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族疆域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天子名义上仍然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其权威则一落千丈。西周时所封诸侯国，表面上对周天子称臣纳贡，实际上却是自行其是，各自为政。春秋时代，在那些辖区大小不一、力量强弱不等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强并弱的兼并战争。这样，我国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代替。我国政治局势的这种演变，以致影响到了当时疆域的演变。夏、商、周三代的疆域和秦以后各个统一王朝的疆域，都是在王朝中央的影响与推动下逐渐形成与演变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与此不同，如果稍作分析比较，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疆域则是在各诸侯国无视周天子权威的情况下，通过互相间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与向四周少数民族地区用兵而形成和演变的。但在春秋时代，由于各强大的诸侯国专心于中原地区的争霸，无暇向四周扩张，因而疆域演变并不怎么显著。齐、晋、楚、宋、秦五国虽兼并小国最多，但基本都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这就表明，春秋时代的疆域规模，则与西周时期的疆域大体一致。

战国时期，我国的疆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疆域的变化，主要是这一时期立国于中原四周的赵、燕、楚、秦四个强国向它们本国原有疆域之外不断开拓领土，以此促使我国当时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

赵国在赵武灵王时，实行“胡服骑射”、富国强兵政策。当赵国强大后，就消灭了林胡（河套黄河拐弯内）、楼烦（晋北），并修筑了东起河北张北县、西至狼山高阙的长城，在长城内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使其疆域达到了河套以北的阴山之下。

燕国燕昭王在乐毅辅佐下进行的社会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功，国势随之强盛。燕国在向外开拓辖地中，在华北北部和辽东地区设置了上谷（治今怀来）、渔阳（治今密云）、右北平（治辽宁凌源）、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市）五郡，并在北界修筑了长城。长城西起河北造阳，东至朝鲜北部清川江岸。这样一来，内蒙古南部、辽宁南部及朝鲜北部一部分地区归入燕国疆域。

楚国是战国时期开拓疆土最多的诸侯国。楚国在最盛时，东南灭越，南部达到五岭地区，西南部由于遣将军庄入滇（云南），一度控制滇池附近几千里地方。

秦国在战国初期较为落后，无力向东方发展，于是全力经营西部。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司马迁九世祖）的建议，出兵灭巴、蜀；秦昭王向泾、渭二水上游发展，设立了陇西（治今临洮）、北地（治今庆阳南）、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鱼河堡）三郡，并兴筑了西起今甘肃岷县，东至内蒙古南部十二连城的长城。这一长城军事防御工程，实际上成了秦国对羌与匈奴的军事防御线。

经过赵、燕、楚、秦四国向外大力开拓，终于形成了我国战国时代的华夏族疆域。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在北方、东南方和南方三个地区大力用兵，巩固和扩大了华夏族的疆域：

公元前222年，秦灭亡了楚国，降服了居住在浙江北部一带的越族（春秋越国故地），设置了会稽郡（治吴县，即今苏州市）；第二年春又分别征服了居住在浙南温州一带的东瓯和居住在今福建境内的闽越，设置了闽中郡（治今福州）。这样，浙南和福建地区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疆域之内。(www.xing528.com)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遣郡尉屠睢率领五十万之众，向岭南进军，为解决运粮困难又开凿了灵渠。公元前214年，秦征服了南方越族，并在南越故地设置了南海（治番禺，即今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境）、象（治今广西崇左县）三郡。岭南三郡的设置，使今广东全省、广西大部、越南北方部分地区终归中原王朝疆域。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于公元前215年一举攻占河南地（今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公元前214年，秦军北渡黄河，攻占北假（今内蒙古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的夹山带河地区）。秦在这里设置了九原郡（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统辖三十四县，并修复了燕、赵北长城，同时又将燕、赵长城连接了起来。加之兴修“因河为塞”长城，使这条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至狼山高阙，东达朝鲜清川江岸的万里长城，成了当时中国北方的重要军事防御屏障。

综上所述，时至公元前214年，西起陇西、东临大海、北起阴山、南达越南北部的华夏族的疆域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从华夏族疆域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得出怎样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呢？我们觉得，尽管华夏族疆域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但仍有规律可循，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华夏族疆域的形成过程，就是以伏羲氏部分后裔为核心的西戎、东夷、北狄、南蛮四大古代氏族逐渐融合为华夏族的过程；

二是华夏族的疆域，其形成过程基本上是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展的，但所扩展地区基本未超出古代适宜农耕的地域；

三是在华夏族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各古代民族的友好交往是其重要前提，同时也伴随着频繁的战争；

四是可以看出，疆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它还是一个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