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吴世尚、孙嘉淦辈亦攻庄学，世尚撰《庄子解》，嘉淦撰《南华通》，各皆以时文即八股文之法，评骘《庄子》，或以儒理文其说，最奇者林懿仲以《逍遥游》之物名，附会太极之说，释《逍遥游》以“北冥有鱼”为太极静而生阴，“化而为鹏”为太极动而生阳皆强生意见，殊不足观也。徐廷槐、张世荦评释《南华》，皆各就东坡所疑诸篇，酌量删之，张氏以《寓言》为开宗第一篇，如林屋洞《南华讲录》之说，然两氏均以禅解《庄》，似未尽脱明人之风气也。宣颖之《南华经解》、林仲铭之《庄子因》、胡文英之《庄子独见》，多以论文为主，意殊浅薄，惟宣著略有新解，可备览焉。至于张坦以庄子为风流才子，可知其所见矣。
当时诸儒，王夫之、王懋竑、姚惜抱、王念孙辈见解较为着实。夫之笃嗜《庄子》，所著有《庄子解》《庄子通》二书，皆覃精之作，多立新义。其《庄子解序》云：
昔之注《老子》者代有殊宗，家传异说，逮王辅嗣、何平叔合之于乾坤易简，鸠摩罗什、梁武帝滥之于事理因果，则支离牵会，其诬久矣。迄陆希声、苏子由、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贽之流，益引禅宗，互为缀合，取彼所谓教外别传者以相糅杂，是犹闽人见霜而疑雪，雒人闻食蟹而剥蟛蜞也。
可知夫之研究方法，纯凭客观而斥主观，重创作而斥模仿，故所造益见深邃。董思凝亦云：
……抑闻船山为文自云有得于《南华》，故于内外诸篇俱能辨其真赝。若《让王》以下四篇诋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来皆以为伪作，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者，抑又安可废也。
惜抱不甚喜汉学，而大胆怀疑，颇有宋人之风。疑外篇不出庄子，与王船山不谋而合。较东坡所见，竿头更进，宜乎晚近解《庄子》者沿用其说也。
惜抱既怀疑《庄子》，其对郭象之注、介甫之评，更视之蔑如。惟其所著《庄子章义》，虽有新解，究未足以方驾郭氏也。今录其序如下：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音义》载晋、宋注《庄子》者七家，惟司马彪、孟氏载其全书，其余惟内七篇皆同，外篇、杂篇各以意为去取。自唐、宋以后，诸家之本尽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经象删去不可见矣。昔孔子以《诗》《书》、六艺教弟子，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其得闻者必弟子之尤贤也，然而道术之分，盖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语，子游谓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圣人制礼以达天道、顺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为大道既隐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语，子夏者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己而志气塞乎天地，其言礼乐之本亦至矣。然林放问礼之本，夫子告以宁俭宁戚而已。圣人非不欲以礼之出于自然者示人，而惧其知和而不以礼节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尝无圣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胜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极乎庄周之伦也。《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韩退之谓庄周之学出于子夏，殆其然与？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窥见于道而不闻中庸之义，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无所极，岂非知者过之之为害乎！其末《天下》一篇为其后序，所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意谓是道之末焉尔。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圣人之士，其辞若是之不逊也。而苏子瞻、王介甫者谓其推尊圣人，自居于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其于庄生抑何远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为特会庄生之旨，余观之，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庄子》五十二篇固有后人杂入之语，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其辞义可决其必非庄生所为者，然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之书而为象去之矣。余惜庄生之旨为说者所晦，乃稍论之，为章义凡若干卷。
