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破产与应对措施

第一节　知识的贩卖商或学习指导的技师

一

教师应该是贩卖知识的商人，还是指导学生学习的技师？虽说这一疑问自从三百年前夸美纽斯提出教育革新案以来就一直存在，但至今仍无明确的定论。这是教育的一大缺陷，也是将来阻碍教育革新的最大祸根。在历代的文部大臣中，怀着这样的想法管理我国教育事业者究竟能有几人？让这样的疑问继续存在下去也无大碍吗？传统的教育学书籍中，又有多少能提出这一虽浅近却涉及整体的重大问题，并以它为基础进行论述的呢？日本的教育政治家也好，教育学者也好，恐怕都把它当成常见的问题而等闲视之。正因如此，盲人评象般的、议而不决的马拉松式会议才导致今日这种僵局的出现。这么说是否有些过激呢？事实胜于雄辩，下至小学，上至大学，不论是学校等级还是教学科目，不都是建立在零碎讲授主义基础上的吗？因此，虽说制造笔记的填鸭式教学在最初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印刷术发达、书籍已经普及的今天，说其必要性已经丧失又有何不妥呢？既然如此，当前进行教育法改革时所面临的紧急问题不正在于此吗？突然提出这种忠告，可能会给人一种杞人忧天的感觉，但如果稍微想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认识不充分造成了往昔教育的缺陷，也将会成为未来教育改革的障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如果是关心教育问题的人，肯定会赞成这一看法。（参见第四编第二章　）

如果教师的职责是前者的话，大学的教授就成了批发商，中等学校的教师成了中间批发商，而小学教师则成了小零售商。幸田露伴^[1]在三十多年前写了小说《新浦岛》，强烈地讽刺了日本学者对于舶来的书籍照搬照抄、现学现卖的行为，称他们与那些边走边叫唤着“豆腐欸”的商人无异。而且如果是前者，教师不论到何时都只是兼职学者，其数量多得数不胜数。可是一般的商人在商品的采购、市场的占有率上必须进行激烈的竞争，这就要求他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心血。那么，教育上的商人又是怎样的呢？

商品也好，客户也好，以及被称为学校的店铺和销售方式.都由政府操办，甚至还设置了视学之类的调解人，面面俱到，无微不至。而教师们只要能够获得教师许可证，即使是轻度的低能者，凭着其让人惊叹的熟练性，终究也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如此轻松悠闲的商人在其他的行业不会存在。不过在印刷术进步和书籍普及之后，知识的储藏库毫无保留地向众人开放，特别是在连通俗易懂的教科书已被编纂出来的今天，甚至连制造自动教学仪器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社会开始对教育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如果其要追求教育的经济性的话，大部分的教育者都逃脱不了失业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有此觉悟。相反，如果教师的职责是后者，那么他就和医术、工艺方面的技师，或者是绘画、雕刻方面的艺术家一样。而且作为其中以人类为素材的最高级的艺术家，教师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其价值也逐渐得以发挥出来。那么，现在社会究竟是如何看待教师的职责呢？

二

涂尔干在他1893年公开发行的《社会分工论》（1933年，田边寿利译）中说：“德堪多等人甚至预言了与现今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者的工作和教师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分离。”由此可见，即使在欧美，现今两者也没有被明显地区分开来。恰好在此时，虽然横滨市为年轻笃学的教师开设了教育学课程，还是有一名教师在教授六年级的理科课程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失误。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唯独今天没有好好备课就站到了讲台上，突然被学生问道‘海参有没有骨骼’，有点不知所措，由于没有闲暇考虑就回答道‘当然没有啦’，总算逃过了一劫，但是在讲授教科书时发现上面赫然印着‘有’，这下真是一筹莫展，只能投降”，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根本性错觉。我认为教育法研究必要性的理由以及本课程的使命不正在于此吗？大概教师就是知识的传达者这种祖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知不觉在我们的内心逐渐变得根深蒂固，挥之不去，才导致了这种失误的产生。教师没有必要进行这种传达，因为教科书上已有记载。如果只是教授这些东西的话，教师必然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他的价值。然而为何教师这一职业还是出现了分工呢？我们必须明确地知道，与知识的零售相比，教师的本职在于指导如何获取更多的知识。这位教师绝不是普通平凡的人物，而是在私立大学潜心钻研哲学、经济学的优秀人才，是人格、能力等方面的价值一直未得到认可，在注重资历和党阀的当今小学中一直被埋没而让人感到惋惜的教师。虽说如此，但从这不怎么光彩的事件中，我们不是可以窥知日本教育的内容吗？现在我再举一个例子，与东京市内某著名小学校长的教育观有关。他经常训斥部下的教师“知识的填鸭式教学主义在修身课上已经行不通，必须推行启发主义”。这也是一份向我的教育学研究会递交的教师报告，大体上还是有道理的。但有人不禁会反问道：“修身课以外的科目又该怎么办？”由此可知，他还是一知半解或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根据文部大臣鸠山一郎的优待小学教师的宗旨，教师不仅可以享受奏任官一级的待遇，优秀者还会被挑选出来受到奖励。要是如此的话，他们必是日本初等教育界举足轻重的阶级。然而他们对于教师本职的性质的认识仍然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于是日本教育界的状况不就不言自明了吗？试问，在这数十年间，教育者们是抱着何种信念来开展教育的？其他大多数校长们的教育观念又是怎样的，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以文部大臣为首的日本教育界指导监督的官员、前辈、学者、政治家等。这是不可以当成平常之事而一笑置之的。

