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庄学评述-庄子哲学

魏晋之人，偏重庄子之玄学，而略其笔致；唐代之人，有取庄子之文章，而忽其哲理；二者均不能无偏。宋代学者较能从此两方面兼程并进，以分业故，所得仍有所偏。欧阳修为宋代古文大家也，其评庄子亦合混其词。如曰：

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唐书·艺文志序》

未详道其要诣之所在也。

苏子瞻始致力鉴别《庄子》书之真伪，其所著《庄子祠堂记》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虽语焉不详，然固当以读书得间许之矣。

与苏氏同时而治庄学者，则有王介甫。介甫著有《庄周论》，其文云：

庄子论　上

世之论庄子者不一，而学儒者曰：“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后可，其曲直固不足论也。”学懦者之言如此。而好庄子之道者，曰：“庄子之德不以万物干其虑，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礼乐也，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是知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庄子亦曰：“墨子之心则是也，墨子之行则非也。”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则独何异于墨子哉？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此亦庄子之所愿于后世之读其书者也。今之读者，挟庄以谩吾儒曰：“庄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悲夫！

庄子论　下

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讼也。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又自以为处昏上乱相之间，故穷而无所见其材。孰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间而遭世遇主，终不可使有为也。及其引太庙牺以辞楚之聘使，彼盖危言以惧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岂迷出处之方而专畏牺者哉？盖孔子所谓隐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说，其于道既反之，宜其得罪于圣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圣人详说而谨行之，说之不详、行之不谨则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详，则天下惑。且夫谆谆而后喻、哓哓而后服者，岂所谓可以语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其子元泽著有《南华真经新传》。是书体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约其辞，标举大意，不屑屑诠释文句。大旨谓内七篇皆有次序纶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藏内篇之宏绰幽广，故所说内篇为详，后附拾遗杂说一卷，以发挥余义，疑其书成后所补缀也。史称雱睥睨一世，傲然自恣，与庄周之滉漾肆论、破规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似，故往往能得其微旨。《四库书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六

宋代之治庄学者，除苏轼及王氏父子外，尚有王应麟、王曙、褚伯秀、林希逸等辈。应麟辑《庄子逸》篇，今列入《玉海》中。曙亦有《旨归》三篇，于庄旨略有阐述。伯秀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有六卷，纂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说，而断以己意，《提要》谓宋以前解《庄子》者，梗概略具于是。希逸撰《庄子口义》十卷，前有自序，大意谓读《庄》有五难，必精于《语》《孟》《学》《庸》等书见理素定，又必知文字血脉，知禅宗解数，而后知其言意，少尝闻于乐轩，因乐轩而闻艾轩之说，文字血脉，颇知梗概又尝涉猎佛书，而后悟其纵横变化之机，于此书稍有所得，实前人所未尽究者云云。盖两书异其旨趣，一则专主义理而疏于音训，一则侧重章句而沾于文学血脉。见《四库书目提要》以言乎哲理，彼固有所未喻；即析其文律，恐亦未臻绝诣也。(www.xing528.com)

庄学得王、苏之提倡，故当时治《庄子》者已次第臻于极盛，而庄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于是有三人焉，遂著书以诋《庄子》。叶适《论庄周》云：

知圣人最深，而玩圣人最甚，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愤之切，异于屈原鲜矣。然而人道之伦颠错而不叙，事物之情遗落而不理，以养生送死饥食渴饮之大节，而付之倜傥不羁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盖未已也。《水心文集》

高似孙所著《子略》亦论及《庄子》：

《道德》三千言，辞絜旨谧，澹然六经之外，其用《易》也。《庄子》则不然，浚涤沉潜，若老于玄者，而泓峥萧瑟，乃欲超遥于老氏之表。是以其说意空一尘，倜傥峻技，无一毫蹈袭沿仍之陋。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率以荒怪诡诞、狂肆虚渺、不近人情之说，瞽乱而自呼。至于法度森严、文辞隽健、自作环新，亦一代之奇才乎！

与水心、似孙同一口调而评《庄》者则为黄震。黄氏云：

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然时有出于正论者，所见反过老子。老子之说可录者不过卑退自全，庄子之说可录者往往明白中节。

《庄子》之可录者固过于《老子》，然其悖理者则又甚于《老子》。盖《老子》隐士之书，而《庄子》乱世之书也。其所以变乱天下之常者，不过借天下之不常以乱其常，如麋鹿食蔗，则因谓民食刍粟者为非正味；如巨盗负箧，则因谓缄縢防盗者为盗积；如瞽者不见文采，聋者不闻钟鼓，则因谓文采钟鼓为无用。于是乎混而殽之，谓是即非，非即是，即而是非之两忘，于是乎复荡而空之；谓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生之理尽绝；于是乎又复引而伸之，谓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为天下之至人。呜呼！此诚乱世之书，而后世禅学之所自出也！是非之理判然，安得而使之无？人生而有血气心知，安得而使之无？果如其说，心定神全，入水入火不惊不悸犹可也，安得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必无之理，童子犹将笑之。奈何其文奇说诞，人情易惑，虽老师宿儒反或溺之邪？呜呼！悲夫！盍火其书！

道家者流，谓黄帝上天，谓老子西出关为长生不死之证。然黄帝之墓，好道之汉武亲过之；老聃之死，好道之庄子亲载之。庄子生于战国，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书称六经；噫！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黄氏日抄·诸子》五十五卷

水心对庄有毁而无誉，似孙、东发于庄哲理则诋誉，而于文辞则又亟赞美，何前后矛盾其词也。噫！宋儒之不明《庄》义可窥一斑矣。至东发谓：“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书称六经；噫！《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斯种疑古之论最精辟，为开后世考证学之先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