其弟子梅伯言始专以文学眼光观照漆园。梅氏之言曰：“《庄子》者，文之工者也。以《庄子》为言道术，非知《庄子》者也。”《书庄子后》然仅以文衡《庄》，究未得蒙庄之旨矣。
其次则为懋竑、念孙之考证。懋竑有《庄子存校》，念孙有《读书杂志》内校庄三十五条。其校读《庄子》，颇见审重之精神，洵为研究《庄子》者之一助也。
此外洪亮吉、桂馥、梁章钜、洪颐煊、陆树芝诸人对于庄学则作片断研究，而陆树芝则作全盘探讨，以论文为主。兹分别论之：
稚存尝以历史眼光衡论《庄子》如云：
汉儒重老子，次则文子，而绝不及庄、列。盖老子、文子之道可以治天下，而庄、列不能也。汉儒采二家之语亦最多，自君相以至处士皆然。其尊老子、文子也，并过于孔、颜，王充《论衡·自然》篇可见矣。云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也。老子、文子若天地者也，尊之者若此。自黄初以后，崇尚玄虚，而遂无有言及老子、文子者矣。君相之好尚而风俗之媺恶、人心世道之淳漓即系焉。唐玄宗时，升老、文、庄、列四子之书为经，而无所区别，此开元、天宝治乱之所以分也。
老子、文子之学，出于黄帝，故二书亦时述黄帝之言，如“谷神不死”之类是也。盖老、庄、文、列四子，实三代以后，治术、学术兴替分合一大关键。老子、文子，则上承黄帝，开西汉之治者也。庄子、列子，则下导释氏，启魏晋六朝之乱者也。然庄、列之流弊，即其徒亦知之。郭象之注《庄》曰：“夫治之出于不治，为之出于无为也，取于尧两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及者，斯由之也。”象之言亦审矣。其称庄、老者，不过随当时人人所称而称之。推象所言之旨，则实指庄、列，不当云庄、老也。见《晓读书斋录》，载《北江全集》中
稚存所谓“庄列下导释氏，启魏晋六朝之乱”之语，盖确论也。但吾人须知肇乱，在治《庄子》书者之咎，咎岂在书哉？
吾人观稚存之《晓读书斋录》，始悉汉魏以来注《老》《庄》者甚众：
两汉尚老子，而为《老子》解义者，皆西汉以前人。《汉书·艺文志》，邻氏《经传》四篇，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陆德明《释文》，汉长陵三老毋丘望之《章句》二卷，汉征士蜀都严遵《注》二卷，又《指归》十四卷。魏晋尚庄子，而注《庄子》者，皆魏晋间人，陆德明《释文》，晋议郎清河崔譔注《庄子》十卷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秘书监河内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太傅主簿河内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丞相参军颍川李颐《解》三十卷三十篇，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新唐书·艺文志》又有司马彪《庄子音》一卷，王元古《集解》二十卷，李充《释庄子论》二卷。
洪氏所述不过就两汉魏晋而言。至魏晋以后，注者尤多。明冯梦祯曰：“注《庄子》者，郭子玄以下，凡数十家。而清奥渊深，其高处有发《庄》义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盖庄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诸家繁星也，甚则爝火光也。”《续狂夫之言》曰：“《庄子》注旧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庄》翼，最称骈辨。而吾友邹孟阳则谓余注皆可尽废，独以郭子玄孤行足矣。”此足补洪述之未尽也。
至于章钜《退庵随笔》、桂馥之《札朴》、颐煊之《读书笔录》，或校订文句，或解释义理，均精审。惟树芝之《庄子雪》，仅论《庄》文，意殊肤浅。读者自为审视可观也。
稍后者为曾国藩。涤生素服膺庄学，尤崇仰庄氏，其《圣哲画像记》以庄子与周公、孔子同列，亦时时与史迁、柳州相提并论，谓三子者“自惜不世之才，怨悱形于简册”。其以《小雅》诗人之风标，为观察之起点，雅与梅氏有合；至拟庄子于孟子、阳明，则涤生所独见也。
曾氏幕中有王壬秋者，亦治庄学。其所注《庄子》，亦间采前人之说，而必折以己之律令。其注序云：《庄子》之书，古今以为道家之言，杂篇有叙论其意，列于老子之后，盖其徒传之云。《寓言》者，周之自叙也。其所称孔子、老子、曾子、扬子，又多称颜回。或曰庄子受学于田子方，子方为子夏之门人，庄子真孔氏之徒哉？孔子问礼于老子，老之书先道后礼，而老为道宗。孔定六艺，儒者习焉，推孔为儒宗。孟、荀传礼，庄子同时，未数数然也。礼之敝于周末甚矣！诸侯去其真，存其文，故孔子始定《礼经》，而老子推其原，皆知其将亡云，礼果大亡于秦。而汉兴佐命将相，及孝文、景皆用老治，老子之书五千言，孔子之书传者《孝经》《论语》皆空言，自是徒众益务于论道矣。道与儒为二，而空虚冲静专道之名几二千年，而儒者号为迂缓繁重，多拘而少成，抱缺守残，惟名物象数之是求，与庄子绝殊，故强附庄子道家，而以训故先师为儒宗。终汉世，儒学大明矣。夫人心无所役则不能发其材智以自表于世，故晋尚玄虚，老、庄兴焉。五胡为乱，南北剖判，南近道，北近儒。及其合于唐，而前代师说舛互，儒者方乐讨其籍，则儒学又起。