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待遇改革：牧口常三郎教育论著选

第一节　物质待遇的改善

一

教师待遇的改善，对于教育界来说，无论何时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冷静地站在国家立场，从整体上考虑教师的待遇应该怎样定才是合适的。当然，对教育者来说，物质报酬越多越好，但是站在国家立场，再结合当前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不难发现，教育者的要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此，必须要对教师物质上的待遇设置一定的限度。政治家通常都会迎合教师或教育者，所提出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要求改善教师待遇的，虽然这对于我们教师同仁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但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所有向教师提供的报酬都源于国民税收，所以必须就教师报酬的限度进行反省。

那么，教师现行的待遇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接下来很有必要结合实际状况进行讨论。当然这由经济繁荣与否，即社会是否景气所决定。在世界大战爆发，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由于教育者的待遇与民间创办实业者相比具有天壤之别，于是有一段时期许多优秀教师接二连三地投身于实业界。之后，随着战争的结束，突然间经济开始萧条起来，相应地也就出现了许多教师退出实业界重返教育界的现象。由此看来，教师待遇的标准会因为经济的景气与否而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概而论。所以，以某一时期的标准为准的话，当社会经济的状况发生变化，比如说上文所提到的突然变得繁荣或是萧条时，就会出现其标准与现实不符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必要就这一标准进行仔细的斟酌，进而讨论是必须提高还是降低该标准。话虽如此，但假如立足于现状，从教育体系的内部出发来观察、讨论现今教师的待遇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话，可以说，其待遇绝对谈不上是差的。这一点可以从师范学校等教师培养机构竞争的激烈程度推测出来。可以直接一点地说，现在教师的待遇已经优厚到令实业家们嫉妒的地步。当然，这里并不是要与一般的官员或者其他以薪金为生者做比较，而是与普通的个体实业家相比较所得出的结论。

师范学校毕业的刚参加工作的人，其月薪一般男的为五十日元，女的四十五日元，这一水平与大学或者是高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初次任职的月薪相比绝对算不上是低的，被人羡慕也是无可厚非。

二

如果真的如上文所言，想要招揽多少优秀的小学教师都不会成为问题。可事实并非如此，这又是为何呢？

这其中必定另有隐情。教师待遇的目标不是着眼于现在，必须着眼于将来。就如上文所言，年轻的教师刚参加工作所得到的报酬相对来说有些过高。但是，二十年、三十年过后其最高薪金将会达到多少，其未来的发展空间与其他的官员、军人以及其他各界依靠薪金生活者相比，可以说加官晋爵的机会几乎等于零。这也是让人感到失望的地方。鉴于现在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奉行以往的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招揽、留住人才，壮大教师队伍的一个大障碍也在于此。因此，不得不说教师的待遇论并非对最低水平的限制，而是消除了对最高水平的限制。薪金的最高上限该如何规定呢？在欧美的先进国家中，许多优秀人才在其一生的就业生涯中也只是享有与其职务相称的待遇。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也很有必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多多少少也要向欧美靠拢。

三

这是最佳改革方案的核心。当然，就像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那样，因为认识及评价教育者即所谓的人才的标准没有确立，从而陷入玉石混淆、鱼目混珠，优秀人才得不到公正待遇的状态，在教师的待遇上设置了一个最高的限度，这一点必须得到改良。以被称为教师这一职业上的知识，换句话说，也就是系统性的教育学为基础来建立标准，各个阶级则可以实现自身阶级的定位。

第二节　精神待遇的改善

一

比上文所谈到的物质上的待遇更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待遇。这必须结合达到一般水准的智力和技术上的特殊知识进行考虑。虽说现在优秀者能够升职为校长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不得不说这种教师待遇，只适合在没有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的时代推行。

