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教师本职的进化论考察
一
在教育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教师，其工作就如上文所述，其工作状态之所以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变化，是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的需要，并且具有充分的理由。因此，现在的教师的工作状态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与这一要求相悖，工作效率就会低下，结果大约只能以失败或者无意义的活动终结。
因此，应该说眼下教师工作的本质在于指导儿童，培养其对于教育素材的感应能力。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一指导工作的内容的话，它包括作为教材感应能力培养媒介的教材的提供以及能够引起大众对教材的关注并促使这种关注继续下去的教材的说明。要尽可能地以“让儿童直接接触、阅读教材”作为宗旨，但对于年幼的学生来说，教师代替教材成为其代言人，以及鼓励这种感应能力的培养就显得更为必要。但这终归仅限于辅助作用，如果学习者本身不亲力亲为的话，不管教师如何竭尽全力从旁协助，也产生不了任何效果。只有本人采取行动之后，其效果才会显示出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
今后，教师应该了解包括地方区域在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内容，以及让受教育者的生活与自然及社会环境接触并被其同化，旨在指导学生通过享有包括幸福在内的所有价值来实现实际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如果明白了这即为教育最本质的任务的话，教师就应该牢记并意识到自己在教育中所处的地位，即自始至终都仅仅是一个从旁协助受教育者的辅助者、诱导者以及充当助产婆的角色帮助受教育者进行实践的协助者。
二
有言论家认为，在主张要绝对尊重受教育者个性的同时，如果不注重其人格方面的影响与感化的话，教育就不能算是成功的。这是很明确的思想上的矛盾，却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尊重个性，就是说要极度地减轻外界事物的影响。虽然只是环境中的一个小小的要素，教师自身人格的影响力却是不可小看的。或善或恶，或损或得，都是教师自己的主观判断，夸大好的事物，低估甚至是忽视不好的事物，把希望存在和实际上存在混淆，把主观希望错看成客观实在。由于这些极端论的存在，我们在其取舍上一定要注意！
相反，如果把教师的人格感化看作教育最大的一股力量的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妄想，但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的确，对论者而言，人格感化是不可企及的、单纯的一种愿望。鼓励教师，让他们加强自身的修养，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在艺术家们看来，他们由于对这种愿望过于憧憬，仅仅在心中描绘是不能够让自己满足的，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力量来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结果却令自己更加痛苦。就如前文所说，如果以人格的感化来要求自己的话，我们内心应该有些羞耻心和无惧吧。在“改进教材”的条款下，正如我们所观察的那样，为了能够把自然或社会环境不加任何修饰，以其本来的面目作为教材来影响受教育者，我们应该把提升受教育者的认识能力及评价能力作为宗旨，希望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教师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使命，并且不误解这一使命，换句话说，与担心自己不能引导学生向善相比，更应担心学生是否会染上恶习。
总之，在过去教师们倡导“通过自身的传授和解释，以使学生理解及记忆书本上的知识”的教育观点，并以此为自身最重要的任务，就好像领会了剧本并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一样，以口头传授及肢体语言为主要手段来实现教育感化，但是在这期间，绘画、实物、标本、模型之类的物体逐一被引入课堂，代替了教师的口头传授，甚至连修身养性的伟人也被从历史中唤醒并作为一种教学的辅助手段提供给学生。今后要以受教育者日常生活的环境为教材，让学生自己去认识它、评价它，弄清它的本质并获取相应的价值。为达此目的，教师充当着帮助者、鼓励者以及告诫者的角色，且应该意识到这就是他们必须完成的使命。这样，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观察教师在教育中所处的位置时，至少其变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教师直接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道德作为教材，以书籍为唯一媒介，口头解说、传授知识的时代。第二个时期：仍然以解释书籍的内容为主，解释的手段除了口头讲述外，绘画、实物、标本、模型等物体也被逐一被引入课堂的时代。第三个时期：以自然、社会环境为教学的舞台，教师以旁观者、辅助者的身份参与，忠实谦逊地充当受教育者交流经验的媒介的时代。
三
对中等学校以上的教师进行实际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研究教科书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参考书，引用其中的内容，使说明更富于趣味性，以自己的博闻强识让学生对其心悦诚服；另一种是忠于教科书，凭借娴熟的教学法，在增加课堂趣味性的同时，对研究方法以及如何理解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指导，从而受到学生的喜爱。
要讨论这两种类型的教师中哪一种更好的话，我们不得不说，教科书是由专家从公认的学生必学的浩如烟海的知识中挑选出最有价值的部分编辑而成的，比由那些缺乏经验的教师根据自己个人的见解随意选取的东西更具有权威性。因此，把教科书扔在一边白白浪费掉，根据学生的喜好来选择教材并进行有趣的讲解，并不能让学生充分掌握教科书的内容，他们只能勉强应对考试前教师详细说明、补充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迎合学生喜好来选择教材，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已，由于最重要的教科书被忽略，教育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可是，如果所教的内容仅限于教科书的话，不但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还有可能使教师的威信丧失。所以，许多教师怎么也要想个办法让自己显得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于是向学生提供大量的参考资料。可是，从教师的忠实使命来看，遵从教科书才被看作正道。因此，今后教师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那些可以忘却的价值极小的教材扔掉，一心一意地使学生理解、记忆及应用教科书中的内容，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极使命。