其间颇演西域浮屠之说，以庄子文之恣肆洸漾，作诸经论，庄、佛为一，而老专丹诀，然俱与儒别也。及回纥、契丹之乱，浸淫绵至五代，儒生死亡，师法久微。赵氏承波，上下懵然，华山道人岿然老师，而文人又习读梁唐佛经，沈溺其言，以为圣人皆宜有秘道心传，不但推制度仪文训诂浅近之云，耻孔子之精曾不及释伽牟尼，则性理兴焉，号为道学。名老而实儒，口孔而心佛，又为区别于有无之间，而仍以无极未发为道之精，则道士之言也；寻孔颜之乐，则参悟之说也。又或有窃见耶稣之书，作太和篇，儒生与僧道同流，混然沈浮，而三圣人之书之道悉汨而亡而不知其原，岂不悲哉！余尝略闻师友之言，间见二氏之书，知佛经附会之由，道学纰缪之原，论道不可以为治，知道不足以尽圣。于《周官》见周公之行事，于《春秋》见孔子之行事，于僧律见世尊之行事。凡圣人之行事，取为愚贱正性命而已。若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庄子之合孔、老，道同也；赵宋之合孔、佛，论近也。以庄合佛，晋唐之过也；以佛诬孔，宋明之蔽也；以佛诬佛，文士之妄也。故必先明佛之不言性而性理始绌矣！先明圣之不传道，而道统自废矣！先明庄子之不外死生，而佛经乃妄矣！注《庄子》者，隋唐所列三十一家，郑樵增十八家，今《四库》著录仅郭象一家。《释文》引文句，崔譔最善。余从崔本，注内篇七篇，凡二万几千言，大抵推明论道之所为，以明古圣之不空言。空言自老子始，孔子学于老子，庄子从而通之，由其空言知其实用，而儒家之流尤不宜以佛经附会之文，谈心性以尊圣人，使尧、孔与达摩同功也。同治八年春二月庚午，王闿运叙。
彼衡论诸家，亦有见地，其奇辟之论，乃在以“庄子自为道术，非欲继乎老”之词也。
与王氏同时者，有刘鸿典亦治庄学，著《庄子约解》一书，刊布于同治间。其自序云：(www.xing528.com)
世皆谓庄子诋訾孔子，独苏子瞻以为尊孔子。吾始见其说而疑之，及读《庄子》日久，然后叹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也。概自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非特儒与墨分门，即儒与儒亦分门。百家簧鼓，皆自命为得孔子之传，而极其流弊，至于诗礼发冢，可见伪儒之附于孔子者，实为孔子之蠧。攻木之蠧，势不能不累及夫木。则庄子之用心为甚苦，而后人反谓其为诋訾也，不亦谬乎！且夫庄子受业于子夏之门人，则其所学者犹是孔子之道。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心斋坐忘，直揭孔、颜相契之旨。他如鲲鹏变化、庖丁解牛、象罔得珠、童子牧马之类，迹似涉于奇幻，实皆身心性命之功。而爱之者徒赏其文之新颖，恶之者并訾其说之荒唐。世无扬子云，则以《太玄经》作覆瓿物也，亦何足怪！太史公谓庄子之学要归本于老子，而具区冯氏谓庄子为佛氏之先驱，人遂疑庄子之不与儒类，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人得之以为人，天下无遁于天之外而自成一种之人，即无遁于道之外而自成一家之学。后人癖于二氏，反于儒之外求道，而不知充乎儒之量，二氏固不能出其范围。语云“通天地人为儒”，若庄子者可谓真儒矣。所不可解者，庄子与孟子同时，孟子之书未尝言庄，而庄子之书亦不及孟，岂天各一方而两不相知欤？抑千里神交而心心相照欤？吾谓孟子距杨、墨以明孔子之大，所以树道外之防；庄子诋伪儒以存孔子之真，所以剔道中之蠧。故曰：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下也。典谫陋，幸沐圣朝之文教，服膺《庄子》有年。既而训蒙糊口，门人问难，因采各家评论为之讲论，积久不觉成帙，颜曰《庄子约解》。管窥之见，非敢质诸高明，亦私以之授门人而已。大清同治三年岁次甲子十月初九日，眉山后学刘鸿典谨识。
刘氏盖采录各家，而断以己意，故问有所得。惜是书流行不广，求之难致耳。
又陈兰甫于庄学，闻有精辟之言，惟未注释全书也。其《东塾读书记》云：
道家者流，历记存亡祸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汉书·艺文志》语马季长不应邓骘之命，饥困悔叹，以为非老、庄所谓，其后遂为梁冀草奏李固，此误于卑弱也。嵇叔夜读《老》《庄》，重曾其放，《与山巨源绝交书》后遂为司马昭所杀，此误放纵也。二者皆可为好《老》《庄》之戒也。马季长已言老、庄，洪稚存云始于嵇康，亦非。
庄子云：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此托为孔子语。又云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人间世》此托为颜子语。张横渠《西铭》即此意。
杨朱云：百年之寿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踽踽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庄子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盗跖》篇此二说正同，故扬子云云，庄、杨、墨、晏也。《法言·五百》篇云：庄、杨荡为不法，墨、晏俭而废礼。《庄子·齐物论》云：儒墨之是非。《史记·庄周传》云：剽剥儒墨。庄子是杨朱之学，故言儒墨之是非，而剽剥之也。
