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交通要道上的关塞-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概论

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王朝的疆域一直非常广阔，边界非常漫长，因此总是在交通要道、形势险要之地多设关塞，检查进出商旅、使者，并负有一定守备之责，也有部分无人戍守、仅供个别寻求佛法的高僧行走的险关要塞。这类关虽然为数不多，但多都较著名，如阳关、大散关、悬度等。

1.阳关

阳关，是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口，它位于西汉龙勒县城、唐代寿昌县城西部地方。《元和郡县图志》以为，“阳关，在（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27]。有专家却研究认为，阳关“因在龙头山之南，故名”^[28]。众所周知，早在古代为地命名时，总是以“山南为阳”和“水北为阳”为准则，而西汉为“阳关”命名之时，玉门关还远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10千米的石关峡中，并不在阳关之北，据此，《元和郡县图志》之说难以成立。

阳关是与玉门关齐名的雄关险塞，是中原通西域南道的必经之地。阳关关址史学界公认位于今敦煌县“古董滩”。西汉在“古董滩”设阳关势必考虑了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这些条件是：阳关所在地，位于汉龙勒县之西六里，是当地天然绿洲的一部分，有一条小河经当地北流，完全适宜屯垦，有利于就地解决粮食问题。此地之北，有座龙首山，俗名红山，南北延伸约三四里，山口西有一山峰，峰上一汉代墩台高高耸起，虎视着古董滩，阳关就设在口内滩上。同时这里距西域南道较近，可达鄯善，这说明设阳关是充分考虑和利用了当地与相邻地区各种地理形势。阳关关址所在的古董滩，近百年来到底是怎样的情景？1943年，著名专家向达到敦煌古董滩考察，当时他看到：“今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滩，流沙壅塞，而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时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钱之属，其时代自汉以迄唐宋皆具。古董滩遗迹迤逦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东西流沙堙没，广阔不甚可考。”^[29]李并成于1983—1992年5次去古董滩考察，他发现滩地上“散落素面、绳纹灰陶片……红陶片、夹砂红陶片、碎砖块、铜器铁器残片甚多，并有陶纺轮、铁臿、铁锛、石磨、石臼等器具，亦可找到五铢币、半两钱、开元通宝币等”^[30]。看来，在古董滩上发现如此众多汉唐文物残片，阳关遗址显然非此地莫属了。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在关中所作诗，表达了作者从丝路南道出使西域对亲友的留恋，以及对西域荒凉、人烟稀少情况的描述，寄托了作者对亲友的关爱之心。

2.大散关

大散关，亦称散关，因“汉中府凤县东北百二十五里有大散岭，置关岭上”^[31]，岭下有大散水，故曰大散关。

大散关地方，地处关中与巴蜀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大散关“为秦蜀之噤喉，南山自蓝田而西，至此方尽，又西则陇首突起，汧渭縈流，关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交，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盖自禹迹已来，散关恒为孔道矣。”^[32]

大散关位于中国腹地，它在中原出现分裂割据和战乱时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大散关变成了各方争夺的重要通道：建安二十年（2015年），曹操讨张鲁，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武侯出散关，围陈仓；宝祐五年，蒙古主蒙哥南寇，繇陇州入散关，捣蜀口，明初定关中；徐达亦分军自凤翔出散关，下兴元。盖梁益有事，必在散关。

3.悬度

西汉时，在葱岭（今帕米尔）南段的深谷悬崖间，开辟了陆路交通道路，这就是“悬度”。“悬度”不是军事要塞，仅只是交通险道。“悬度”问题，其情况比较复杂，系统资料奇缺，故直至如今国内仍无专题探讨的学术成果发表，相关方面情况均不得而知，故现在予以逐一考述。

