法很好开发利用，因而文化远比北方落后。《全晋文》卷54载道：“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这就充分说明，长江流域文化落后于北方，直到东晋末，当地仍未发展成汉文化的中心区域。

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汉文化中心区域在北方的传统形势逐渐发生了改变。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可知，汉文化中心区的南移，是同三次汉族人口大规模南迁浪潮的影响分不开的。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永嘉之乱”前后。316年“永嘉之乱”发生，西晋王朝灭亡，晋室因此南迁。这一时期，中原汉族人士为了避难，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移，南方劳动力和知识分子有了增加，因而初步改变了汉文化中心区在北方的传统形势。

第二次汉族人口南移浪潮发生在“安史之乱”时期。755年“安史之乱”发生，中原遭到严重破坏，大唐帝国开始衰微，北方汉族人口再度大量南迁，从此南方人口显著增加，经济迅速发展。至唐末，南方经济发展达到了“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程度。这说明经济重心已基本转移到了南方部分地区，而文化中心区却仍未完全转移到南方。但是，这以后，南方文化的发展比较快，其水平已明显超过了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

第三次汉族人口南迁浪潮发生在“靖康之难”前后。1127年“靖康之难”发生，北宋被金人灭亡，北方经济、文化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为逃避战争灾难，北方汉族人又大规模南迁。在金王朝统治北方的一百多年中，基本上以淮河及秦岭为界，同南宋偏安政权对峙。这样，我国经济重心在南方的形势得到发展，政治中心在南方的形势也已形成，而文化中心至此也完全移到了南方。因此，在时间上，北宋的灭亡是汉文化中心区南移的真正的时间分界。从此，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都变成了汉文化的中心区域。

如果我们对汉文化中心区逐渐南移的主要原因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就可发现，在北方人口三次大规模南迁的背后，还有其深层原因，其中：一是北方黄河流域战乱，迫使北方人南迁，这样就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经验，又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促使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文化也迅速发展；二是南方各地具有比北方优越得多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雨水和气温，包括冬季的温暖气候，对农业的发展远较北方有利；这里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比北方高，而且产量较稳定。北方人在战乱时之所以大多迁徙南方，而不迁于别地，显然和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的吸引是有很大关系的。南方秀丽山水对文学和艺术的启发与熏陶，对文化迅速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南方特别是江南，由于有长江天险，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一种特殊的安全感，所以人们安居于江南发展生产，创造文化。漠北、青藏高原区、新疆等地，由于不具备像南方那样优越的发展汉族农耕文化的自然条件，所以迁入汉族较少，文化也就落后。

2.汉文化中心区南移的反映

中国汉文化中心区南移有着多方面具体反映，其中主要是：(www.xing528.com)

（1）养蚕缫丝生产分布于南方各地。养蚕缫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标志，它与中国文化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相传，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轩辕黄帝的正妻螺祖发明了养蚕缫丝。成书于春秋时期、反映北方人民生活的《诗经》中多次提到了桑。北魏均田制度规定了桑田。南北朝时代的文人颜子推曾说：河北妇人织造锦绣、罗绮，“大优于江东也”^[12]。

唐代丝织业中心定州（今河北定县）、亳州（今河南滑县东）等都在北方。大致到了南宋后，南方养蚕、织锦才转大盛。明清时代，养蚕、丝织业遍布江南各地。

（2）瓷器生产超过了北方。瓷器在中国历史上，是显示文化和生活水平的一种器具，有一通行的说法认为，瓷出现于隋，始盛于唐。唐代有三大瓷窑：定窑（今河北定县）、汝窑（今河南临汝）、柴窑（周世宗柴荣时烧制，位于河南郑州一带），所产为白瓷，其地均属北方。而景德镇（原名昌南镇），虽在唐前期就产瓷器，至北宋时也有一定名气，但出现较大发展则在南宋时期及其以后。元明时期的瓷器生产中心都移到了南方。明朝时，景德镇制瓷业是“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13]。

（3）任命高层官吏人数超过了北方。在古代史上，任命高层官吏，尤其宰相，自隋唐起有个惯例，几乎是任命中过进士以上的文人。所以，做过宰相的文人籍贯的地理分布，很能说明古代汉文化的发展与中心的转移情况。在实行科举制前的六朝（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时期的江南（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等），虽是偏安政权的统治中心，但文化并无深厚基础，这时期的重要人物都来自北方。东晋的大臣多为北方人，如15位尚书令，北人占了12人，南人仅占3人，40位尚书仆射，北人占了30人，南人仅占10人。在实行科举制后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将相重臣几乎全是北方人。真宗时，开始起用南方人王钦若等任宰相。神宗时的七位宰相中，南人占了六个。在我国创立科举制度后，进士科一直是官僚人才的主要来源。约在宋神宗时，南方大批读书人通过进士考试进入政界，并逐渐取得了优势，结果引起北方派官僚的不满。经过一个时期的争斗，北方派官僚的主张发生了重要影响，到宋哲宗时，为限制南方文人入进士科，全国进士考试竟然实行南、北分卷制，足见南方文化的发展盛况。

（4）南方籍词人多于北方。北宋词家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李清照等都为南方人；南宋的辛弃疾、陆游、范成大、刘亮等词家中，除辛弃疾外，也都是南方人。

（5）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会元）多属南方籍。根据陈建皇《明通纪》资料统计，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万历44年（1616年）的245年间，每年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244人，南方215人，占88%，北方仅29人，占12%。而南方文魁多集中在南直隶（今南京一带）、浙江、江西、福建四省，合计193人，占全国的79%。

上述一系列史实表明，自南宋起，中国汉文化中心区确实发生了南移，当时长江中下游各地和岭南均已成了汉文化的中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