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时期，黄河同我们中华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黄河曾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发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但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对黄河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主要是三句话，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总之，都从正面肯定了黄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第二种看法也是三句话，即“黄河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黄河是中国的忧患”、“河水清，天下平”[12]。总之，在这后三句话中，前二句认为黄河是中国的祸害，后一句表达了对黄河的期待。对于以上看法的正确与否，在这里我们首先不去详细评论，但有必要指出，以上看法都指明了黄河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密切关系，这一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须指出：前一种看法，只是指出了黄河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有利的方面，而后一种看法，只是指出了黄河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有害的方面。若客观而言，我们应该对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全面地看，辩证地看，绝不能只看到利的方面，或只看到害的方面。黄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有害的方面，是利害相兼，以利为主。
在我国为数众多的河流中，唯独黄河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为什么说唯独黄河具有这样的特点呢？就自然地理现象来说，这是因为黄河流经土质疏松、易于流失的黄土高原地区，夹带了大量泥沙。当黄河流到华北大平原后，因地势平坦，流速减慢，泥沙逐渐在河床底下淤积，久而久之，河床淤高，河道容水量减少，于是在雨季，每当河水暴涨，黄河河道因容不下洪水就决溢泛滥，造成灾害。可见，黄河水害的前提条件在于泥沙，而泥沙来源于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地。黄土能否流失，又在于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状况和降雨状况，植被状况又决定于人们的生产水平和性质。显然，历史时期黄河淤、决、徙的变迁，除纯自然原因外，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
黄河的历史变迁，地质时代的具体情况现已无从详细考查，仅就历史时期来说，其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历史文献记载中黄河最早的一次大的变迁大约发生在尧在位的时候。由于在尧在位时黄河发生了泛滥，所以才出现了大禹的治水。自那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6年，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时间中，黄河先后决、溢一千五百七十五次（也有说1593次的），较大改道26次，重大改道6次（也有说7次、9次的）。总之，黄河变迁次数很多。按照黄河变迁的情况与特点，可以把变迁分为两大类：一是安流，一是河患。
自原始社会以来，黄河的安流和河患就一般情况而言，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从商代到秦代为安流期；从西汉初到东汉初为河患期；从东汉初到唐代后期为安流期；从唐代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河患期。两个安流期，合计约近两千年；两个河患期，合计约近一千五百年。
上述各个时期的划分，只表明黄河变迁的大致情况。因为在长期的安流期，也曾发生过较小的河患，只是影响不太大而已；在长期的河患期，也曾出现过安流，也只是时间短暂而已。安流和河患，相对而言总是交替发生的。
现在我们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分别概述黄河各个阶段的变化情况：
1.商代至秦代的安流期
