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交通的发展及其考古和文献资料

中国的海洋交通事业，在郑和七次（1405—1433年）下西洋结束前，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41]。后来，特别是满族于1644年的入关，致使中国的海外航行事业一落千丈。

中国海洋交通的发展，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都有较多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可能已经有了海上交通。如在辽东半岛的新金，台湾的澎湖良文港、高雄、台中，香港的舶辽洲等地，先后发现了中国先民首先在黄河流域创造的彩陶文化的遗址。在大连市的羊头洼及台湾的高雄、台南、新竹、彰化等地，也发现了兴起于山东半岛的黑陶文化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说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以及内陆与台湾岛之间，有着相当水平的海上往来。

夏、商、周三代的海上交通，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作证明。《竹书纪年》载：夏芒“十三年，东狩于海，获大鱼”^[42]。《诗经·商颂》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43]的诗句。“相土”是商汤的祖先，“截”是治理之意。这说明商族在相土时，势力已伸展到了大海上。唐代编辑的《艺文类聚》引《周书》的话说，周成王时，“于越献舟”。“于越献舟”，必以海上北航不可，这无疑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出现的反映。

春秋时代，海上交通有了一定发展。西汉刘向《说苑·正谏篇》载：“齐景公（公元前547—公元前490年）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生于春秋末年的孔夫子也曾说，他想“乘桴（即小舟）浮于海”^[44]。

从先秦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枢纽的近代海上航路，上海以北，称北洋航路；上海以南，称南华航路。

1.北洋航路的发展

据载，周敬王三十五年（公元前485年），吴国大夫徐承即曾率水军自海上进攻过齐国；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越国军队乘吴王夫差北上与晋君会盟黄池的机会，派范蠡和舌庸率水军沿海岸北上，驶入淮河，切断吴王归路。

灭吴后五年即公元前478年，越国又从会稽迁都山东半岛的琅琊（今藏马县之东）。越迁都时，随行者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45]。越国范蠡为避免勾践诛杀，于是“浮海出齐”，“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46]。这几条资料表明，至春秋末，中国北洋航路已经开通了。

北洋航路在战国时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这时已出现了一些重要港口。如燕国的出海门户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齐国的出海门户转附（今之罡半岛）和琅琊。

秦统一六国后，对海上交通也很重视。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齐地时，曾沿渤海南岸亲自乘船到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东南）、之罡、成山（今成山角），并到山东半岛东南岸登过琅邪台。这次东巡时，秦始皇曾“遣徐巿（音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47]。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又亲自到渤海北岸的碣石，派遣燕地方士卢生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至之罡，然后自海北上至琅邪，并经崂山、成山角，至之罡^[48]。三国时，东临大海的魏、吴两国，都有规模很大的海上活动。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派司马懿出征辽东攻灭公孙渊时，曾使用水军，并派船队浮海占领公孙渊控制下的乐浪（今平壤附近）和带方（今汉城附近）二郡。而吴国曾多次派遣军队渡海前往辽东，同公孙渊进行通商，其中孙权嘉禾元年（232年）的一次通商船只多至百艘，第二年又派去一支船队，仅随行士兵达万人。当时，吴国的船队还曾航海到达鸭绿江流域的高丽国。

隋唐时期，海上的交通相当发达。隋炀帝第一次攻打高丽时，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从山东半岛东莱出发，曾攻到平壤城下。《资治通鉴》说，这次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抵平壤城下“精甲四万”^[49]人。到了唐代出现了著名的海港城市扬州。从这里向北通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平州（今河北卢龙）及辽东的都里镇（今旅顺附近）。其中登、莱二州也是海港城市。

元世祖忽必烈时，从上海附近的刘家港到杨村（今河北省武清县境）间先后开辟了三条南北海运航线。据有关专家研究成果，三条航线大体如下：

（1）至元十九年（1282年），江南船队从平江路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东从浏河）出发，绕过扬州路海门县（今江苏海门县）附近的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向北经密州（今山东诸城县）、胶州（今山东胶县）界，转向东北至成山角，然后向西，沿渤海南岸，至达界河口（今天津海河口），再溯河而上到终点杨村马头（今河北武清县）。这第一次航行，其出动平底船60艘。从1282年8月启航，至第二年三月才抵达直沽（今天津），航行约七个月时间。这次北上，因靠近海岸航行，往往受阻于浅滩、暗礁，前行相当困难，说明这条航线经济价值不大。

（2）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官史朱清建议另行“踏开生路”。这次航行自刘家港出发，先至海门东沙咀，由万里长滩附近放大洋，过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角，然后向西，沿渤海南岸附近的刘家岛（公刘岛）、之罡岛，抵界河口，再达杨村。这次所开辟航线，若顺风，约半月可达终点。如果“风水不便”，需得一月或四十日可达终点。这条航线，虽然基本避过了浅滩、暗礁的阻碍，但因靠海岸附近航行，航线多弯曲，航程较远，所以需要时间较多。

（3）至元三十年（1293年），官史殷明略另开新航道。这次航行，自刘家港出发，先至崇明州，然后放洋东行至黑水大洋，再向北直往成山角，再向西直达杨村。

明代海上交通也有所变化，其中主要是海外航道有所改变，起点由刘家港起航，直抵界河口，再达杨村。这次所开辟航路，当时多在夏历四五月以后才航行，可利用南来的信风，航行迅速，“不过旬日”可达界河口。这条航路一直沿用至今。