虽然这样会让人觉得教师已经和以前不同了，任何人都可以胜任这一工作，但是初等、中等学校的教师和其他阶层的学者相比，有其特殊的使命。即使是知识丰富的学者，如果对教学方法不在行的话，也会使受教的学生很苦恼。这些让人困惑的学习指导就是今后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今后教师的使命就是改进教学方法，即运用教材，彻底了解学生，坚持让他们熟记和应用所学知识。对于这一点，学者之间大概会有很多反对的意见吧！过于拘泥于形式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于所授内容，教师自身也不能很好理解、体会的话，这样的教师根本就不值一提。教师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教科书早就成功出版，教材的选择及排列也是由国家的特别机关提供的，既然社会已进化至此，那么教师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教材，让学生理解、记忆、活用教材中的内容。然而，多数学者误解了教师的本质，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处于印刷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却仍然向往知识被秘藏的时代。例如，把欧美珍贵的新学说等原版书秘藏起来，暗中悄悄向自己的学生讲授等。不得不说，像过去这种不适应时代的教学法是极其不经济的。因为这种想法的盛行，在中等及高等学校，学生们不得不记大量的笔记。从教育的根本价值来看，把时间浪费在记笔记上是不经济的。虽说为了那些因能力有限，无法阅读原著的读者进行翻译是情有可原的，但在这翻译机构已十分发达的时代，故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抄写笔记上，不仅不经济，也是教师在人格上必须反省的问题。某一原著，在它还没有被学生广泛认识时，它可能会被当作一种全新的知识而受到尊重；一旦学生能在市场上找到该书及相关的参考书时，对该书一直以来的崇拜就会消失。在这书籍廉价、翻译唾手可得的时代，中等学校自不待言，即使是专业学校、大学，也必须完全停止这种白白浪费劳动力把知识一点点地拿出来讲解、炫耀，以及以经验丰富、对知识运用自如的学者、前辈的著作为教科书，让学生理解、记忆、应用，以形成方法上的指导的行为。
总之，教育的工作是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结果。从前，教材及方法是蕴含在教师人格中的，渐渐地，教材及方法从中分离出来，被看成教师特权的教材的选择也分离出来，教材的排列及运用也逐渐分化出来，于是适合的教科书应运而生。凭借教科书，谁都能够获得一定的指导学习的能力，教师的工作量与以前相比大大减轻。因此，考虑到这一演变过程，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停止浪费师资和节省学生的精力。
四
如果情况如上文所说，“在计划大幅度减轻教师工作强度的同时，教师数量也要有一定的减少的时代”将会到来。
这意味着例如历史、地理或者其他的科目，如果能研究出把浅显易懂的教师讲义交给学生并让他们在家中自学的方法，即写出学生凭迄今习得的读解能力能够理解的文章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教师就可以不必跟在其身旁进行指导。如果这样，教师就没有必要对浅显易懂的教材进行详细解释，其仅剩的工作就是指导学生理解、应用教材。各个学科不逐一配备相应的教师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将来，一门学科配一名教师这一现行的教育制度将会继续发展完善，几所学校共同使用几名重要的骨干教师，或者一名教师同时指导几个科目，教师通过这样的分工来指导全体学生。即使要对其教学成果进行检验，以决定是否承认或鼓励这一制度所取得相当的成绩也是不在话下的。一定的时间内，一门学科一名教师这一迄今为止的惯例还将继续存在，它明确地把价值意识引入教育中，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学校制度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时代，应该说这一惯例是对学校制度的一种很好的改良。但从教育的开源节流上看，几所学校共同使用几名教师的时代也必然会到来。
第二节 教师品性及其阶级
一
针对昔日的文部大臣尾崎行雄[1]发表的无聊、愚傻的演说，已故的志贺重昂[2]慷慨激昂地谈道，教师是世界上最令人反感、讨厌的人，他们阴险，度量小，缺乏面对面堂堂正正、冷静沉着地进行真理探究讨论及以光明磊落为处世原则的勇气，在暗地里巧妙地拉帮结派，若无其事地重伤诬陷同事或他人，完全不感到一丝羞耻。对他们的恶语谩骂不绝于耳。我当时虽然处于失业状态，但作为那些所谓教师中的一员，也感到不快。虽说如此，因为评论是有凭有据的，且在与教师的交往中我也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现象的存在，所以对于这种评论，哪里谈得上反驳，反而觉得无地自容。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可耻的陋习呢？这种陋习为何仅在教育界根深蒂固呢？我观察并思索着，得到的却是更多的痛苦。于是，偶尔虽然感到很抱歉，却不得不忘却同事、朋友之间的亲疏远近及敌我之分，把他们作为评价研究的对象以继续今日的考察。从这一立场上对教师社会进行分析观察，以期能获得一定的结论。
二
就像一般的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级一样，教师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划分。这是与其生活权利的确立过程相对应的。（1）在实际上还没有能够充分确立其生存权，战战兢兢，唯恐犯错，一心一意地巴结讨好所谓的掌权者，并在他们的庇护下过着苟安的生活的阶级。（2）终于确立了生存权，却还不能消除对于内外压迫的警戒，可以独自防御来自他人的迫害，对于自我保护以外的事，不敢插足一步。仅仅确立了生存权而已，如果与来自前后左右无休止的压力对抗，必定会消耗精力，所以，只专注于个人的飞黄腾达而无暇顾及他人的阶级。（3）更进一步发展的，就是完全确立了生存权，把精力花费在消极的自我防卫上的必要性已经减小，生活有了些闲暇，并把这些闲暇花费在同事、伙伴身上的阶级。
一般来说，在教师中以第三种阶级为最高一级，并作为优秀教师而受到尊重。超越第三阶级的似乎还没有实现，在此，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一旦有放高眼界，把国家、社会作为对象而生活的人出现，就会受到排挤和迫害，而对于这种现象，人们早就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这就是存在缺陷的证据。
三