从商代至秦代，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黄河尚未发生大的河患，相对处于安流状态，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汉书·沟洫志》载：西汉时人王横曾引用《周谱》里一句话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周谱》对于这次河徙事件记载过于简略，难知详细情况。《史记》对于这次河徙尚未记载，而详细记载各诸侯国大小历史事件的《春秋》一书也只字未提。从此推断，《周谱》记载可能有误，大概不是河患严重、影响很大的河徙，而仅仅是影响较小的河溢而已。除此而外，史籍中再无其他有关严重河患的记载。从此看来，黄河在这一时期处于安流状态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么，黄河在这一时期处于安流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般情况而言，黄河安流和河患的关键或者说症结，在于黄河河床下泥沙的淤积状况。这就是说，河水夹带的泥沙多，河床下淤积的泥沙就多，河床上升的速度就快，造成河患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同时，黄河水中所含泥沙的多少，同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关系极大，而水土流失又同当地植被覆盖状况和降大雨有一定关系。就商周时期具体情况而言，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除泾、渭、汾、洛等河流下游地区生活着农业民族外，其余广大地区生活的则全是游牧民族。正由于这样，所以这一地区的天然植被保存基本良好，黄河本身所夹带泥沙必不会很多。这一时期，黄河夹带的泥沙不多，所以在下游平原区河床之下淤积的泥沙也就不可能多，河床增高也必然较慢，从而造成河患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减少了。
可是，这一时期黄河下游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据西汉末的贾让《治河三策》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13]《史记·魏世家》又载：公元前358年至公元前332年间，齐、赵、魏等国曾在黄河下游距河二十五里的地方修筑河堤。《后汉书·明帝纪》又注云：“过汴以东，积石为堤，号为金堤，成帝阳嘉中所作也。”[14]这些记载一方面表明，黄河下游河堤始筑于战国中期，另一地中河（或地下河）。但黄河下游部分河段河床加速增高，有的地方河面可能已接近地面了。公元前332年，齐、魏两国发兵攻伐赵国，而赵国竟决黄河灌齐、魏联军，致使齐、魏罢兵。这一记载，可以说是黄河下游河床增高的佐证。虽然如此，但这一时期并未发生大的河患，显然从商周至秦，黄河处于安流状态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
2.西汉初至东汉初的河患期
据记载，西汉时期黄河曾在下游多次发生决口，造成严重水灾。这一时期严重的黄河决口有：汉文帝时在（今河南延津县北）酸枣决口，武帝时在（今河南濮阳南）瓠子决口，成帝时在（今河北馆陶）金堤决口，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决口等。这些河决都属于河堤溃决，既然是河堤溃决，这就表明黄河已经有了较高的河堤，既然有较高河堤，这分明是说黄河已从地下河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悬河”。
至于，这一时期黄河为什么会变成“悬河”，为什么会发生大的河患，总的来说，是由于人们生产活动和降雨量过多的影响。就当时具体情况讲，无疑是由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人们开展农耕生产活动，降大雨多，造成水土流失，而下游河床下泥沙淤积，河面高出地面的结果。这一演变过程实际上早在战国中期就开始了。
如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曾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开荒垦殖；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向四周扩展领土，特别向北方扩展领土，修筑长城，移民垦荒，从而使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六盘山和子午岭北段地区就是如此。因植被遭到破坏，所以在雨季降大雨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在战国中期以前，清澈见底的泾河在秦汉之际已经变成了“填阏之水”[15]，是说泾水含泥沙很多了。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更加大规模地向黄土高原北部地区移民实边，进行屯田，植被破坏情况日甚一日。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前期泾水和黄河所含泥沙大增，已是“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16]。《史记·高祖本纪》也说：“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17]正由于黄河水所含泥沙量大增，下游河床下泥沙淤积加速，因而河床迅速升高。为了防止水患，生活在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就不断加筑河堤，就这样年复一年，黄河下游的“悬河”现象越来越严重。可是，那时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手段有限，所筑堤防防洪能力有限，所以往往在雨季发生决、溢、改道等水患灾害。
3.东汉初至唐代后期的安流期
从东汉初至唐代后期，为什么说黄河又处于安流期呢？我们认为，其理由有两方面，一是史书中尚无这一时期发生重大河患的记载；二是黄河下游干流及支津含泥沙较少，尚无造成重大河患的条件。我们前面曾说过，黄河问题的症结在于泥沙，那么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河段的泥沙情况怎样呢？
