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机关体系及演变分析

第一节　教育机关的构成及整顿

一

施行达成教育目的的政策的当局，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机关。教育机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直接教育机关和间接教育机关，这有利于我们方便地看出其特有的价值。

在直接教育机关中的是活跃于教育活动的第一线，直接对教育者进行教育的教师。其在教育活动中充当的角色，就如同土木工程建造业中的现场作业者，或者是战斗队伍中的战士，在教育大业的完成上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其他所有的机关都以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为它们存在的价值。因此，如果没有教师，或者他们的作用不能顺利地发挥的话，不管如何对其他的机关进行调整，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我们应该包容在教师身上并没有体现出作为最高指导原理的精神的状况，并把它作为完善整体目标的一种手段，就像为了实现整体的生活目标，各部分或各细胞肩负着这一使命，在有机整体中各司其职一样。

二

如同处于各种有机整体中的生活那样，在国家的教育上，实际活动都是由基层机关开展的，中枢机关的存在只是为了行使指挥命令的职能。最初，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不受政府或中央的影响而自行发展，当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央政府即中枢机关为了社会全体的生活，开始对其进行管制和调整。教育事业也一样，最初它源于以国民各自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个人行为，以私塾的形式在民间产生并发展壮大，在其自我发展完善后，国家开始对其进行干涉、保护和监督，并最终把教育的经营管理纳入其权力范围。

国家的教育直接肩负着实现教育理想的重任。进行价值创造工作的基层技术机关，以及处于核心地位负责策划管理、监督经营工作的行政机关和研究机关，这三者必须紧密合作，只有通过它们共同协作的、有计划的活动，才能使教育理想成为现实。

三

“事实上，教育并非孤立，它是由处在同一社会中的相互协助、为了共同目的而努力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一个体系”，涂尔干的这一叙述并不假。从文部大臣到中央、地方的各种大小、高低、直系旁系的机关，通过相互间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一点毫无疑问。

因此，如何改造日本的教育这一问题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至少应该从政策和技术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这在第一编第二章　中已谈到过。如今在论及政策方面的问题时，必须先从教育机关的改造问题着手。因为教育的组织也好，制度也好，只要其原动力的机关没有得到革新，所有的改良最终只能是徒劳的。

为了维持社会全体生活的繁荣，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览、看清现今我国的教育机关体系，弥补其不足之处，除去多余部分，调整重复的地方，合并分散的内容。这样一来，消极地估计的话，至少可以节约维持生活的基础经费；乐观估计的话，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提高教育机关的效率，并以此谋求组成国家教育机关的各大小、高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要达成所期望的目的，必须从这几个方面去努力。

那么，改废整顿的标准应该如何确定？这就要求我们要确立目的的价值意识。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对目标的确认，评价各部分或各要素对于其所依存的整体生活的重要性，在明确它们存在意义的同时，也把这种意义当成选择达成目的的手段的原则。

在第二编第三章　中，我们已经阐明了教育目的观念的内容。因此在选择达成目的的手段时，社会必须先对它们进行政策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的区分，然后再进行研究，这在前文也已陈述过。

现在终于到了要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社会的政策性内容的时候了。首先略微研究一下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且一直实施至今的现代教育制度和中央、地方各种大小、高低的庞大教育机关，参照既定的目的观，对它们价值的大小、强弱程度进行讨论，并就实施时作为选择取舍标准的各自价值的轻重缓急进行进一步讨论，这是对现今我国教育机关体系的过度及不足之处进行改废、分合、整顿、补充的必然要求。

作为与教育目的达成相关联的社会政策性方法的根本，从整体上展望、考究教育机关时，至少必须对以下问题的整顿改造进行研究，这应该会被大众所认可吧。

1.作为教育执行者的教师的改善。

2.教师培养机关的整顿改造。

3.教育行政机关的整顿改废。

4.教育统治机关的整顿设立。

5.教育研究机关的设立。

6.教育争议调停机关的设立等。

以上各问题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逐一论及，特别要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执行者的教师是促使教育目的达成的主要方面，就像处于战斗队伍中的步兵一样，其他机关只是发挥辅助作用而已。