国家的教育投入有一亿日元以上，对地方、市区町村自治体及家庭的教育支出的统计也接近这一数目。这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极大比重的教育费的使用效率问题，不就是管理监督的执政者应该认真进行考虑的重大问题吗？

三

现在日本教育界的状况就和处于萌芽阶段的医学界一样，政府对于疑难病症的治疗不管不问，把希望寄托于药店和庸医。在高等教育上，针对将来可能患上的疾病提前购入治疗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于是，知识的零售和笔记的摘抄极度盛行。所以，学生们就有一种仿佛走进了药店，面对着一排排陈列着各种药品的货架的感觉。而与此相对，在初等教育上，国定教科书发展完善的结果就是使得教师成为护士或者是侍者，在专业上进行钻研、下苦功夫反而会使他们永无出头之日。积累前人所流传下来的低劣经验，通过运用被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2]讽刺为“自己孩提时代受教育方式的不断循环往复”的方法来开展教育。而中学的教育则是两者的混合。不管怎样，医学界终究是发展起来了，而表面看来设备等在世界上都是屈指可数的日本教育界，其内情却并非如此，受到“成绩出不来，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指责也是理所当然的，用“群盲评象”来描述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认为忽视教育改革也可以扭转时局的政治家们，其心态现在也和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穷苦人民一样，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他们的想法是多么落后和肤浅啊。

四

虽然没有论及批发商级别的大学教育，但对于小学、中等学校中教师的分工，正如在第四编“教育改造论”第二章　“教育机关的体系及其演变的考察”中所说的那样，由于印刷术的进步，凭借教师的记忆储藏知识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以书籍为载体，可以便利地向人们提供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特别是随着教科书编纂事业的发展，从教材的选择排列到插图、设问等指导方法，都如同菜谱中向人们提供的菜肴一样，成了已经制好的成品。即使没有教师从旁指导，学生也可以完成自主学习，所以从前的那种相当于向学生提供教材的知识贩卖性教学法已经不适用。如何运用教科书来指导学习，怎样才能更有效地理解、运用它，使它能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才是今后教师们工作的重点。换句话说，教师已不再是进行知识的批发或零售的兼职学者，他必须意识到自己特殊的本职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其中。那么，到底有没有哪一方面的工作可以让教师独自承担呢？现在国定教科书已经投入使用，甚至连指导运用的教师用书也已问世。由于教学用书就使用时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于是就连那些收入偏低的在职妇女都有可能把教师作为其副业。或者如果自动教学仪器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广播也普及了的话，除教科书的供给外，甚至连其运用法的指导都可以自主完成。就像前文所述，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唯有此时，才会真正出现让社会感到头疼的教师失业问题。不知小学教师们要在哪一方面下苦功夫才能摆脱失业的命运。裴斯泰洛齐所提出的“不是自己去吸收大量的知识，而是必须尽可能地提升儿童吸收知识的能力”，难道不能让我们感到眼前一亮吗？

五

如果教师的职责是进行知识传达的话，在印刷术发达、书籍完备的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刻意去尊重和雇佣那些伟大的杰出人物。但为何不仅教师这一职业依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即使包含于其中的知识传达这一作用分离出来，教师仍可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其他的作用到底指的是什么？那就是把被冠以知识之名的真理、道德运用于人生中，培养价值的创造能力。进一步说，就是不仅要理解、牢记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真理，还要在生活中运用它，对受教育者进行引导，以提升创造美、利、善的能力，这就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不仅要防止害、恶、丑的出现，还要对它们进行利化、善化和美化，引导和培养受教育者创造幸福生活的能力。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教师的本职工作就在于此的话，与作为知识的传达机关相比，教师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有教育改良的措施，大概都需要教师的参与。因为坚信在这一点上认识不足是教育进步的最大障碍，我特别对它进行了反复的强调。但是，这能否轻易地被人们接受呢？