其论庄学与儒墨汇通，可谓深得要领矣。
与陈氏同时治《庄子》者有俞樾。荫甫撰《庄子评议》，刊布于同治庚午，其书精审，与王念孙书等；且时能得其训诂，又后出于王书，故足补王书之所未备者甚众。然疏失之处，亦时或不免。姑举一条如下：
《逍遥》篇云：“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俞云：“彭祖，人名也。然则冥灵、大椿，亦人名也，犹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虫名也。而高诱注《淮南·道应》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虫，则亦虫名也。盖论大年小年，常以有血气之属言之，故论小者则以虫言，朝菌也、蟪蛄也，虫之中尤为小年也。论大则以人言，冥灵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为大年者也。若杂以草木，则不伦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岁为春，故以大春名之。……”
此论虽颇辩，然实非也。按冥灵，海龟也；大椿、木名也。若如俞言，则人岂有八千岁之寿乎？至于彭祖，孔广森云：“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彭姓诸国，大彭、豕韦、诸稽。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亡，非实篯不死也。”孔说是也。
继俞之后而为《庄》书考证者为孙诒让。仲容著《札迻》十二卷，刊布于光绪二十二年。曲园为之序云：
……今年夏，孙诒让仲容以所著《札迻》十二卷见示，雠校古书共七十有七种，其好治闲事盖有甚于余矣。至其精熟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阮文达序王伯申先生《经义述闻》云：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今得明矣。仲容所为《札迻》，大率同比。然则书之受益于仲容者亦自不浅矣。
俞氏之说，诚非溢美之言，然孙氏《札迻》卷五，校订庄子颇精审，足补王、俞两书所不逮也。
同时又有郭庆藩、王先谦、马其昶，亦治《庄子》学。孟纯之《集释》用注疏体，具录郭注及陆氏《经典释文》，而搜集晋唐人逸注及清儒卢、王诸家之是正文字者，间附按语以为之疏，在现行《庄子》诸注释书中为上乘矣。
益吾之《集解》，较诸所解《荀子》相去霄壤，但义甚简明，可供初读。其自序云：
夫古之作者，岂必依林草、群鸟鱼哉！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
且其说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又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见。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橛饰鞭筴为伯乐罪，而撽骷髅未尝不用马捶，其死棺椁天地，而以墨子薄葬为大觳；心追容成、大庭结绳无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论以修心。此岂欲后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时焉耳！是故君德天杀，轻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谀，严于亲而尊于君，愤浊世也；登无道之廷，口尧而心桀，出无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则又奚取夫空名之仁义与无定之是非？其志已伤，其词过激，设易天下为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后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读生书者之咎，咎岂在书哉？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噫！是则吾师也。夫旧注备矣，辄芟取众长，间下己意，辑为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达者，冀共明之。宣统元年七月，长沙王先谦。
通伯亦邃于《老》《庄》学者也，著有《老子故》《庄子故》等书，诂训精详，画章明确。又时于古今通人述《庄》之微言大义，附注尤征宏识，其博采各注，自具炉捶，意非深于文者莫能也。尝云：
治《周易》既卒业，因……求其可以继《易》者。……于道家得《老子》。《老子故·序》
老子殁，传其学者蠭起，庄周为最高。《老子故·序》
其服膺《老》《庄》学于斯可见矣。
此外尚有陶鸿庆《读子札记》、刘师培《庄子校补》，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惜至今尚未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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