根据我三十多年的经验、应酬来判断，虽然很遗憾，但不得不说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团体像教育界如此专注于本职工作而无暇顾及其他的。虽然没有像在所谓的实业社会中的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拥有侠义精神的人极其稀少。虽然不能说对于和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友人们，个人的侠义绝对很少，却也无法承认在间接利害关系上公共侠义的存在。即维护自身的手段即使再小也不可以马虎对待，没能完全抛弃功利主义，以国家、社会为对象之类的志士行动，在教育界是很难看到的。对于这种现象，我在感到羞耻的同时，无限的寂寞凄凉感也涌上心头。至此，我深刻地领悟到佛祖释迦牟尼在四十多年间一直谴责“二乘不做佛”“永不成佛”的本意。不管是技术或艺术表现手法，最初都以看得见的速度在发展进步着，一旦到达一定程度就会陷入僵局，能够打破这一僵局有所超越的人是极少的。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格的修养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停滞于某一程度，完全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志气，这样就无法避免被后来的年少气盛者追上并超越。贸然到达某种程度后，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骄傲自满成为向前发展的障碍，因此得到的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想到这一点，起初有些迷茫的我们应该恍然大悟。《大集经》上说，“人有两种，且必有一死，不能知恩不图报，一种人处于声闻乘，还有一种处于缘觉乘。比如说，有个人掉入了深渊中，这个人只可能使自己获益而不会使得他人获益。声闻、缘觉层的人也是如此。陷于解脱深渊的人既无法使自己获利也无法使他人获利，等等”，“即使声闻、缘觉被认为是自我解脱之道，也不缺乏利他之处。即使有与其身份相符的利他行为，如果把父母置身于不成佛的道路上，反而成为忘恩负义者等等”。（日莲大圣人：《开目抄》）这种言论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在强烈地批评我们这些占教育界大多数的只懂得在大都市里上演恶俗竞争丑剧的所谓的善良阶级呢？
四
那么，应该属于“永不成佛者”的教育界的大多数善良阶级，应该如何朝着它所渴望的社会最上层阶级发展呢？佛祖释迦牟尼四十多年间不断责备其两大弟子舍利弗[3]和摩诃迦叶“让二乘遭受谴责”的主张，虽然这样，在八年后《法华经》突然提出“二乘成佛”一说，这的确有点自相矛盾。“必须在人间与天上的佛法大会上清醒过来”，受到这样的谴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法华经》上说，“品尝了不死药而生存的各种物种，就像碎石复合，枯木结出美丽的果实一样神奇”，“声闻这一层的人如果远离法华佛法，就像鱼离开水，猿离开树，幼儿离开母乳一样。……各声闻层的众生要经过重重磨难才能超越肉眼，获得天眼慧眼。通过研读《法华经》可以获得法眼佛眼，等等”，这些日莲大圣人直接简洁的教义，不仅仅是对世人超世脱俗的苛责，对于那些热心于尔虞我诈并心安理得享受着人们的尊敬的教育者来说，更是深深地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大多数教育者就像人们所批评的一样，深陷于解脱的深渊而不自觉，完全不思进取，完全不想着去接受别人的意见或者是学说。简直就像是朽木一般顽固的我们难道不就像那种被指责为“永不成佛”的声闻、缘觉层的人吗？教育者如同声闻、缘觉一般，只要身披袈裟，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就会被那些天真烂漫的儿童们像崇拜菩萨佛祖一样崇拜。他们居于这一被万人敬仰的位置，却无法超越利己主义的桎梏，这也许可以归结为单纯个人意识的发展、欠缺社会意识所造成的吧。
那么，被拿来和四十多年间一直受到谴责的“永不成佛的二乘（声闻、缘觉）”比较的教育界的小善者们，怎样才能从这种利己主义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呢？最终还是除了《法华经》里所说的不死的良药之外，没有别的治疗方法。由于日莲大圣人的教义至今仍未被重视，所以对于那些自己违背了释迦牟尼的教义却从不知道，还理所当然地生活的人来说，像我们这些牢骚，他们当然也就不会接受。所以我们在继续等待时机的同时，至少也要通过对社会学的直观研究来唤起社会意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不管怎么热烈地讨论教育的组织和制度，毕竟也是徒劳无功的。
五
在此，如果仍继续上面的话题，虽然让人觉得佛教味十足，但即使是二宫尊德[4]（又称二宫金次郎）他老人家也不能对此提出任何异议。作为在修身养性方面不可或缺的模范人物，他在学校工作。二宫金次郎在青年时代听了《观音经》而受到启发的故事广为流传。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一缘故，即使是那些佛教信奉人和对外不公开姓名的人也可以在有识阶级之间进行观世音经书的诵读。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件好事，但遗憾的是，他们的信仰仅仅局限于观世音菩萨[5]的功德，并没有涉及远在其之上的具备“三德”的释迦牟尼佛。无尽意菩萨[6]折服于观世音菩萨的无边功德，向其献上在三千世界无可取代的项链，并跟随其研习佛法。观世音菩萨却说：“你煞费苦心的盛情厚意实在是很难的，但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充当一个传话者的角色，功德的本源在于我身后。”然后把项链一分为二供奉于二佛前。
那么，释迦牟尼佛和多宝佛[7]又如何呢？《法华经》的讲经说法会和虚空会上，寿量品尊者就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8]那样，一起皈依三身（即三种佛身：法身、报身、应身）的本尊。若果真如此，难道对修建神社并强制人们信仰、皈依它以及引起近来思想动荡的做法不需要再仔细想一想吗？如果真的想发扬这种伟大的人格精神，与祭奠伟人本身相比，我们更应该祭奠的难道不是伟人奉献力量的本源吗？不然的话，神灵反而会因这种不受欢迎的好意惶恐，就宛如前文的观世音菩萨一样。
这暂且不谈，就二宫金次郎受《观音经》的启发而成为伟人的轶事，如果问，不管是谁读了《观音经》后是否得到了同样的启发的话，那又是怎样的呢？把读经当作每日必修课的僧人就不用说了，古往今来读过《观音经》的人不计其数，但为何他们没有像二宫金次郎那样受到启发呢？其原因何在？我认为这就是是否能唤起社会意识的差别。在二宫金次郎还是个半大孩子的青年时代，他被征集去修村里的道路，考虑到自己的工作量无法与成人相比，他就在夜里加班编草鞋以弥补所欠缺的工作。这一美谈足以证明他意识到人际关系上的无形社会的存在，明白不论是谁只要把集体中要素的不足弥补了，整体的效率就会提高，从而能够达成预期目标。
现在，即使不涉及宗教上的问题，我们难道不应该皈依从属于直接保证我们生活的被称为社会的集体吗？就像鱼儿离开水活不下去一样，人类一旦离开社会这一集体一刻也无法生存，因为自然生存能力的欠缺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化生活中的真实面目。就像前面所说的，社会确立了主权，就可以称为国家了。
六
在家庭里，如果孩子向父母撒娇要糖果，一定是最小的孩子首先向父母提出要求，接着就被训斥，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则在旁观看。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父母只好屈服把糖果给他。旁观的兄弟姐妹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来要求分享成果，他们不劳而获还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大人的社会也是如此。
