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里老子提出“无用之用”思想，无、有相互矛盾、相互统一。现象决定本质。老子列举了车毂、埏埴、户牖三个例子，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关系。“有”和“无”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无之为利，有之为用”，“无”是存在的条件，“有”发挥“无”的作用、更高的效率。
就人类社会活动来讲，重“有”轻“无”现象非常普遍，这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顽疾”。
冯友兰先生说：“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因此它虽然是以‘无’为主，但是也不轻视‘有’，它实在也很重视‘有’，不过不把它放在第一位就是了。”
卅（三十）輻（辐）同一毂， 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根毂中的孔洞当中，
甲本残缺，乙本如此。同：王弼本为“共”。
辐：辐条。车轮中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古时代的车轮由三十根辐条所构成。
毂：音gǔ，是车轮中心的木制圆圈，中有圆孔，即插轴的地方。
河上公：古者车三十辐，法月数也。共一毂者，毂中有孔，故众辐共奏之。治身者，当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虚，神乃归之也。治国者，寡能总众，弱共扶强。
当其无、有， 恰当运用它的无和有，
当：罗尚贤：当（dàng），恰当、适当。高亨：犹在也。
车之用也； 这就产生车轮的作用；
河上公：无谓空虚，毂中空虚，轮得转行，举中空虚，人得载其上也。王弼：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实统众也。
埏埴为器， 糅和陶土做成器皿，
埏埴：音shān zhí，埏，和；植，土。即和陶土做成供人饮食使用的器皿。河上公：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为饮食之器。
当其无、有， 正因为它的无和有，
器之用也； 才会有陶器的作用。
河上公：器中空虚，故得有所盛受。
凿户牖以为室， 开凿门窗建造房屋，
户牖（音yǒu）：门窗。河上公：谓作屋室。
当其无、有， 正因为它的无和有，
室之用也。 才有房屋的作用。(www.xing528.com)
河上公：言户牖空虚，人得以出入观视。室中空虚，人得以居处，是其用也。
故， 因此，
有之以为利， 所以，“有”给人利用，
河上公：利，物也。利于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坏。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
无之以为用。 “无”发挥了它的作用。
河上公：言虚空者，乃可用盛受万物，故日虚无能制有形。道者空也。王弼：木埴璧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
老子在这里提出“无用之用”思想，“无”中生“有”，是其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思想的体现，亦可参照《第二章》。从两个层面理解：
一是通过车辐、陶土、户牖三个例子（其实还有更多的例子，老子仅仅列举此三种）指出，发挥“器之用”的所在，是无、有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是讲“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揭示了事物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本章是对《第四章》“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天道虚空”观的进一步发挥、阐述，“实”为现象，“虚”为本质，更多地强调“天道虚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道”的存在，虚而不竭尽，无形无象，作用无限。“虚空”的存在，决定了万象“存在”，决定了万象“存在”的意义；反之，有了万象的“存在”，才更加体现“虚空”的价值。
从社会现象来看，更是说明这一点。人类进步、社会进步，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体现了人类进步、社会进步的价值和意义。同样，人类进步、社会进步丰富了广阔的历史空间，时间长河无尽“内涵”。
对于思想观念来讲，任何一种学说、方略、方法，都是不断发展、充满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包括老庄、孔孟思想，都是一种历史。历史再复杂，都存在着发展的空间。
对于治国理政，有发展、竞争的空间，但更要有致虚、守静、客观、尊重规律的理性思考。
对于人性来讲，更要明“无有”“得失”之理，《第九章》“天道知止”，“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贵富而骄，自遗其咎”，戒妄、戒枉、戒贵、戒骄；《第十章》“天道弗宰”，“生而弗有，为而不恃”，不恃有、不主宰、不割裂，都是“妄”“满”“过”的表现。
曾国藩说，“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存心君子，自得之体验中耳”，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要保持更多的“无”，才能拥有人生最大的“有”；社会有人类更多的“空间”，才会有更快、更好发展的现实可能。
王安石说，“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从“本”“末”生成关系来分析、阐述道的性质和范畴。但是他又在“本”和“末”的意义上提出“自然”和“人力”即“无为”和“有为”。“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王安石认为，道出于自然，不借于人力，万物得以相生。对需要借助人力以成的事情，则必须要有为，故而，“夫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
所以王安石不同意《老子》“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认为这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不言其生万物者，盖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与矣。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预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为也。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三十辐章》）
他对老子的“道常无为”、否定礼乐制度的观点提出批评，提出，“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礼乐刑政）”，“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在“无”“有”关系上，王安石过于站在“有”的立场，强调“有”的作用，从而否定“无之为用”的思想和观点，并没有从深层面探究出老子“无”“有”思想之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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