通过以下的一段引文，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教育法上的弊端，教育者等闲视之，而实际生活中的局外人却对此深感不安。虽然只是山崎氏以《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造》为题在《读卖新闻》上连载发表的论文中的一部分，其标题为《时代停滞不前的表现之一——大学教育》，却指出了日本教育界整体存在的通病。

“国家也好，一般民众也好，甚至在资本家看来，随着我国资本主义结构逐渐陷入僵局，大量的问题需要讨论，但以上的论述大体上已经涵盖了所有的要点。唯独必须进行补充的是，除了经济，现今国民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走进了死胡同，而且这些都与资本主义不无干系。例如，现在教育制度的停滞不前是谁都可以感觉到的。大多数未成年者都盲目地立志要进入大学，当然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将来就业而不是基于对知识的渴求。属于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范畴的文化科学，如果像今天的大学那样，教授提供笔记，学生背诵然后进行考试，我不得不怀疑究竟它们还是不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科学。所以，今天的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只是机械、肤浅地掌握各种五花八门的知识。这类大学生，面对着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他们该运用何种在大学里被灌输的既成观点才恰当并简单地把问题解决？大概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且是极其唯心地利用这一唯物史观。不考虑问题的远近和轻重，就像小孩子画画一样只注重问题表面的人并不少。历史不可能重写，我们的生活也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化着。为了能在生活中认清事实，明确其意义，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多角度的观察、随机应变的判断力以及敏锐的直觉。但是今日的大学教育，特别是在文化科学方面，并不注重这种对生活百态把握能力的培养，只是标准化地推行某种知识的记忆而已。……大学教育，一方面它有利于知识面的扩展，另一方面，由于欠缺判断力、观察力和当机立断的魄力，又带来了我国在经济政策、外交以及其他事务上的诸多不顺，等等。”（1934年2月1日）

六

通过下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如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使得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一样，基于填鸭式教学法的教育机构也使得现今的整个教育界都为教育的搁浅而叫苦不迭。这一例子是《读卖新闻》上《儿童教育咨询》专栏的一组问答。（1934年3月13日）

“我是地方某一中学的教师，现在对师生间的关系感到非常的苦恼。

“着迷于自由主义的学生们把教师看成他们的同辈，而且受近代阶级斗争余波的影响，事事都要与教师对着干。特别是临近毕业的五年级学生，挖空心思搞破坏，损坏学校的公物，反抗教师，无所不为。对于这些学生的行为，教师如果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他们反而会越发放肆，如果铁面无私地严厉批评的话，反而会马上激发他们反叛的情绪。我想这应该是六十年间教育上残留的弊端吧，也是那些思考着应该如何爱护学生的教师们所面临的最大烦恼。我们教育者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去处理这种问题呢？”（铁面冠者）

对于以上的问题，心理学者青木诚四郎做出了以下的解答：

“这是高中和初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训练不足造成的。原因在于学校一味地严加取缔，用升学考试来牵制他们，从而使得这些青年的生活过于枯燥、压抑。应把重点放在秩序的维持上，一到四月份，首先要让学生们全面地了解如何确保学校甚至是国家的秩序，向他们灌输这种思想，使他们意识到维持秩序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并要经常不失时机地从多方面刺激学生以提高其觉悟，以求最终能实现促使学生意气昂扬地投入维持秩序这一目标，等等。”

仅此而已的回答到底是否道出了要领，换句话说这一解答是否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提问者所说的“这应该是六十年间教育上残留的弊端”是极其肤浅和不可取的。虽说解答者给出的答案简洁，但作为教育方法的研究者，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真正的答案必然贯穿于本书的整个体系。所以我斗胆断言，填鸭式的教育才是六十年间教育的弊病所在。正是以这种错误思想为基础的教育，才造成了“用升学考试来牵制他们，从而使得这些青年的生活过于枯燥、压抑”的结果。从教育者的悲叹来看，这并非通过维持学校秩序之类的训练就能解决的小问题。

第二节　教育本质的再认识和对策

一

敷衍偷安的教育改革方案，其产生的祸害会殃及未来、子孙后代。教育应该是着眼于子孙后代的长远未来而设立的、与广阔的社会及自然环境相关的修身养性的领域。它是最高层次的人类文化经营事业，拥有着即使是声名显赫的名士大家、热情勤恳的教师，仅凭对局部生活侧重于表面或内部的片面认识，也无法窥知其本质的复杂性。所以，身处教育体系内部的作为技术运用者的教师自不待言，不论是从外部给予支援的同情者、把子女托付给教师们的家长，还是监督奖励教育事业的官员、评价它的评论家、指导它的政治家，只要参与教育事业，首先必须防止认识不充分的局部偏见和主观独断的产生。虽然这一点在第四编“教育改造论”中已被反复强调过，但鉴于教育实践家在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故在此再次阐述。