善人反对世间专横粗暴的恶人并与之战斗。这种场合，一般情况下都是善人大部分孤立无援，相反，恶人一定有强大同伙的支援。大概善人独自生活，在生存上并没有任何的困难，只要没有感觉到巨大而直接的压力，就绝不会想到与他人合作而让自己受到约束。所以，他们即使看到有善人在自己的眼前受到迫害，也熟视无睹。而犯罪的恶人不管身处何处总是战战兢兢，害怕被人发觉。因此，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很容易团结起来，共同忍受伴随而来的不安与压迫。
这样，善人不感到恐惧，也没有与他人协作共同抗敌的意识，而与此相反，因为恶人有一旦孤身一人就寝食难安的这种生存上的缺陷，他们马上就会与他人团结起来，特别是希望能在强者的庇护下免受伤害。古往今来，善人总是会遭受强大的迫害，对此其他的善人们虽然表示出很大的同情心，但因为没有任何实力，只能在旁观看，所以善人失败了。
故而能抵抗到底并获胜者是极少的。他们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坚持奋斗，历经千辛终于获得胜利，并成为所谓的英雄豪杰被当代或后世人尊敬、崇拜。实际上，人们如此尊敬、崇拜的是这位善人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众人可以共享的利益。这和前文所说的借年幼弟弟之手白白得到糖果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获得的利益，我们把它们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利，实际上它们都是先人牺牲自我为我们换来的。
我们尊崇伟人，参拜祭祀他们的神社时，为其歌功颂德，是因他们为我们带来利益。伟人们为了万人同胞拼死抗争，而当时懦弱的小善人们却冷眼旁观、见死不救，我们在鄙视、怨恨他们的同时，也应该反省一下在现在的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们是如何处置的，以便确立将来的生活法则。我不得不想，希望凭捐出的一点香油钱换来自己的幸福是多么自私的想法啊！诸天神佛是不会保佑这样利己主义的忘恩者的。
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学习社会学及信仰《法华经》的话，我也许就会和那些善良的友人们一样，尽可能不得罪周围的人，对丑恶现象视而不见，谨言慎行，坚守如果不被人喜欢就会吃亏这种想法吧！这一主义迅速成为时代的宠儿，作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它的确是英明的，至少在如今这一五浊恶世的末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奉行这种“贤明主义”的话，社会最终将会如何发展呢？人类的数量不管如何增加，终究和石头的堆积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水泥的加固作用，小石块是无法变成坚硬的混凝土的。可是，恶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很快就会与他人结成同盟，与孤立无助相比，共同协作的力量就会变得强大无比。这样，即使伙伴的人数很少，也能把如同一盘散沙的大多数人轻易打倒。恶人越来越强大并不断迫害善良群体，而善人自始至终都是孤立软弱的。如果一方不断强大的话，另一方就会越来越畏首畏尾。如此的话，社会不是必然会变得险恶起来吗？想到还可以把希望寄托于教育上，总算寻找到了些安慰。如果是处于愚昧无知、单纯靠武力斗争的时代，善人们自我保护的方法也很单纯，就像处于战争时代一样，他们很容易就能团结起来，但现如今，因为知识越来越丰富，恶人们迫害善人的手段也越来越复杂、高明，与此相反，善人们只专注于自己的生存之道，想要让他们团结起来和恶人对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归根结底，虽说与以前相比人类的智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些所谓的生存竞争的智慧只不过是自我保护的小聪明，唯独没有意识到在我们之上还有一个社会大集体的存在，它保护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安宁幸福，因此善人们很难团结起来。这也许是释迦牟尼佛预言在他涅槃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为佛法衰落、五浊恶世的时代的理由吧。于是，《法华经》为处于这一五浊恶世的时代的我们指明了道路。《涅槃经》注上说“没有仁慈心，相互欺骗，亲密的人也会反目成仇……为了他人而改掉身上的恶习，所有人都会与之亲近”等等。根据社会学的研究所构想的至高至上的理想生活最终也都归结于此吧！法官及警官早就把服从国家的命令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安于奴隶地位的专制统治下的国民，因为立宪政体的确立而获得了参政权，既然已经成为能与国家讨价还价的重要人物，使自己具备与身份相符的精神并拿出相应的成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吧！认识到这一点并真正付诸实践的话，即回归到《法华经》的精神中，世风将会有所改善吧！宗教与教育无关，如果这么认为的话，怎么会有教育成果出现呢？
七
暂且不谈善人居于统治阶级的时代，在恶人为统治阶级的时代，那些软弱的善人们只能温顺地追随在他们身后，因此从价值上看，他们并不比恶人强多少，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仅仅是作为组成社会的一种元素而没能形成一种向心力，也没能成为防御分解的力量。这就是为何凡夫俗子无法以自己的善来影响社会的缘故，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自我的生存而已。
就连身处向往非暴力主义小善生活的基督教界的本间俊平氏也发表了以下的言论，虽然最近人们已经觉醒并开始皈依大乘教，可惜他们不知道乐存在于不做佛的深渊中，也没有发觉到其根本教义的空洞。
“如今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仅仅依靠善人是无法创造任何价值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必须和神一起共同工作。因为热爱神，热爱这个世界，我们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管做什么，都创造不了任何价值。……我们国家欠缺的东西不计其数，但最关键是生命的根本的欠缺。教育也好，事业也好，所有的事物都失去了其该有的生命力。如果树木的根虚空了，就不可能长出繁茂的叶子。如果这种现象出现，那是极其不幸的，等等。”（《读卖新闻》1931年10月23日）
若不成为与恶人为敌的勇士，就难以成为善人之友。算计自己的利害得失而陷入迷茫，无法辨别善恶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教育者的。即使能够辨别善恶，如果没有把它落实到行动上的能力，作为教育者的价值就无法体现出来。教育者自始至终都必须是善恶的判断者、以其行动来体现其善恶观的实践者。
第三节 什么是教师必备的资格