（1）“悬度”的得名与涵义

先来探讨“悬度”及其得名。“悬度”，一名“县度”。“县音玄”^[33]，师古曰：“县，古悬字耳。”^[34]“度”，“以绳索县缒而过也”^[35]。

据史籍所载判断，古代西域的“悬度”，并非一处，而是两处：一在莎车西南，经此可西入大月氏；一处在乌秅之西，经此可西入罽宾。但在古代历史上，由于乌秅之西“悬度”邻接罽宾，双方可直接往来，从而为历代使节、僧人所通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中罽间“悬度”，史家多作零星记载和阐释：有谓“悬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36]。有谓悬度“古西域山名”，“为逾葱岭去罽宾要路”^[37]；有的仅释为“以绳索县缒而过也”。还有人认为，是“我国西域重要山道之一”。以上第一种说法，既说“悬度”是“石山”，又说是“以绳索相引而度”；第二种说法，既说是“山名”，又说是“要路”；第三种说法，仅说是“以绳索县缒而过”；第四种说法，只说是“山道”。看来，这些说法在“悬度”的语义及得名问题上，明显存在着歧见和含混不清之处。

其实，要能确当说明“悬度”的语义及得名，首先得依据有关记载，辨明其得名的原委，就是说首先得弄明白先有人们交往中“悬度”的实践、“悬度”的方式，还是先有以“悬度”为名的山名和山道名？

“悬度”二字，若从文义判断，无疑是一个地道的汉语地名。据《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载：“自武帝，始通罽宾……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指罽宾）使者于县度。”成帝时，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今县度之厄，非罽宾所能越也。”这些记载表明，“悬度”地名传入中原的时间，极有可能在西汉武帝至成帝（公元前140—公元前33年）之间。再若据当时汉与罽宾相互遣使、罽宾“剽杀汉使”和向汉“奉献”等记载分析，双方经“悬度”这一艰险道路的交往是颇为频繁的。据此，同样极有可能，先有汉与罽宾使者（或其先民）在这一艰险道路上“以绳索县缒而过”的实践和方式，继而汉使有“悬度”观念的萌发和形成。当这种情况历时既久、相沿成俗，“悬度”这才成了“山道”名和“山名”。这说明，古代人们的“悬度”实践和方式出现在前，而作为“山道”和“山名”的“悬度”地名形成于后。

中罽间“悬度”的方位与归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密切相关。“悬度”的地理方位，史书所载文字略显含混，为使问题明晰起见，现作一些梳理。

《汉书·西域传·乌秅国》条载：乌秅国“王治乌秅城”，“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其西侧有悬度”，“去都护治所五千二十里”。颜师古注“乌秅”云：“乌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据苏北海先生研究认为，“乌秅”即今“坎巨堤，一名棍杂，也有译洪查（Hunza）、宏札等名称，都系同音异译”。这正好说明“乌秅”是“棍杂、宏札、洪查的对音”^[38]。从上述“乌秅”和“悬度”至都护治所之里程，可知“悬度”在“乌秅”之西约一百二十八里处（汉里）。再若从班超“逾葱岭，迄悬度”和“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39]的记载分析，可知“乌秅”在“皮山”（今新疆皮山县）之西南，葱岭在“乌秅”之西，而“悬度”在葱岭之西，罽宾又在“悬度”之西。若把这些地名，自东至西（与西南）按位置顺序排列起来，这样就形成皮山（西南）—乌秅（西）—葱岭（西）—悬度（西）—罽宾的一条线。

以上所述说明，要能论定“悬度”的方位，必先确定“乌秅”的今地所在。据谭其骧先生所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西域都护府》图之记注，“乌秅”位于今新疆皮山县西南，叶尔羌河上游自东向西再转北的拐弯处，即中国与巴基斯坦所控制克什米尔间之中国一侧。苏北海先生曾指出：根据方位（乌秅）应在今坎巨提地区。其北面正是塔什库尔干，东北为喇斯库穆，西北为大小帕米尔，西为瓦罕河……北与子合，蒲犁，西与南兜接^[40]。综上所述，“乌秅”即今新疆皮山县西南的坎巨提；坎巨提以西百余里之中国一侧便是“悬度”。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悬度”地区业已“归属中国”^[41]了。