二(www.xing528.com)

这是只要有点常识，谁都可以轻易想到的极其普通的事。可是在新教育已推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还来讨论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难道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至极吗？理由如下所述。在教育体系内部，特别是处于基层的分支机构，由于过度地把视野局限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可能对整体有全面的认识，而那些处于教育体系之外，一面对全新的工作就感到局促不安，无暇顾及其他的人，也不可能了解复杂烦冗的教育内容。即使偶尔出现了能很好把握内外关系的人，不进行大量常识之上的学间研究，想真正地理解教育的内容也是很困难的。

换言之，上面所谈到的两种类型的人中，后者完全缺乏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前者虽然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但毕竟也是有限的，所以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我们只能向其他的人寻求帮助。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虽然身处教育体系之外却致力于解决教育问题的慈善家，且必须有闲暇去倾听有关教育的说明。其中，虽然多少有些闲暇，却不能静下心来听取有关整个教育体系的说明，对相关说明缺乏敏感性，这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理解教育冗繁而复杂的内容。

逐年不断壮大的知识分子失业群体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思想，使人们终于开始觉醒，教育应该是逐步有意识地推行国家百年大计的事业，而不应取决于以往的那种群盲评象式的、由大量门外汉聚集在一起召开的马拉松式会议。

三

教育是人生中最高的艺术，也是一门最难的技术，没有优秀人才就无法取得成功。它以在这世上无法取代的被称为无价之宝的生命为对象，所以也要体现出母爱与父慈才能获得成功。家长们强烈要求，首先担此重任的教师必须从值得他们尊重的性情纯朴、学业优秀的阶层中选拔。相应地，国家要给予他们能够安居无忧的社会性和精神性优待。被选中担此至高至难重任的教师，要想维护自身的尊严，首要的就是要继承先知们流传下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再把它们具体化，且为了不误人子弟，还必须像医生那样不断地进行练习。只有这样，教师们才有可能对工作的目的观有明确的认识，才能防止陷于盲目、死板、不经济的活动中不能自拔。

这一目的观不能只停留于当前各学科、各局部所面临的问题上，还应对其追本溯源，从而最终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观，让人们对有机的人生观的整个体系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教育与其他物质性的机械化社会分工相比，堪称至高至难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何教师必须理解如此高水平的目的观呢？因为它是形成当前作为技术基础的方法论的根本原理，不依靠它，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教育方法，从而也丧失了在教育技术上的自信，无法体会其中的趣味。

四

那么，其方法论又如何？因为它源于人类的特性，所以不论是谁，要寻求新的教育方法，就要对人类的特性进行研究。但即使是对高智商的哲学家来说，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放手让他们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成果即为教育哲学，也成为自古以来教师们唯一的依靠。但不管行为人是谁，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虽然一直以来关于这一点学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实际上实践家所要求的确切方法，很少能从远离实践的学者的空想中得出。眼下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改变研究方向和方法。意识到这一点，抛弃以往那种期望从人性中推导出某种教育方法的想法，改变方向以研究出另外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这就是本书的意图。

医术在成为医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之前，最先是从病人的需求中诞生的，而与此不同的是，教育方法则是由自古以来的哲学家、教育家从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推导出来的。所以，虽然迄今为止实践家的愿望丝毫都没有实现过，年轻有为的教育者却依然循着以往那些实践家的足迹，在同一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就在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终点时，却发现终点空无一物，只能落得空手而归的下场。于是，近来这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行为成了震惊长野县初等教育界的重大事件。

五

最近，意大利的首相墨索里尼^[3]发表了与政治相关的言论，借用这一言论来证明上文的主张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政治是最高尚、最伟大的艺术，是人类全身心投入的唯一的最有价值的事业。它需要人类及大众心理方面的渊博知识、一定的经验、果断的决策和公认的统治能力，同时也要具备明确且渊博的地理、历史方面的知识，以及能够指导世人的社会经济问题上的见解，是一项追求创意性、平衡性和综合性的工作。因此我相信侧重分析性的敏感细腻的感情，或者动不动就走极端，不会灵活地随机应变的性格绝对不是政治家所应该有的，等等。”（《读卖新闻》1933年4月9日）