兼任校长这一行政官者和教育技能熟练者，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没有能力担任校长一职并管理学校，但作为一名教师，还是拥有应受尊敬的从教经验的，这样的人现在多少也会有一些吧。对于这样的人，给予他们的待遇必须能够促使他们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安心地运用自身的经验。教师应该得到像对待医生、工程师或者艺术家们一样的礼遇，不应该受到作为监督者的行政官的胡乱干涉、欺压，其特有的在技能上的熟练性的价值也必须得到认可和尊重。现在在这一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甚至连教师自身也倾向于否认这种做法的价值。所以，首先要让教师自身意识到它的价值，并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是很有必要的。对于诸如《歌舞伎十八番》中的《劝进帐》《伽罗先代荻》等以剧本为依托的艺术，由于堀越家永久地享有其版权，其他的演员想要把这些剧本搬上舞台时，必须缴纳巨额的版权使用费并获得堀越家的许可，但是在教育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技术上的成果得到如此的保护。但即使是教育事业，也与其他的一般性生产事业或者是戏剧家、画家、雕刻家等一样，在教育人类的方法上必定有值得流传于后世的可取之处。

这种以熟练性见长、不可或缺、千金难求的教师，在现今的这个社会或许还是有的。如果真的有这种人存在的话，必须想方设法使其身上宝贵的经验能够传给后继者。如果置之不理，让它就这么白白地失传，无声无息地从世上湮灭，这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是让人感到惋惜和悲愤的事情。因此，国家、社会在提高教师的自我觉悟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并给予教师充分的尊重和必要的礼遇，以便使这种文化上的成果流传于后世。

二

事实上，与其他的官员相比，小学教师物质上的待遇即使达到了最高的顶点也是极其微薄的，精神上的待遇也是如此，小学教师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成为能够享受奏任官待遇的校长而已。奏任官级别的待遇，这在小学教师看来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荣誉，可是立足于整个社会大局来看的话，奏任官是否真的在社会上占据着名副其实的崇高地位？以这种虚名来激励和鞭挞教育者的行为愚蠢得无以复加，也是对教育者人格的侮辱。以此为荣并为了能够爬上校长这一宝座而小心翼翼地在上司面前惺惺作态者，简直有辱教育者的圣名。(www.xing528.com)

该给予教师什么样的待遇才合适，应该推行一些能够保持教育者风度的待遇政策。

当然，如果这种特殊的政策行不通，在教育者身上采用与其他行政官员一样的待遇政策就无可厚非了。

文部大臣鸠山一郎 ^[1] 也曾提出要进一步改善小学校长的待遇，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奏任官这一级别，这无论如何都是可喜可贺的。可是这样一来，就难逃“沐猴而冠”之嫌，最终有可能导致反动局面的出现。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地推行小学校长录用考核制度。

第三节　优待教育者的宗旨

在使教育创造的价值大打折扣，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的严重性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与教育者遭受冷遇相提并论。虽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人们仍对教师遭受冷遇感到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又是为何呢？

既然把自己的宝贝子女的教育托付给了家庭教师，相信没有谁会愚蠢到把这位教师当作奴隶来看待。但是，如果这样的矛盾公然地存在于社会中的话，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地开展行政整顿，消除这种矛盾。

在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的多事之秋，并不适合讨论教师物质待遇问题。

但是在明治维新时期，虽然封建时代那种官尊民卑的官僚遗风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消除，但唯独在教育界，没人能够提出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了至今教师仍一如既往地受到冷遇。因为担心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我才斗胆毫无顾忌地提出忠告。身处被统治地位的在职者竟然说出这种话，对于这种人，拥有直接监督权的管理层想必是恨之入骨吧。但在力量薄弱的忧国志士们看来，对此采取沉默、旁观的态度是极其不忠的表现。