从教育事业的性质来看，教师不应该从属于其他机关，或者沦为部下受人差遣。教师和美术家或艺术家一样，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想法进行价值创造，如果蒙受来自于外界的过多干涉或压迫，反而会使其作品的价值受到损害。这是教师与其他行政官员显著的不同之处，唯独在违法或者是不合常理的情况下，才应受到社会的干涉，除此之外，国家不应对其行为进行过度干涉。即使是代理教师，在受教育儿童的眼中他也和神佛一样，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教师的价值也正在于此，所以监督官或其他的权力机关不应该有损害教师威严形象的言行。

此外，我们也应该牢记，教师对于自身违法或不合常理行动等过失所需承担的责任也是很重的。

四

就像在艺术界里的作者和评论者，即创作家和评论家总是对着干一样，在教育界，教育技术家和教育评论家或者教育思想家也总是对立着，这是研究教育学时不可忽视的事实。

作为所谓的教育专家、教育技术者，能被他人认可且胜任者，大多都对教育工作超乎寻常地熟悉，从而才能创造出非同一般的优秀成果去吸引社会的注意，博取世人的尊敬。他们在从事本职工作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意识性活动向意识性活动的转变，最后完全达到超意识的境界。长年从事同一工作的结果，就是熟练性的不断增强，不必刻意去想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也会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自然而然地适应了规矩、准则，在不知不觉中顺利地向着目标前进，这也是他们能博得外行人或普通人一定程度的赞叹和尊敬的原因。

在戏剧、相扑、柔术、剑术或者其他的艺术领域，超越所谓的埋头研究技术的境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师者，都是在无意识间达到超意识的境界的，教育也一样。在其他的艺术领域有流芳百世的大师，有流传于后人的妙技，但为何唯独教育界没有呢？教育也是一门技术，而且还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既然如此，它应该传给后世的技术也必然与其他领域的技术有所不同。教育法的研究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目标。

第二节　教育机关的进化论考察

一

在教育活动的中心机关的教师，应该以何种行动来完成其特有的使命，回报社会的期望呢？在教育事业中，社会应该把哪一方面划为教师独特的领域，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又需要在哪一方面进行补充和拥护，以促进其发展和完善呢？即使不是直接从事教育工作，假如要进行教育改造，首先必须对这些问题有明确的认识。

“让受教育者与德高望重者接触的话，不知不觉中他的人格也会高尚起来”，如果怀着这种单纯的教育观胡乱地批判、评价教育事业，不论到何时，都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教育制度。如果欠缺明确的认识，即使再多这样的人聚集起来讨论教育改革问题，也如同盲人摸象，最终人多反而误事。这是很可怕的。为了寻求何为明确的概念，我们有必要稍微回顾一下教育事业演变的过程。

二(www.xing528.com)

明治维新以来，自从国家掌控了对教育的客体即学习主体的儿童的教育权后，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国民总动员运动，所以相应地，教育机关与往昔相比也变得庞大且复杂起来。

教育组织的变迁及教育方法的改进，根本原因在于受教育者数量不断增多，不论哪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最初教育活动只在贵族阶级间开展，然后逐渐扩展到武士阶层，受教育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从而导致教育机构的扩张。换句话说，在社会大众还没有闲暇去思考教育必要性的时代，就像手工艺是为了给贵族欣赏而存在，工匠根据贵族的要求制作工艺品，只有少数熟练者才能得到器重一样，教育机关处于贵族的领地内，在他们的庇护、奖励下发展成长，只有少数学者、有德者被选拔出来作为教师进行培养。

世间持续太平，在人民生活的安定逐渐得到保障的同时，就如同农民中产生了地主阶层一样，工商业者间也出现了富豪阶层的崛起，并带来了教育事业的第三次扩张，但从社会全体来看，这种扩张也仅限于局部而已。因此，各藩设立了所谓的藩学。相应地，在大都府建立了所谓的私塾教育。虽说这也只是小规模的教育，但在那个时代不存在任何供给不足的问题。