教育和政治，一个与未来相关，一个与现在相关；一个以儿童为对象，一个以成人为对象。虽然在这两点上二者有所不同，但在以人才为基础推行社会改良这一目标上并无差异。暂且不论认为把教育事业单纯地看成知识零售业就可以高枕无忧的知识分子们，如果要以培养人才、指导学习为目标，就必须具备作为政治家所必需的各种条件。但是这一点至今仍被忽略，是因为教育的对象是缺乏判断力的儿童，且其结果成功与否不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是判断不出来的。虽然见效比较慢，但一旦成果显现，必将是不同凡响的。毛奇^[4]将军的名言“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大概没有给大众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就像发觉子女教育上的失败时，家庭却早已濒临破产一样。明治、大正时期教育政策的失败，导致了近年来险恶思想的泛滥，也使得家长、政治家、学者和先知们在面对这种状况时感到束手无策。

六

如果要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招揽能胜任这一至高至难重任的优秀教师。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其优待，这就是我们一直寻求的答案。我在前一篇中也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这一观点，并大力宣传了作为教师选拔方法的小学校长录用考核制度和师范教育改善论。所以，如果在此再进行论述，难免会让人觉得重复啰唆，但唯有以下的这一要点不可不谈。为了能让如玉般纯真无瑕的青少年们健康成长，拥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在选定其指导者时必须极其慎重。不管能力、本事多强，如果在性格上有歇斯底里、冥顽不化、怪癖等倾向，即使只是有少许的与众不同，也绝不适合从事教师工作。如果是从前的私塾教育时代，父母就有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但在现今这一时代，国家掌控了教育权之后，即使对教师不满意，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强忍不满把爱子送到所属区域的学校。

因此，国家在这一点上负有保证义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亲切地倾听家长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中有些可能是掺杂了任性、主观的情绪，有些可能是个人冲突的结果，但辨别的方法应该不少吧。遗憾的是，迄今这一要点一直都得不到重视，这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消除的最大的弊端。仅仅改善教师待遇，不管如何努力，终究也会有一个限度，即使这一点可以忽略，社会所期望的那种优秀人才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优秀人才的招揽说起来容易，真正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此，必须研究把普通平凡的教师优良化的方法。这也是有必要科学地研究教育学的理由。当然这只是众多理由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一如从前仅凭哲学、教育学的基础性知识就想解决这一难题，根据我个人微不足道的经验来看，这种散漫的观念光是想想就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七

日本的教育界还没有意识到教育学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重要性。这到底是不是好事？这难道不是与国家的未来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吗？假如医生如此的话，会怎样？我们马上就会明白，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越发严重并最终死掉。不正是因为如此，社会才不容许这种医生的存在，政府也对之严加取缔吗？教师和医生有何不同吗？如果与职业有关的学问变成多余之物的话，文明国民又指的是什么呢？没有医学根据的经验，即使他积累得再多，我们也无法把珍贵的生命托付给这种令人感到不安的医生手上。所以，现在不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实践中，都对这种庸医严加取缔。与此相反，虽然都是以珍贵的生命为对象，教育界却从未把教育学上的根据等当一回事。政府也好，家长也好，认为教师只要获得教师许可证就已足够，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啊！教育虽然不能像治疗疾病那样，其效果可以马上显现出来，但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都会给儿童的一生造成无法磨灭的影响。为何这一点没有被世人所察觉呢？好事没有谁不喜欢，但世人之所以对这一重大的事情等闲视之，大概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学弥补教育上缺陷的可能性持有怀疑态度吧。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是自古以来无价值的哲学、教育学。

八

迄今为止的教育学，只不过是在四年间强迫立志成为教师者学习的一些肤浅的东西和教授一些基本常识的有名无实的学科而已。已具备教师资格者，在实际的教育中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起不了丝毫的引导作用。家庭，特别是家庭中母亲的见解已基本上逐渐高明起来，注重儿女学习效率的观念被唤醒，并摆脱了不注重教师的旧观念。教育效率的高低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教师的酬劳也与能力挂钩。这时，就像学问和经验兼备的医生受到社会极大的欢迎一样，大概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教育学的价值才会被承认吧，上一编也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注释】

[1]幸田露伴（Kōda Rohan，1867—1947），日本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五重塔》《命运》等。

[2]帕克赫斯特（H. Parkhurst，1887—1973），美国教育实验家，道尔顿制创始人，程序学习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道尔顿制教育》。

[3]墨索里尼（Mussolini，1883—1945），意大利政治家、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1922年至1943年任意大利王国首相。

[4]毛奇（Moltke，1800—1891），德国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元帅。主要著作有《毛奇军事论文集》《军事教训（交战的准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