一
讨论教师理想资格的前提是，我们要有这么一种意识，即教师为人师表在受到社会尊重的同时，如果不具备相应的资格就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在这一点上，下至小学，上到大学，都应一视同仁，而不是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年龄大小及学习能力的高低加以区别。如果不幸，担当教师一职的人无能且不值得我们尊重或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的话，结果会如何呢？这不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又是什么呢？
那么，相应的资格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能够赢得他人尊重的人格。毋庸赘言，一定程度的水平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换一种说法，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格即为教师的理想资格，只要拥有这种人格，不管制度如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间的道德如何败坏，不管如何受到政治家们的压迫和小人们的嫉妒排挤，他终究会被大众所认可、所尊重。这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而人性本善。
习惯于凭外观直觉就轻率地做出推断的忙碌的生活监督者，通过一年中的几次巡视就得出肤浅的推断，少数从自己的利益关系出发而得出评价。学生的监护人以教师闪光的人格为基础所做出的评价与生活监督者采取的方式所得出的推断和评价不同的是，这种教师对于已经受教好几年的学生们的实际学习成果，也就是自己的教学成果，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说服自己去弄虚作假。只有这样得出的评价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教师的价值。
以前，师生之间关系的严肃程度可以用“尊敬师长，走路让三尺”来说明，但是现在学校骚动无处不在，让人感慨的地方很多，这是没有就其原因进行探究而导致的结果。如果不探究其原因，就无法确立未来的方针。那么，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与其把它归咎于教师选择上的错误，即错误地选择了被讥讽为“挂羊头卖狗肉”的教师，还不如说是因为无意识、无计划的政策不能引起大众的注意，社会对教育的不理解。
在以前的私塾时代，根据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众多的教师中，只有那些因兼备比较出色的学识和品德而受到世人尊敬的人格高尚者能够生存下来，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为人师表者。即使这样，仅作为当时少数贵族阶级的教师，因为需求量少，也能充分满足当时的需求。然而，由于维新改革，不得不对国民的所有阶级实行教育，突然间对教师的需求量急剧上升，甚至连像巡警那样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的受教育需求也不得不满足的时代已经到来，人格高尚的少数教师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时，完全没有闲暇去看清教师的本质，或者去鉴别他们是否适合做教师，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学校教育的不完善是必然的，追求速度赶制出来的师范制度导致教师的粗制滥造，这也成了教育不振的原因。故而再次重申，对于应该在人格上受到尊敬的教师，如果不是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才，是无法担此重任的。(www.xing528.com)
那么，怎样才能挑选出符合期望的教师呢？首先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接着就是参照这一标准进行挑选方法的研究。那么，应如何定义这一标准呢？它应该是现代社会所期望的教育总动员面貌的最低限度，也是作为教师应该具备的资格的最低限度。
二
关于教师资格的最低限度，通过以下的几项概括，应该可以让我们对其有个大概的了解。
1.工作上不可或缺的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素养，即能够把教育学应用到工作中的能力，以及不落后于时代的研究热情和理解能力。如果作为小学的正式教师，既然人们信任他并把孩子的一生都托付给他，如同医生要掌握一定程度的医学方面的知识，律师、法官等要具备专业上的知识一样，教师作为教育专家必须有能够引以为傲的教育学知识。
2.作为理解专业知识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以及在指导学生认识、评价教材上不可缺少的基本准备，要有达到中等学校以上的学习能力，换言之，即普通高等教育的素养。
3.在学校这一小社会中维持与他人的集体生活的社会性意识，即不仅不会引起他人的不快，而且还足以作为指导阶级为学生们提供榜样的人格，可让不甘于专制统治、正处于立宪政体统治下的学生们了解自己所生活的集体，意识到共同的目标，形成进行人际关系判断的人格修养以及这种人格修养核心精神的明确的社会意识。再进一步详细论述的话，作为教师的本职而被社会所期盼、所依靠的地方就是教育的技能。就像医生对医术的精通一样，教师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与常人相比，在教学方法上更胜一筹，这就是教师之所以为教师的独有特征。如果能兼有丰富的学识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在这一需要大量教师的时代，这只是一个说起来容易而很难使它成为现实的愿望，从而不得不把对教师的要求降低，只要他们能读懂、理解教科书或参考书并能指导学生的学习就足够了。这一要求是很必要的。此外，就是对教学技能的熟练程度了。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作为教育技能原理的学问和从事教育的科学性修养。就像医生未必都是名医、良医，各个学科的学者也未必都擅长教学。但是仅凭多年经验进行诊断的医生即为庸医，同样，仅凭经验来教学的教师是盲目的和让人感到不安的。总之，说到教师最本质的资格，无论如何一定程度的学问修养、教育技能以及作为教育技能基础的对教育学的理解，这三者缺一不可。
道德在教师的本质中本来就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目前这一形势下，期望教师能成为一种模范，在道德上比在学问上更加难以实现。因此只要不缺德，心地善良就满足条件了。实际上，就像前面所说的，不管社会如何期盼，这种道德上的要求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只是一个虚妄的概念，不知何年何月才会成为现实。但是它又和各个学科的学问一样，不能安于某一程度而不思进取。只有道德才是组成技能指导原理，即教育学的根本的主要元素，因此，必须把所有教师的道德水平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并非像那些误认为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传授知识的旧式思想者所期待的那样，教师必须以完美的形象来作为学生道德上的模范，也并非从这一点出发而主张要对教师的道德有所要求。就如前文所述，道德和一般的学问一样不能拘泥于现状。这是为何呢？这是教师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带来的必然要求。既然作为指导阶级对整个社会进行指导，作为处于这一位置所应具备相应资格的教师，即使微不足道或者现在还没有被别人所认可，不仅在传授知识方面应成为程度比较低的学生的富有魅力的模范，还应对自己的道德提出更高、更广的要求，不能辜负社会对他们的尊敬、期望。那么，这种程度怎样才算是合适的？