明治维新的改革要求我们必须对全体国民进行教育，这样以少数贵族、富豪为对象的小规模组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教育机关开始迅速膨胀，使这一机关发挥效用的教育者也急剧增多。如今仅靠少数有识的品学兼备者已无法满足需求，所以不得不培养大量速成的教师。这一大变革带来了教育整体的大革新，且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三

因这一大变革而发生变化的事物中，最显著且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教师本质的变化和各种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受到教师人格的影响这两点。在教育的萌芽时期，因为教育单纯地被解释为一种体现教师与学生关系的现象，所以一提到教育机关，所能想到的除了教师别无他者。也就是说，在教育萌芽时期，教师是教育机关的唯一。

于是，这一时代所要求的完善的教师资格应该具备的要素有以下三个：能充当教材的知识和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以及能够成为学生模范的品格。这的确是完美的教师资格。随着文字的出现，作为教材的知识开始从教师的人格中分化出来，但是在印刷术还不是很发达、贮藏知识的书籍还很罕见的时代，人们极为重视对自古以来的各种经验、知识的准确记忆。所以那些头脑中储存着大量知识、拥有超强记忆能力者被当作最伟大的教师而受到世人尊重。像《古事记》的作者稗田阿礼那样的博闻强记者是最理想的教师。

之后，文字出现且被广泛推广，知识开始被记录到书籍上。可是在书籍稀有的时代，就像轿子、飞脚等工具最初只有贵族才能享受一样，书籍也成为贵族或者世袭藏书家的独占品，教育的权力也随之成为其囊中之物。换言之，书籍的所有者可以在必要时自由地获取书籍，利用这一便利，他们成了学问的特权者和门第尊贵的教师。平安时代的藤原家、大江家、菅原家，以及德川时代的林家，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藏书家成了教师资格中重要的一个要素。

然而，由于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人们逐渐可以轻易地获取作为教授素材的各种知识，于是作为教师资格之一的德行开始受到重视。德川幕府中期的藩学盛行时代，有德的儒者被推举为教师，并受到世人尊重。山崎闇斋^[1]、木下顺庵^[2]、中江藤树^[3]等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教师。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期待户户向学、人人受教，于是作为教育客体的儿童数量大幅度上升，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不得不大力扩张教育的时代，这与以往的时代截然不同。

四

受教育者人数的增多和印刷术的发展完善促使教育机关发生了重大变革，小学、中学的教科书制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样，人们得到的教科书开始变得廉价且随处可见，知识也越来越独立于教师人格之外独自发挥作用。

往昔，从教材的选择排列到说明，全部由教师一手包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授课。随着国家逐渐把教育权力收归掌中，它开始意识到让教师完成所有的工作很不经济，于是也把教材的选择排列及内容的选择权收入掌中，而且还限定了教科书的编撰者及编撰时间，以此使得一直以来都由教师一手包办的教材的编纂朝着有利于教学的方向发展。原始时代或者是生活在山间海边的人们，对于从自然界采集回来的原材料，从加工到烹饪都是在一个家庭里完成的，但在文化发达的大城市，初级品、半成品和成品的制造和贩卖盛行，甚至食物已完全烹饪好，家庭所要做的就是把它端上餐桌。教科书也类似，教师逐渐成为服侍学生们食用准备妥当的食物的侍者。在这里，教科书的编纂者和运用者相分离。于是，在教科书的编纂和制造过程中又进一步分化出许多机构。

五

各学科的知识从教师的人格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教育方法上的知识和经验逐渐被重视，大有取代学问之势。于是，出现了在学科教材知识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与专攻教育方法的教育者相对立的局面。

各学科的专家们认为，不管方法上的研究如何成功，欠缺关键的教材知识者不可能胜任教育工作，并警戒世人不可过于注重形式。

暂且不论在这种场合下提出“形式”一说是否合适，如果对学科的内容不精通，不管在方法上如何熟练，最终一切都将归于零，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大部分的教授方法就是教材的运用法。但也必须训斥“只要学科的知识丰富，就没有必要顾及方法上的知识”这种观点。那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具有大学学历者未必都是良师，也未必都是掌握与其学历相称的教学方法上的达人。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学历是教师资格中重要的要素，但教科书不断被研究，且渐渐得到改良，现今即使没有教师，在一定的程度上受教育者也可以依靠自身的能力进行学习。这样，能充分运用教材的不再只是具有学历的教师，而且随着教科书的解说和词典等工具书的出现，学历的重要性大概会逐渐丧失。