（2）“悬度”的险峻形势

帕米尔高原，历来被誉为“世界屋脊”，而地处葱岭之西的“悬度”，实际上正好位于帕米尔高原西南边缘地区。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悬度”举世无双的“险阻危阨，不可胜言”的险峻形势。正如《宋云行天竺记》说：“太行、孟门，匹兹非险；殽关、陇坂，方此则夷。”其意是：若将“太行、孟门”与“悬度”相比，就显得无“险”可言；若将“崤关、陇坂”与“悬度”相比，就好似平“夷”无险。

历史记载中的“悬度”，既非一处狭小区域，又非一处奇险路段，而实际上是一条自东向西、夷险兼有、逶迤长达约两千里之遥的峡谷地带。《古西行记选注》还说自葱岭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度“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期间四百里”；悬度国“山溪不通，引绳而度，朽索相引二千里”。《汉书·西域传》在记载峡谷宽度时说：悬度之地，“有三池、盘石坂，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

“悬度”地方，山崖之高耸，沟谷之幽深，为世罕有。《佛国记》说：“悬度”峡谷，“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眩目，投足无所”。《宋云行天竺记》也说：悬度“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汉书·西域传》描述行人通行“悬度”的极大危险性时说：“畜队未（坠至）半砊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阨，不可胜言。”《宋云行天竺记》还说：悬度“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

“悬度”作为我国古代西域葱岭地区通往罽宾的山间道路，在其开辟时期，本是利用天然沟谷和山崖坡坂通行，而在一些危险地段的通行，确曾有过借助绳索确保安全的现象，但仍避免不了人畜伤亡事故发生。约在西汉及其以后，为化险为夷、安全通行，有人开始在“悬度”崖壁、沟谷的危险地段，开凿石阶，建栈道，从而大大便利了通行。《后汉书·西域传》说：“悬度”地方有人工修建的“梯山栈谷”。《佛国记》说：在“悬度”地方，“昔有人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已”。《通典》“渴槃陀”条说：“悬度”之地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辞海》缩印本“县度”条也认为，悬度地区“山有栈道”。在汉代以后，“悬度”山道通行的危险性虽有一定程度减小，但并未彻底根除，所以人们“以绳索相引而度”的现象，曾是长时期存在的。

【注释】

[1]《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5-2566页。

[2]《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5-2566页。

[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0页。

[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6页。

[5]《史记》卷115《朝鲜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5页。

[6]《重修肃州新志》第二册，1984年版，第54页。

[7]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8]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9]谢桂华、李均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www.xing528.com)

[10]《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页。

[11]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12]《吕氏春秋》卷13《有始览·第一·有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62页。

[13]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14《湿余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452页。

[14]王士翘：《西关志》，转引自安介生编著《走近中国名关》，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15]转引自安介生编著：《走近中国名关》，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6]《读史方舆纪要》卷63《肃州卫·嘉峪关》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723页。

[17][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点校本，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1984年版，第218页。

[18]转引自安介生编著：《走近中国名关》，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19]《辞海》缩印本“嘉”字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47页。

[20]《辞海》缩印本“峪”字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792页。

[21]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52《陇坻》，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260页。

[22][清]《灵宝县志·沿革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21页。

[2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函谷故城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8页。

[2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二殽山》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25]《明永乐时给蜂窝寺的皇敕》，《甘肃省康乐县地名录》图版，三联书店1995年版。

[26]胡大浚主编：《甘肃古迹名胜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248页。

[27][唐]李吉府：《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阳关》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7页。

[28]张仲：《敦煌简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29]向达：《两关杂考》，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375页。

[30]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3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2《散关》，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292页。

[32][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52《散关》，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293页。

[33]《后汉书》卷47《班梁传》注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83页。

[34]《汉书》卷96《西域传上·乌秅国》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2页。

[35]《汉书》卷96《西域传上·乌秅国》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2页。

[36]《汉书》卷96《西域传上·乌秅国》，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2页。

[37]《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4页。

[38]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

[39]《后汉书》卷47《班梁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82页。

[40]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41]《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