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其中一个阶段是个人没有生存权，只能依附于他人。我们当然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安于“只要自己能生存下去，别人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自己无关”这种生活状态，也不能满足于拥有能够充分确保自我生存权利的知识和实力，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必须为共同生活的伙伴，为所从属的社会，甚至是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不仅在少有的紧急场合如此，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必须做到这一点，且应该明确地意识到如果达不到这一程度的话，这将是作为教师的最大缺陷。那样的话，这一程度的要求，并不像某一分支学科的教材那样可以等闲视之，它是教育目的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作为指导教师技能的原理即教育学的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作为以教育技能见长的教师，其本质资格就是不论何时都要熟练地掌握教育方法，以及达到某种程度的科学教学所应有的修养，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基于社会意识的社会生活法则，即所谓的道德。但是对于这一点，不管是教师自身还是社会都没能察觉到。因此，存在于教育的根基的巨大缺陷没能得到弥补，也就很难取得教育成果了。
其他的事情暂且不谈，对教师及其他教育者来说，道德教育不正是他们注定的使命中的一个吗？这不也是教师区别于进行着其他价值创造活动的所谓工匠、艺人、技师的最重要一点吗？教育者与非教育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凭借一般的价值创造活动依存于社会的过程中，教师所进行的直接的价值创造只能归结于道德上的价值创造。教师作为受教育者的模范，与其他方面的价值创造活动相比，唯有在道德上的价值创造才能体现出其模范性人物的作用。假如果真如此，我们迄今为止无意识忽略的一些重大缺陷，逐渐变得引人注目。其他的事暂且不说，教师必须意识到，像会分解、破坏他们自己所属社会团体之类的行为，不管多么微小，都是不道德的。因为以被揭示出有不道德行为的人作为社会生活的指导者，就宛如把钥匙交给盗贼保管一样。
大概没有哪个社会团体像教育者或教育界这么缺少团结力吧！而且对同事如此排挤、嫉妒，除了教育界外，还有哪个领域会存在这种现象呢？
不管是同一学校内或是对于其他学校，以宽宏大量和别人共处，过着和谐圆满的社会生活的人，在全国到底能有多少呢？于是，秘密地揭发他人的丑事也不感到羞耻，若无其事地捏造谣言，像这样的事在教育界数不胜数。连把这一弊病公开来讨论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诚心诚意地向别人提出忠告，以把这种丑恶的行为防患于未然。以道德教育为己任的教师，怎样才能促进社会道德向好的方向发展呢？以文化教育部为首的肩负监督重任者，对此种现象有怎样的看法？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应该担心及同情的所谓的“社会对教育的不理解”吗？如果要推荐有一定成果的学校，首先应该推荐的不是那些集体生活和谐圆满的学校吗？即使在体操、绘画、手工或其他方面再优秀的学校，在和谐集体生活上也存在缺陷；如果推荐平凡的学校，就相当于认可了耍阴谋手段，对其大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人不得不担心这是否会适得其反，助长不正之风。
同理，不管在排场、外观、账本、恭维话、应酬这些方面如何努力，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校长、教师们内心的丑陋渐渐显现出来，欠缺和谐圆满的生活的话，就像警察即使只做了一件很小的坏事也是十恶不赦一样，极大地毒害了社会风气。
实际上，我也生活在教师这一集体中，与其担心有许多这种内心丑陋的教师存在，还不如感慨对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们内心的麻木和习以为常，以及让他们随心所欲、猖狂横行的视学（日本的地方行政长官）和监督官们社会意识的低级化。这也许归咎于官尊民卑这种专制的官僚余弊至今仍根深蒂固无法动摇，对于没注意到自己的上司，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对于下层的大多数平民大众不闻不问的这种陋习的存在吧。不管是培育教师的学校还是担任教师监督工作的官员们，都忽视了社会意识的培养，这就是当前国家教育最大的缺陷和隐患。我对这种行为无法置若罔闻的同时，回顾迄今为止肩负教师培养重任的学校对此所采取的对策，只觉得遗憾万分。
我并不赞成教师间的那种敷衍的假和睦。万一不幸甲、乙之间发生冲突，应该让这种冲突进一步白热化，直至是非曲直变得明朗，我相信只有在这之后才能达到真正的和睦。万一不幸与伙伴的意见产生分歧，在发生感情冲突前，应该先倾听对方的看法。如果这样还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结束这种合作关系。双方若即若离，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戒备，就像越人对吴人那样，即使双方可以隐藏起内心的不快和平共处，双方的那种令人厌恶的关系已经暴露。这就要求我们意识到，虽然对方不会公开加害于你，但暗地里使的阴谋手段绝对不少。其他的职业是怎样的暂且不谈，为了能让教师们意识到这种交际法的价值并指导集体生活的团结，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能够辨别正邪善恶，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经背离了这一准则，不得不说这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极大亵渎。没有清洁教化的源泉而愤恨下游的浑浊，这种愚蠢的想法使得教育界的恶性循环不断持续下去。
第四节 教师的楷模——裴斯泰洛齐
一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功绩在于“一切为人，毫不为己”，并且人们把它写在其墓碑上，到底这样是否得当？以此作为裴斯泰洛齐唯一或者是最重要的特征，以及其最高价值的体现，他本人是否赞成首肯？如果仅以此作为裴斯泰洛齐独特的功绩加以赞赏的话，这在教育界适用，在其他领域却不适用。在其他领域，拥有“一切为人，毫不为己”这种特征的杰出人物也不少。不管是谁，如果作为道德家被社会所尊敬，其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点“一切为人，毫不为己”的这种品格。