据记载，汴河是从黄河干流中分流出来的，它是黄河的一条支津，其上游是人工河流，下游流入淮河。汴河是东汉初治河专家王景治河时兴建的一项重要工程，史称“河汴分流”。既然汴河是从黄河干流中分流出来的，自然汴河水的清浊必然能反映黄河干流的清浊状况。《全唐诗》王冷然《汴河柳》一诗说：“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18]姚合《寄汴州令狐楚相公》诗中说：“汴河从今不复浑。”汴河水是从黄河水中分流出来的，河、汴是同水，因此汴河是清流的话，黄河水绝不会太浑浊。正因为这样，所以黄河下游河床下泥沙淤积必然较慢，造成河患的可能性也就减小了。
这一时期黄河尚未发生大的河患，其原因是否真的在黄河水所含泥沙较少这一点呢？历来有关这一时期黄河安流的原因有两种说法：
其一说，这一时期黄河之所以安流，是因为东汉初年著名治河专家王景治河获得成功的结果，如说，王景治河，“千年无恙”[19]。王景，东汉明帝时人，曾任庐江（今安徽舒城）太守。明帝时，王景曾奉命与王吴领导治理黄河。王景治河工程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河汴分流”，即从今开封西北黄河南岸引河水向东南流，经开封城中心，再南下入淮河。这样就减少了开封以下黄河河段水量，目的在于减少水灾。二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博兴县西）海口千余里”[20]。早在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曾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以上决口，一直漫流至清河郡以东大片地区。王莽为了不使其元城祖坟受水患影响，不让堵住黄河的决口。这样，一直到了公元69—70年，东汉明帝才命令王景、王吴治河。王景、王吴治河时，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等，对荥阳至千乘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整治。王景以上两方面的功绩，对黄河安流所起作用确实不小。但是如果黄河水所含泥沙量大的话，那么下游河床底淤积势必迅速，河床升高必然很快。这样以来，随着河床的不断升高，王景所筑河堤必然会相对减低。因此，黄河下游“悬河”的现象，不但不可能消失，而且必然会日趋严重，造成水灾的可能性则更大。可是，从东汉直至隋代的600多年间黄河的支津汴河是“清流”，这说明黄河含泥沙不太多，看来，这一时期安流的原因主要不在王景治河，而在别的方面。
其二说，这一时期黄河安流的主要原因是中上游泻入黄河中的泥沙减少的缘故。我们知道，东汉到了后期国势衰退，五胡中的羌与匈奴族逐渐移居北地、上郡、朔方等黄土高原地区，从而这些地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大片土地变为牧场，使得天然植被部分得到恢复。植被有固定泥沙的作用，因此即使有大雨、暴雨，泻入黄河的泥沙势必相对减少。这样，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河床下泥沙淤积必然大大减慢，河床上升速度也会减低，造成河患的可能性也就减小了。隋代时汴河处于“清流”也说明了这一点。看来黄河安流的第二种说法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当然也不能否定王景治河的作用。(www.xing528.com)
4.唐代后期至解放前夕的河患期
从唐代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黄河河患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为什么说是最严重的时期呢？因为在约一千年左右的时期内，黄河下游“悬河”的现象加剧，河水决溢现象更趋频繁，黄河改道次数也较以前为多，重大改道又多集中在这个时期。
这一时期，黄河在下游地区的频繁改道，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黄河下游因泥沙淤塞而导致的决溢改道：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河口段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黄河在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决口，形成一条横陇河（又称京东故道）；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向北流，从天津入海，横陇河便“弃之高地”；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从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向东北流，入大清河，再从利津入渤海等。
另一类是人为决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即开封府）留守杜充[21]为阻止南下金兵，奉南宋王朝之命，约在李固渡（滑县西南）人为决河，结果河水“由泗入淮”，再从淮河口入黄海。1938年，国民党蒋介石为阻止侵华日军西进，于该年6月人为扒开河南花园口大堤，全黄河之水向东南泛滥，最后汇入长江，再流入东海。1947年3月，国民党又堵住花园口，使黄河复归故道。
很明显，上述黄河变迁的第二类情况是人为造成的，而第一类情况当然也不完全是纯自然原因，事实上也是由间接人为活动造成的。