至此，我们明白了教师最重要的资格就是方法上的知识和经验。

六

那么接下来不能忽视的一个变化就是对德行的重视。藩学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德行作为教师的唯一资格。在维新改革前，各藩要求儒者必须要有高尚的人格，在各个方面为武士提供榜样。可是，世事总是变化发展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毫无疑问，教师的人格越高尚，其教育感化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社会对其怀有憧憬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具备完善的教师资格者果真如人们所期望的那般多吗？不管如何通过提高教师的待遇来招揽人才，在整个社会中都不可能存在大量的理想中的教师。因此，即使把理想定位于此，由于实际人才数量很少，所以它不可能成为现实。毋庸赘言，像孔子、孟子、颜回^[4]之类拥有完美人格者，千百年间仅有一两个。如果要贯彻这种理想，结果只能是失败。寻求20万名这种千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的愿望是极其不现实的。人格的教育者及人格的教育学者说过，如果人们梦寐以求的人格的意义在于此，即为教师加强自身的修养提供一个目标的话，无可非议，但如果要想使它成为现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让步，即使不是值得世人尊敬的学者或德行兼备者，只要能充分理解和运用教科书，就可以成为教师。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只能忍耐，结果只能在教科书这一便利知识载体上下功夫。以往的那种教师非学者、有德者不可的传统已被打破，教师资格中最被重视的学历、德行两个要素，现今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即可，且两者已经从人格这一整体中分化独立出来。换言之，即使其在德望上不像有德者那样值得世人尊敬，只要凭借学历和普通的人格能保住教师的名誉就没什么大碍。但是与一般人相比，道德上的资格被更多地保留在教师的人格中，对于普通人来说谈不上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于教师来说却有可能是不可饶恕的。换句话说，虽然不得不降低了最高限，但最低限也必须比一般人更高些。这一点和对学历程度的要求一样，不论到何时都应该保留。

七

教师的工作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现今的教师，下至小学教师，上至大学教师，都必须结合时势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省。在印刷出版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书籍价格逐渐低廉化的今天，教师仍把讲授原版书、参考书当作其本职工作是极其浪费资源的行为。概括以上内容，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以知识的传授为其本职工作的时代。博闻强记是这一时代教师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印刷术还不发达的时代，记忆力超群者最受尊重。在印刷术发展的初期，由藏书丰富的藏书家执掌教育权。

第二期，同样是进行知识的传授，但开始致力于整理便于理解、记忆的知识的时代，即从教材的选择到排列都由教师一手承担的时代。随着印刷术的进步，教科书开始出现。授课的笔记是这一时期的遗留之物。

第三期，知识的选择排列等权力从教师手中转移到编纂教科书的学者手中，与教材的选择排列相比，教师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指导受教育者对知识的理解、记忆、应用上的时代，但仍然无法摆脱书籍束缚的时代。

第四期，让学生直接对生活中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进行观察，教师作为领路人通过运用教科书来指导学习的时代。像《国语读本》这类书所提供的相似的表现形式也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使用。

【注释】

[1]山崎闇斋（Yamazaki Ansai，1618—1682），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者，垂加神道的创始人。虽然非常尊崇朱子学，但主张神儒相互融合。以他的神儒习合思想为基本特征的“崎门学派”为江户时代著名学派之一，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木下顺庵（Kinoshita Junan，1621—1698），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者。

[3]中江藤树（Nakae Tōju，1608—1648），日本德川幕府初期的儒家学者、教育家，被后世尊称为“近江圣人”，一般被认为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山鼻祖。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道德理论（尤其是孝道）。主要著作有《大学解》《中庸解》《论语解》《孝经启蒙》等。

[4]颜回（前521一前491），字子渊。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七十二门徒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