那么，裴斯泰洛齐的特有的性质、个性是什么呢？是道德的人格吗？不！他个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在当时，这一方面他不能算是成功的。
似乎他缺乏政治上的管理才能。于是在他管理的小学内部暴露出了不统一，这是他的失败之处。或许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由于其道德上有所欠缺而导致的，但我们也有理由为其感到惋惜，如果能在其现有的水平上再有一步超越，那该有多好啊！
似乎在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么，裴斯泰洛齐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他的价值在何处才能体现？和其他人共同拥有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为相似性，但是我们还是没能寻找出其特有的个性。
裴斯泰洛齐被称为社会性人格的到底是什么？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9]在论及教师的人格时，把它分为以下三种：（1）政治性、统治性人格；（2）社会性、道德性人格；（3）学者性、理论性人格。还特别谈到了裴斯泰洛齐，并把他归入社会性、道德性人格中，极其推崇他作为社会改良家所具有的特性。
裴斯泰洛齐忘我地为了他人尽心尽力，这就是他价值存在的理由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恐怕这种价值只能适用于教育界，无法适用于其他领域。正如上文所述，被尊称为道德家而受到人们尊敬者，都具有这种特性。
那么，他人所没有而裴斯泰洛齐独具的长处，能够展望世界、洞察古今的是什么呢？我所了解的和裴斯泰洛齐的崇拜者的见解有些许不同，我认为他是教育学上真理的发现者，至少也是作为探索的先驱、教育的革命者、教育的科学性建设的先知，在教育史甚至文化史上占据着不朽的地位。
在道德的发展史上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人，政治上、经济上也一样。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在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功绩的人。作为这种人物的代表，被贫苦的儿童所围绕并保持着教师的热情，这的确是很合乎道理的，但是断定它是裴斯泰洛齐的特性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那么，他在教育史上占据着怎样独一无二的地位呢？他并没有研究过大量的教育素材，也没有优于其他教师的完美人格。如果非要列举出他的功绩，那就是致力于教育方法的研究。
当时瑞士的教学方法和亚洲各国所采用的一样，以书本为唯一的途径。因此，知识的传递灌输成为唯一目的。对此，他提出了与此不同的理论，即凭借实物来进行授课，以知识的启发作为教育的目的。虽然这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当时却是伟大独到的见解。换句话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不顾世间的毁誉褒贬，毅然奋进坚持下去的勇气、见识、自信，正是他独特的功绩。
什么是科学性？自古以来在苏格拉底、柏拉图[10]、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家，其数难计。和他们对比，很遗憾，不得不承认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体系上的晦涩难懂。
两千年以来，在各国各地区绝不缺乏热心的教师。把一生奉献于教育事业，教育感化其弟子，至今仍被人们铭记于心的教师很多。宛如艺术家一样，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于艺术家来说，由于他们的作品能够很好保存并遗留给后人，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想象他们昔日伟大的风采，其间少数流传下来的方法上的格言被当作文化上的珍贵遗产，以及艺术家们的精神性遗产受到人们的珍惜爱护。然而，教育者的产品、成果并不能像这样一成不变地流传于后世，也并不是单纯靠个人的努力能够制作、创造出来的，所以教育的成果很难流传于后世。而在此期间，裴斯泰洛齐的功绩就是他在教育上遗留下来的格言，即他所发现的教育方法上的真理，这和亚洲自古以来那些哲学家们待在书斋里通过冥想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它是教育者一生宝贵经验的凝聚，是从教育者的血与汗中提取的精华。
因为他就教育方法进行研究，为教育学带来了希望，所以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对教育的热情及他的人格，确实是教育者的模范。此外，他还致力于社会改良，即使遭到大多数人反对，他那毅然坚决斗争到底的勇气和热情，使得我们全人类不得不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他。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于学生身上，让他们去改良社会、拯救人类，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向担当教育重任的教师们传授改良方法。从其效果的显现来看，他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社会改良者，通过间接的社会改良，拯救了全人类特别是儿童的教育。
二
裴斯泰洛齐在他的著作《林哈德与葛笃德》中，致力于寻找人类精神发展不变的原型。于是他尝试着从精神的本性中引出一种教育的方法，虽然得到了在这一方面有较高造诣的尼德拉的协助，随后又掺入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思想，但我们不得不感慨他的本意被曲解了。不论在什么场合，他自始至终都极力主张自己提出的教育方面的学术性特质。甚至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还提出教育学应该更进一步地建立在哲学基本原理上，以人性为基础。他认为，如果教育缺乏理论性的说明，各个个体为教育所做的努力就会失去相互联系的基础。总之，对于教授方法的研究，裴斯泰洛齐在承认经验重要性的同时，还在思想上不断进行艰苦的探索。
裴斯泰洛齐只是单纯的实践家，称不上思想家。针对这种说法，伊藤宗一郎[11]提出了强烈的反驳，认为他们没有了解到裴斯泰洛齐重要的一面，我也赞成他的看法。但是，就像确实存在“认为裴斯泰洛齐不是思想家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全面地了解他”这种事一样，也有人认为他不是实践家，或者轻视他作为实践家的价值，不得不说这种人对他的了解更不全面。在此，伊藤宗一郎倾向于将以下的言论作为“裴斯泰洛齐是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的依据，我不太赞成。
“的确，裴斯泰洛齐教育活动的经验产生于他自身的理念，也作为实践的成果被世人所认可，所以成为世人所依赖的对象，但他自己也意识到并多次说，他不适合理论性或者使理论系统化的研究。”