首先，要从有关教师录用的法律用语开始改革，因为教师遭受冷遇的根源就在于这些法规的措辞。如果教师的职务和家庭中的掌柜、仆人等雇工的工作性质相同的话，我无话可说。但是，忌讳用在家庭教师上的字眼，一个社会居然这么满不在乎地使用于教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在此，曾经肩负行政监督重任的友人所提出的“用‘招聘’一词来替换‘教师聘用’这一说法”的意见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国家也好，市区町村也好，或者是家庭中，正因为教师被当作受被教育者尊敬的对象而加以礼遇，其教育感化的作用才得以发挥。可是，不知从何时起逐渐演变到了教师被当成仆役来使唤，身价、名声一落千丈的地步。既然已经意识到教师真正的价值所在，虽然不能要求立刻有所改变，但为了更接近理想中的状况，以前在各藩中，其做法都是首先修改法规，恢复儒者的尊号。

因为如果不严格禁止监督官员对于弱势教师的傲慢不逊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当然，为了使招聘的教师名副其实以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资质，还应该革新教师鉴定和培养的方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与法规相抵触的不道德、违背常识的行为，在处以严厉制裁时不应该有丝毫犹豫。此时效仿一下宪兵制度，在教育界设立类似于警察的职位又何妨呢？

如何改进精神上的待遇才能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呢？恢复以往私塾时代的那种待遇法，由于私立学校与一般的营利性事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考虑，国家甚至地方会向私立学校发放特别补助金。如果对学校的监督指导仅限于这一程度，结果会如何呢？现在的学校教育到底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希望意图推行教育改革的人能优先考虑这一点。

在监护者制裁的严厉性上，不论对哪个学校都没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公立学校存在的弊害竟然比监管极其薄弱的私立学校还要多。公立学校的监督极其严格且面面俱到，却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比私立学校产生更好的效果。如果这样的话，在这生活艰难的时期，毅然地缩小无效用的权力又何妨呢？

唯有如此，尊重教育的价值才能真正地得到体现。再进一步详细说明的话，由于过分地担心委以国家教育重任的小学教师们会产生不安的情绪，为了防止失败的出现，自然也就制定了各种从旁协助、干涉教育的制度。虽说在教育事业的起步阶段，多多少少也发挥了一点特殊的作用，但在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的今天，这种干涉制度已经不再必要了。而且就算对最低限度做出规定有益无害，势必不可避免地让人担心会产生对最高限度的不利影响，所以行政权的界限仅局限于最低限度即犯规的防御上，对于其他方面则任其自由发展，不加规定。

即使以法规为依据对违法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很严格，无法给出明确理由的主观性评价、学问方法上的指导等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行政监督的官员们在巡查时，应回归到与普通人民亲密接触的最原始阶段，不应仅仅局限于防止各种消极弊害的出现，也不应该过度地滥用毫无效果的权力来命令、指导或者是奖励教育者。当然，出于善意的指导我们是无法拒绝的。可是在这种场合下，即使是出于好意且态度也不失真切，指导、奖励也必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大概与生活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思想盛行时代的人民抱有同样思想的教育者，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想依靠他们来创造教育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以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者的本质为基本前提，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应任其自然发展，不应加以硬性的规定。行政监督官员们滥用职权，对教育者所做出的与身份不符的指导、评价，最终是弊大于利。

必须废除一切人为规定的待遇，重新对待遇法从根本上加以修正。否则，到头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错失了身怀大志者，保护的却是一些无名小卒，最终导致教师遭遇冷落。虽说迄今为止的教育仅凭一些虾兵蟹将也足以应付，但今后的教育界必须引进一些大人物。虽然这种情况不仅限于教育界，但鉴于现今的社会状况，提出这种要求无异于缘木求鱼。

【注释】

[1]鸠山一郎（Hatoyama Ichirō，1883—1959），日本政治家，第52、53、54任内阁总理大臣，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内阁总理大臣之一。一生坚信议会政治，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因战争期间曾站在议会政治立场公开反对东条内阁独裁式的推荐候选人方法和《战时刑法特别修正法案》，一度被迫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