那么，第一类情况，为什么说是由间接地人为活动造成的呢？我们知道，隋唐重建的统一王朝国力强大，先后在黄河中游西汉时的农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牧区恢复和设置了许多州县，使得当地农区扩大，牧区缩小，天然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毛乌素沙漠中的朔水，在赫连勃勃筑统万城时清沏见底，到唐代时已变为浊流，河道又数次改变，因而改称为无定河，而蒙语叫作萨拉乌苏（萨拉乌苏河为“黄水”之意）。
在两宋时代，黄河中游地区虽然牧区扩大，农区缩小，但这一带地方森林的破坏并未停止，泻入黄河的泥沙仍然很多。《宋史·河渠志》记载说，当时黄河水是“泥沙相半”。再如，从黄河分流出来的汴河，原来每三年疏浚一次，以利漕运，可是有一段时间二十多年失修，结果一段河道的河床，因为泥沙淤积就高出堤外地面一丈二尺。横陇故道（即京东故道）因河床下泥沙淤积，终于于1048年决口改道，横陇故道被“弃之高地”。这也表明，在宋代时黄河夹带泥沙较多，“悬河”现象十分严重。
明代，在我国北方筑了边墙，设了九镇，其中有的镇设在黄土高原地区。这样，原先的农牧交界地区几乎全部变为农区，实行屯垦，广种薄收，植被破坏有增无已。明朝有人说，当时黄河含泥沙十分之六，这同西汉时相当；也有人说，在秋汛时，泥沙高达十分之八。到清代，有人说，黄河斗水，沙居其七。
这一时期，“悬河”现象继续加剧，至雍正时，规定每年要加高河堤五寸。足见“悬河”现象加剧之快了。
从上述一系列史实可以看出，在从唐代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这一时期，人们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确实是黄河发生决溢改道中间接的人为原因。
综上所述，在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既是十分复杂的，又是十分巨大的。造成黄河这些变迁既有纯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而其中纯自然的原因是主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5.对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问题的看法
在历史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致使不少地区的黄土原面形成沟壑纵横，原、梁、峁、崾岘地貌到处存在，众多原边崖面四处崩塌，沟头伸长，至于水土流失量也多有统计与公布，看后真使人震惊不已！
黄河“每年输送16亿吨泥沙，假如把这些泥沙堆成高、宽各1米的泥沙堆，可围绕地球27圈。每年有4亿吨泥沙沉淀河底，12亿吨输到入海口”[22]。《自然资源》的一篇文章说：“黄河自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渤海以来，实际行水90余年，冲积形成新、老三角洲面积1590万亩。目前年均有近12亿吨泥沙输送至河口地区，其中三分之一入海，三分之二沉积在河口及近代三角洲扇面上，河口陆地每年以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外推进，每年填海造陆37.55平方公里，三角洲面积每年扩大5万余亩。”[23]中央电视台1991年1月2日播报：“黄河三角洲地区年造陆32.9平方公里。黄河每年输沙16亿吨，其中4亿吨沉积于中下游河底，12亿吨输往河口三角洲地区。”中央电视台于2004年7月报道：“小浪底水库放水输沙期间，向河口地区所输沙使河口陆地向海中延伸1.5公里。”《兰州晚报》报道：“据有关部门测定，自一九四四年黄河回归现行河道至一九八五年底，共填海造陆一千二百二十平方公里。年均造陆三十一点一平方公里，折合四万六千九百五十亩。河口一带海岸线年均向海内推进三百九十米。”[24]
从以上数据看来，黄河每年输往下游及河口的泥沙量是十分巨大的，看后不得不使人感到震惊。
对黄河流域十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到底该怎么看？据杨纪珂的文章说：“一九八一年，美国著名学者巴尔尼博士来中国作学术报告和座谈。他把黄河平均每年流失16亿吨泥沙比作主动脉出血。他大声疾呼：‘中国水土流失面积有150万平方公里，每年土壤流失50亿吨，养分流失量相当于四五千万吨化肥。’”[25]罗祖德等也引巴尔尼的话说：“黄河流的不是泥沙，而是血！这已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主动脉在出血了！”[26]巴尔尼以上两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对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看法。
其实，美国人巴尔尼以上看法并不客观，其态度也不够真诚。众所周知，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现象自地质时代起就已存在，中上游长久地水土流失，造就了黄河下游的中原平原和华北大平原，这些重要地理资源将是用之不竭的。而当今的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又在不断造就黄河入海口新的平原，若从发展眼光看不是也有好处吗？至于把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现象比喻为中国的“主动脉出血”，那显然是言过其实，意在吓人，在作学术报告时这样讲，似乎带有“学术讹诈”的意味。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持的态度是：对黄河中上游的水土流失要积极保护，对输送到下游的泥沙要科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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