元朝初年，历尽艰险，开辟海上南北航路的原因是什么？这主要是因为，元朝定都大都，京师地区的人口大增，所需粮食和布帛等手工业品数量也相应大增。京师之需，华北地区以及中原各地无法满足。同时，自“靖康之难“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完全转移到了南方，所以京师之需只有仰赖于南方。为解决南方生产品的北运，元朝已经疏浚和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但运河所运南方产品有限，仍不能满足京师之需，在这样的条件下只好求助于海运了。

清朝初年，由于郑成功在厦门和台湾坚持抗清斗争，清朝曾一度实行海禁，漕运全靠京杭大运河。台湾郑塽归服后，海禁开放。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政府规定，漕粮改折现金，从此海道漕运一度停运，所以海运时有兴废。

2.“南华航路”的发展

古代北洋航路，以本国北方为主要航运对象，而“南华航路“则以南洋、西洋的外国为主要航运对象。这是中国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三国以前，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远比北方落后，海洋交通的发展也是如此。南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海洋交通也逐渐超过了北方沿海一带。

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最早约出现于春秋时期浙、闽等沿海一带。据《越绝书》卷八四记载，当时居住在浙江沿海一带的越人业已形成的生活特点是：“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战国时期，在南方开始出现了海港。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句章（今浙江宁波西），是越国的港口；东瓯（今温州）、东冶（今福州）、番禺（今广州）等是南方各越族的港口。

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鼎六年（前111年），两次派楼船从会稽（今苏州）郡和句章（今浙江宁波西）出发浮海南征闽越和东越。

东汉时，南方航海事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据《后汉书·郑弘传》载：由于多次疏浚大运河，使运河全线畅通，海运的必要性降低了，“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州）汛海而至，风波坚阻，沉溺相系”^[50]。

三国时，吴大帝孙权黄龙二年（230年），因听说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特派将军诸葛直、卫温统率甲士万人，浮海探寻，结果未找到亶洲，而仅找到了夷洲，即今日的台湾。

东晋时，法显和尚西行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返国时从锡兰乘船到达福建泉州。这表明早在东晋时，中印、中锡之间已存在远程海上交往。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命朱宽等到流求（今台湾）；三年后，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军万人，渡海经澎湖达流求，流求人“往往诣军中贸易”^[51]。

五代十国时，中国的海上交通重点已转向南方。据《十国春秋》记载：吴越国都城杭州附近的杭州湾，已是“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的盛况。大食国（波斯）的猛火油已由海道经吴越、南唐转输北方。

宋元时期，中国已同南洋、西洋不少国家有海上贸易。元朝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并在中国任官十七年，后离泉州经海路返回意大利。

明朝中期，发生了盛况空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重大历史事件，而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曾使中国的航海事业一落千丈。

清朝初年，郑成功、郑经、郑塽三代占据台湾抗清，清政府于是实行海禁。郑塽归服后，清弛海禁，海运有所恢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南华航路曾长期受西方列强控制。1949年以后，南华航路才真正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注释】

[1]《战国策》卷3《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8页。

[2]转引自《诸葛亮集·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页。

[3]《战国策》卷8《苏秦为赵合纵》，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7页。

[4]《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8页。

[5]《汉书》卷28《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32页。

[6]参见《汉书》卷28《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1页。

[7]《国语》卷15《晋语九·窦犫谓君子哀无人》，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44页。

[8]《尚书·禹贡》，转引自《汉书》卷28《地理志上·扬州》，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8页。

[9]《尚书·禹贡》，转引自《汉书》卷28《地理志上·扬州》，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8页。

[10]《汉书》卷28《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8页。(www.xing528.com)

[11]《隋书》卷76，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5页。

[12]《旧唐书》卷69《薛万彻传附卢祖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2页。

[1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0页。

[14]《晋书》卷120《李特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23页。

[15]《晋书》65卷《王导》，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6页。

[16]参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4册，《古代部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5页。

[17]《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8页。

[18]《晋书》卷76《张闿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8页。

[19]《宋史》卷173《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82页。

[20]《宋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540页。

[21]《抱朴子·外篇校笺》卷34《吴失》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5页。

[22]《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2-793页。

[23]《小雅·大东》，《毛诗正义》卷13-1，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0页。

[24]《国语》卷2《周语·单子知陈必亡》，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7页。

[25]《史记》卷69《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54页。

[26]《战国策》卷22《魏策·张仪为秦连横》，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08页。

[2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4页。

[28]《汉书》卷51《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29]《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0页。

[30]《国语》卷19《吴语·句践袭吴》，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73页。

[31]《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3页。

[32]《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7页。

[33]《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1页。

[34]《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3页。

[35]《隋书》卷3《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0页。

[36]《隋书》卷3《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页。

[37]《资治通鉴》卷226《唐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86页。

[38]《宋史》卷93《河渠志三·张方平论汴》，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3页。

[39]《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06页。

[40]《清史稿》卷150《交通》，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60页。

[41]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76年，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是在1519—1522年。

[42]《竹书纪年》卷下《帝芒》，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43]《诗经·商颂》，《毛诗正义》卷20-3《长发》，《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6页。

[44]《论语·公冶长》，《论语注疏》卷5《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2473页。

[45]《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1752页。

[46]《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2页。

[4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页。

[4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4页。

[49]《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5663页。

[50]《后汉书》卷33《郑弘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6页。

[51]《隋书》卷64《陈稜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