我觉得以此来论证裴斯泰洛齐不是理论家似乎不太妥当。那是因为这只能作为他是伟大经验家的证据，就像不能以此证明他是理论家一样，也不能以此来证明他不是理论家，即这与他是理论家的事实并不存在什么矛盾。
的确，他是经验家这一点无可否认，但他并不是那种停留在单纯的经验这一层面上逃避困难的理论探索的胆小怯懦者。世间的大多数实践家，动不动就把枯燥无味的理论研究和探索这种难题扔给学者们，自己置身事外，尽可能地避免从事这种工作。可以用以下的例子来证实他不赞成这种做法。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胜任理论家的不足，积极正视它并想方设法去弥补它。因此，他必然不是那种只进行一般性的学者思考，沉迷于概念的理论性游戏的理论家。换言之，他虽然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但也并不是满足于经验层次，他希望能把这种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他的确只是一个经验家而算不上一个思想家，但无疑最终也提出了“教育学应该更进一步建立在哲学基本原理上，以人性为基础”的看法，并进行了苦心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裴斯泰洛齐的思想的力量，也可以看到他独特的价值。我坚信这也许就是别人很难超越的，能让他在古今日外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的特殊之处，也是使他成为后世模范的最重要的一点。
“不能使具体观念具体化的抽象概念是虚无的，同样，不能上升到抽象概念层次的具体观念是盲目的。”最理解这一真理而且又努力不让自己陷入这种弊端之中的人无疑又是裴斯泰洛齐。这一点使他在教育史上绽放着特殊的光彩，成为我们这些后辈憧憬的目标，也成为他永远无法磨灭的特性。
正如裴斯泰洛齐经常提到的那样，“我自己的理念是从我的教育经验中来，也是作为直接的实践结果被世人所认可，所以是值得信赖的事”。这是事实，而且也是真理。这不仅是他自身的觉悟，而且也是全世界都应共同承认的。如果他所说的不是基于他的经验，那谁又愿意倾听他？谁又愿意信赖他？谁又愿意尊重这一想法呢？后来的教育者们特别是中青年教育者们信赖他的原因不正在于此吗？
但是，如果年轻的裴斯泰洛齐的业绩只是这些而已的话，这也只是他极为平凡的一面。如果只有这些业绩的话，不必刻意去古今日外到处寻求，在我周围就有大量这样的人存在。这些经验和自信是卑微地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的人都有的品质，但社会根本不珍惜这种品质。
如果只有经验而没有作为学者的其他方面品质的话，不管是多么热心，那只能是在任何国家都会有的司空见惯的平凡的教师。倘若单以此来作为赞扬裴斯泰洛齐的事例的话，简直就是对他的亵渎。
实际上他真正的价值来源于其热心的经验和熊熊燃烧着的一丝不苟的学习研究激情。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才能称得上是他的真正的价值，缺乏了其中的任一方面，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三
无论如何，裴斯泰洛齐最主要的功绩在于他作为我们实际的教育者的模范独步古今般被崇拜着。但尽管如此，在他之后，虽然经历了百年岁月，如今这个世界的教育始终没有如他的理想一般进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他采取的是“从人类精神的本性中引导出教育方法的法则”这种演绎式的研究态度。这种态度被他的继承者完整地传承下来。在我看来，这会不会是重要的原因呢？
像裴斯泰洛齐这样在教育史上有重大建树的功绩者也依然没有摆脱这样的老套，虽然一直说要建设科学的教育学，却免不了依然远离哲学。如果在培根发现归纳推理理论之前不得已而为之的话，还情有可原，但这种研究态度不应该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我采用了“从教育的实际出发，力求能归纳出教育的原理”这一研究方法，也就是把实际经验的成功或失败的事实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比较、综合，以求能发现真理，这样，可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经验性的应用科学。我坚信，只要我们教育实践者真正地以裴斯泰洛齐为榜样，并忠实地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孜孜不倦地奋斗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一天到达那种境界的！
【注释】
[1]尾崎行雄（Ozaki Yukio，1858—1954），日本政治家。1890年日本举行第一次大选，当选众议员，此后直到1952年连续当选25次。1912年参加护宪运动，守护宪法，被誉为“宪政之神”。
[2]志贺重昂（Shiga Shigetaka，1863—1927），号矧川、矧川渔长。日本明治时期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地理学家。代表作为《日本风景论》。
[3]舍利弗，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
[4]二宫尊德（Ninomiya Sontoku，1787—1856），通称二宫金次郎，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著名的农政学家、思想家和农村改革实践家。
[5]观世音菩萨，又称作观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光世音菩萨等，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
[6]无尽意菩萨，又称无尽慧菩萨、无量意菩萨。贤劫十六尊之一。此菩萨因观一切事象之因缘果报皆为无尽，而发心上求无尽之诸佛功德，下度无尽之众生，故称无尽意菩萨。密号定惠金刚、无尽金刚。
[7]多宝佛，也称宝胜佛、大宝佛，东方宝净国佛名。佛教汉传并经世俗化后，“多宝”之意与人们“求财”之意相吻合，多宝佛遂演变成佛门的财神，而受世人供奉。
[8]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者，又称大精进菩萨，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
[9]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德国著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改革家。主要著作有《德意志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劳作学校要义》《性格与性格教育》等。
[10]柏拉图（Plato，约前427一前347），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11]伊藤宗一郎（ItōSōichirō，1924—2001），日本政治家。1960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81年首次入阁，任防卫厅长官，1996年11月成为第69届众议院议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