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观

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观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其所涉及具体问题特别广泛，为了正确认识、深刻理解和科学运用它，就必须进行科学归纳和概括。现在，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问题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归纳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并分别予以介绍：

1.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人类的起因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就从地理环境角度提出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21]的论断。这个论断虽然不为人们所熟知，虽然流传并不很广，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它的科学价值并不亚于“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2]的著名论断。

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之所以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其理由之一是：人和他的类人祖先从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此，普列汉诺夫也指出：“我们的类人的祖先，正如一切其他动物一样，完全服从于自然。”后来，“他慢慢地从其余动物世界中区划出来了”。^[23]恩格斯还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24]这说明，作为野生动物的类人猿，无疑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有高度发达智慧、能够制造工具和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由于在生理结构上同野生动物类人猿不存在本质差别，直到今天，人类的食、衣、住、行等，仍然无不取之于自然界，以此来看，人类既不是超时代的，也不是超自然的，所以从古至今，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界还“包括人在内”^[25]。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产物的理由之二是：食物种类的变化促使类人猿向人类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又一论据。恩格斯对此有着十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猿群满足于把它们占据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为了获取新的觅食区域，就进行迁徙和斗争。一旦所有可能被猿群占据的觅食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群就会因食物的限制不能再扩大繁殖了。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造成了其传统食物匮乏的现象，于是饥饿迫使猿群去吃传统食物之外的“食料植物”。这样，它们的血液中就因增加新种类食物而有了新的化学成分。因此，猿的“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26]。

但是，猿类因食物的变化而转变成了人的现象，并不是说食物种类的变化对一切猿类所起作用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只是在智力和适应能力都比其他一切猿类高得多的“一种猿类”那里，这种滥用资源必然造成的结果，是食料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食料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而这些材料就是这种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27]。

在恩格斯看来，食物种类的变化不仅对类人猿向猿人转变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猿人向现代人转变也有重要作用。人类学家也认为，猿人的食物同类人猿的食物有很大不同。类人猿主要吃植物性食物，而猿人则既吃植物性食物又吃肉类食物。食物种类的这一极为重要的变化，是猿人变成现代人的“重要的一步”。为什么呢？恩格斯指出：“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须的重要材料，其消化过程也比植物性食物缩短，因而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的动物生活。”^[28]“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须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29]由于猿人增加了肉类食物，从而使他们的血液中又增加了肉类食物的化学成分，正因这样，所以在各种化学成分的作用下，猿人便更迅速地向现代人转化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代这个地步的。”^[30]

人类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的生理现象主要是自然界作用的结果。经典理论家认为，人类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的生理现象既不始于人类产生初期，也不为人类所特有，在地球发展史上第三纪的末期，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达的类人猿。我们的这些祖先，他们成群地生活在树上。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31]，“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32]。后来，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3]。在经历漫长的时期后，人终于“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34]了，这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35]。这说明，手脚的初步分工现象，远在类人猿时代就已出现，而人类手脚的明显分工则是类人猿手脚初步分工的继续和发展。那么，人类的直立行走现象是否完全是劳动的产物？不是的。因为类人猿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时，就已产生了偶尔直立或半直立行走现象，人类的直立行走完全是类人猿直立、半直立行走的继续和发展。显而易见，人类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生理现象与自然界的长期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人类使用火、吃熟食、创造音节语言等，也都未离开过自然界的影响。当然，在人类进化中，猿人的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劳动”，同样对人类的产生起过作用。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本身还是“自然界的产物”，是“环境创造”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劳动创造的。

2.地理环境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马思克主义看来，区域性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历史活动的影响，其情况既是很复杂的，也是很强烈的。

首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性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初期，人类生存的形式是“游牧”，当到某一区域定居下来后，原始人的社会共同体“就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36]在母系氏族公社之初，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是相同的”，“人类有着同一个出发点”，但是“由于生存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氏族生活方式让位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37]。在中世纪和近现代社会，地理环境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普列汉诺夫指出：“居住在干燥的高地上的居民——例如蒙古人——过着家长制的游牧生活，就‘历史’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38]这是说，早期的蒙古人由于受“干燥的高地”这种区域性地理条件的制约，使得其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

其次，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历史活动有着不同影响，地理环境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地球的地带、东西半球、地形、地域、出产以及各种条件的优劣等方面。

地球的各个地带，地理条件从来就不相同，这种不同必然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不同作用。恩格斯说，在地球发展史上第三纪的末期，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上，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39]。又指出，在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40]，只是到了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类才移居到了新的地带，即遍布于一切大陆上。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41]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地带对人类产生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无疑既是有差别的，也是很强烈的。

东西两半球远在地质时代地理条件就已存在差异，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这种差异就有了意义。东半球上所生存的、能驯养成为家畜的野生动物只缺一种，能培养成谷物的野生植物也只缺一种。而西半球，在一切适于驯养的野生哺乳动物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在一切可种植的野生谷物也只有一种，但却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42]普列汉诺夫也曾引用摩尔根的话说：“西半球缺乏适于畜养的动物和东西两半球植物区系的特殊差异，使两个半球居民的社会发展行程也有了很大的区别。”^[43]

各种地形之间的差别，是造成各地社会之间差别的重要条件之一。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平原地区，由于有河流、土地肥沃、出产丰饶，因而历史上的文化生活首先从这里开始。他又引述黑格尔的话说：“可是居住在平原地带上的农业人民惰性很大，安土重迁、闭塞成性；他们不善于利用自然界供他们支配的各种手段来互相联系。至于沿海居住的人民则完全没有这种缺点。海并不能使人们隔离，却把他们联结起来了。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正是在沿海的国度里，文化以及随着文化而来的人类意识的发展，达到发展的最高度。这种例子并不要到很远处去找，只要指出古代的希腊就够了。”^[44](www.xing528.com)

各地出产物的不同和条件的优劣，也都对社会的发展有不同影响。在古代，“没有金属的地方，土著部落就不能用他们自己所有的力量越过我们称作石器时代的那个界限”。同样，原始的渔猎部落要转变到畜牧业和农业，“就须要有相当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45]。历史时期，有些地区“丰饶”，而有些地区则“穷脊”，这些天然条件对社会的影响怎么样呢？对此马克思曾指出：“过于丰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像儿童离不开引绳一样’。那不会使人类本身的发展成为一个自然的必然。”^[46]恩格斯也指出：“内地，特别是穷脊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47]

3.人类对地理环境能动的反作用

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虽然具有强烈影响，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在地理环境面前，也不总是被动的、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在人类同自然界之间，不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不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而人也能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观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人类对地理环境能动的反作用，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诸如采集、渔猎、游牧、农耕、樵柴、采矿、筑路、开河、兴建房屋和进行战争等，概括而言，就是生产和战争两类。不过，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不同，因而人类对地理环境反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也各有差异。

人类在自己的“婴儿期”，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界的“奴隶”。但是，即使在“婴儿期”，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生产，也是动物的那种“生产”所不能比拟的。动物“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48]。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49]。人离开狭义的动物界愈远，“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50]。显然，愈是接近今天，人类愈是能利用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界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然而，人类通过多种形式反作用于自然界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对人类自己并不都是有益的，而倒是既有益又有害，益中潜伏着害，害又伴随着益。当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为了在古巴种植咖啡树的生产中获得最高利润，就砍伐山坡上的森林，烧成木灰，当作肥料施在地里。种植场主们这样做的结果，使山坡上的沃土失去了掩护的植被，后来在大雨的冲刷下，沃土流失，以致山坡上“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51]。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意大利人砍光了山南坡上的松林，从而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二是“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三是“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52]。

虽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并不都是人类的反作用，而是还有纯自然的原因。但是，纯自然原因的作用远不能同人类的反作用相比拟，不论在影响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如此。对此，恩格斯曾作了精辟论述，他说：“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的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53]

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及其“传导”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它们是否带有自然属性的问题，在我国从未引起人们重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带有社会属性，而且还带有自然属性。他说：历史上不但有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而且还有“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耕地（水等等）”就正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54]。马克思还指出，土地是“最初的劳动工具”^[55]，决定生产力的还有“各种自然状况”^[56]。普列汉诺夫也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这就表明，生产力明显带有自然属性。

生产关系怎么样呢？它带不带有自然属性？

由于生产关系的前提与基础是生产力，所以生产力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必然对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者相互间的社会关系，他们共同活动的条件以及他们参加全部生产行程的情形，都是随着生产力性质而变化的。”^[57]

在我们了解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后，再来认识人和环境间的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客观地存在着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人这样四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四种因素中，成为矛盾双方的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和社会人，而具有自然属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则处于地理环境和社会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地位上。正由于这一点，所以地理环境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

但是，地理环境和社会人之间的间接关系并非从来就如此。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在人类的祖先类人猿生活的时代，既未出现生产活动，也不存在由类人猿制造的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工具，谈不上有什么生产力，因而也就无法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致使那个时代类人猿的生活必需品必然直接取之于自然界。从而类人猿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必然是直接的。在进入人类社会之初，原始人开始有了简陋的生产工具，逐渐开展了生产活动，并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就出现了原始人借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手段，向自然界索取生活必需品和通过劳动在自然界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现象。这样，原始人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于它们之间，便从直接向间接缓慢演变了。到了阶级社会，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于是形成了比原始社会时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同时，随着社会人口的增加和人们对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增加，以致出现了人们离开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以生存的状况。到了这时，社会人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完全变成间接的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自然条件往往只是间接的，只是通过它们所引起的那些社会关系来对历史发生影响的”^[58]，而社会关系一旦产生，往后自然界就通过社会关系对“人类的历史运动”予以制约，因此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也就“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了”^[59]。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在科学地阐明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间接”关系的同时，还特别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地理环境与社会人之间具有的“媒介”和“传导”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创造各种物质财富时，总需要有“某种特殊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作为媒介”，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因此也就不会有人类生活”^[60]。还指出，劳动者把劳动手段“用在他自己和劳动对象中去”，“而在劳动对象上引起一个预先企图的变化”^[61]。这些论述表明，人类要进行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就必须把自己的“企图”通过劳动手段即“传导物”，传导他的活动到对象即自然界中去，从而实现自己的企图，创造出自己所需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清楚说明，人类和地理环境二者之所以相互发生影响，那完全是“传导物”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中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