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造政策要点：牧口常三郎教育论著选

第一节　教育改造政策的价值

教育改造政策是一种能促进将来理想社会建设的人才培养方案。就像艺术家通过组织画布、大理石等素材来创造美的世界，实业家通过对货物的加工来谋求利润一样，教育者应鉴于现实社会的缺陷和弊端，力图为后代子孙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但是，这是只有通过所有种族、所有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最大规模的、创造出最大价值的事业，所以更适宜根据教学经验而不是书斋里的空想来拟订计划。专于社会统治的政治家们应该采用由此而产生的计划，广泛听取相关者的意见，接受家庭的协助，并通过作为教育专家的教师来实施这一计划。

即使是相同的价值创造活动，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以纯洁无瑕的物质为素材的美和利的世界里，通过挑选现成的素材，可以马上着手进行美好社会的建设，但若身处以心存妄念的人才为要素的善的世界，首先就要进行人才的培养，使他们意识到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然后让他们通过实现自身的价值来完成美好社会建设的任务。正如前面屡次谈到的，国家就是主权确立了的社会。

无论什么样的科学，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美国学者威廉·亚瑟·沃德提出“政治家就是应用社会学原理的技师”一说，我赞成并认为它是真理。的确，政治家作为应用社会学的技师，就如同医生作为治疗人类疾病的技师一样，他们对弊端百出的现实社会对症下药，是治疗这一社会的医生。二者的区别在于，医生的对象是个人、个体，政治家的对象是社会、团体。不管是医生也好，政治家也好，他们都致力于已发疾病的治疗。与此相对的是，教育家则致力于疾病的预防，并在其基础构成上下苦功夫。总的来说，一个与现在相关，一个与未来相关；一个要消除已发生的病变，一个要预防这种病变的产生。

这种关系可与家庭中的父母分工相对应，即父亲负责外面的事务，负责现在的生存问题，而母亲负责对孩子的教养和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做准备。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母亲是最根本的教育者，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建设者，教师只是因分工而代理的人。教育改造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此。的确，对于家庭教育，如果把它们当作单一的个体来看的话，其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一旦把它们集中起来就会变得很强大。现今汹涌澎湃的思潮就是发源于家庭教育。以这一思潮为契机所进行的教育改造政策的研究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其原因。

第二节　所谓思想善导的本末和缓急

一

阶级斗争、生活困难、思想混乱、世态险恶等，这些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社会状况，如今的燃眉之急就是如何才能顺利度过这一动荡不安的时期。

实际生活在这一险恶世界的民众，不论是谁，很显然都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远离日常生活的事，可以让我们袖手旁观，而是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于是先知者也好，执政者也好，学者也好，宗教家也好，都被卷入这一混乱的漩涡中，陷入一种茫然自失的状态。这种可怕的动荡不安的国内形势将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对我国来说，阶级斗争也好，思想混乱也好，尽管如此大规模地波及全国是空前的，却不能说在其他的国家也是空前的。只是其他国家发生动乱时，它们的领导层并没有像近来我国作为前辈的领导阶级那样丧失领导权。

前辈对于后辈的威信的丧失意味着教化源泉的枯竭，对于国家将来的发展来说，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我们不可以仅对事态的某一侧面或局部感到震惊、悲观，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论在任何时代，这种病态现象都是无法杜绝的。我们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指导思想的教育或教化机构的瘫痪，真正应该担心、害怕的是教育教化源泉的枯竭。

二

……释迦牟尼在其经文中明确地预言“世界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代，处于末法时期的现今是浊恶恐怖的”，这一预言的确成为现实，实在让人感到惊叹不已。并且在650年前，日莲大圣人把经文上的预言与当时的世态相核对，惊叹于二者间没有丝毫的出入，于是写了《立正安国论》一书，以期能警醒世人并为他们指明一条道路。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此书也强烈地训斥了当今这一时代。下面摘录此书的部分内容。

“自近年至近日。天变地夭饥馑疫疠。遍满天下广迸地上。牛马毙巷骸骨充路。招死之辈既超大半。不悲之族敢无一人。

“然间或专利剑则是之文唱西土教主之名，……若拜天神地祇而企四角四界之祭祀。若哀万民百姓而行国主国宰之德政。虽然唯摧肝胆弥逼饥疫。乞客溢目死人满眼。……观夫二离合璧五纬连珠。三宝在世百王未穷。此世早衰其法何废。是依何祸是由何误矣。……倩倾微管聊披经文。世皆背正人悉归恶。故善神舍国而相去。圣人辞所而不还。是以魔来鬼来灾起难起。不可不言。不可不恐。……所诠，天下泰平国土安稳。君臣所乐土民所思也。夫国依法而昌。法因人而贵。国亡人灭。佛谁可崇。法谁可信哉。先祈国家须立佛法。”（三谷素启：《立正安国论精解》）

谁可以忽视它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呢？特别是肩负思想善导重任者，他们又该如何做呢？

三

思想善导的呼声要大且持久。于是为了善导，我们有何行动呢？虽然必要的宣传做得很到位，却没有进行任何方法上的指导，善导的目标也没有被明确地指出，甚至没有就不可或缺的思想善恶认识上的指导进行充分的说明。因此人心困惑依旧，不知何去何从，如此情况不是反而更加恶化吗？

让我们来看看文部省的所谓的学生思想问题调查会，于是不由得对美化宣传手段的巧妙和其愈演愈烈的趋势感到害怕。虽说如此，但文部省的做法仅限于表面数据的收集，没有对事情为何会发展至此的原因进行本质性探究，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于是对于人们的思想，除了用暴力来严加管制外，并没有进行任何善导，这种一如既往的结果让人失望不已。

“世间应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荡吧！因为生活已经安定不下来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警视厅的工作就仅仅是处理民众生活中的各种小事。”虽然这只是已故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被暗杀时大野市警视总监的追述，但与前面一比较，反而觉得他的思考很有道理。那么应该如何对待这一根本性的动荡不安呢？

四

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为了能找到答案，首先必须探讨一下何人才能担此重任。毋庸赘言，学者、政治家、宗教家等所谓的先知者、指导阶级都肩负这一使命，但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无能从而威信扫地吗？要说原因，一是他们没有远见，面对动荡的社会不知所措，二是他们口中主张善导，行动确为恶导。这种身为恶导的模范却叫嚣着善导的行为，与掩耳盗铃没什么区别。

对于这种现象，如果以一代文豪德富苏峰^[1]的高声疾呼代替我们的微弱呼声的话，多少也能够引起世人的一些关注吧。德富苏峰在犬养内阁组成时的新年伊始就说：“又一次在地方长官会议上，听到有关思想善导问题的发言，言者以怎样的自信演说，听者又怀着怎样的诚意倾听，这些都和我们无关。”并以太阁丰臣秀吉^[2]对其外甥丰臣秀次^[3]言行不一的忠告，不仅不能引其向善，反而使其向恶的事实为例，最后以“思想恶化的源泉不在于政党，就在富豪，我为此感到悲哀！”于《东京日日新闻》为自己的发言画上了句号。在他如此赤裸裸的言论中，即使带有愤慨，但带着抗议的勇气又有几分呢？就像政治家要看实业家的脸色行事一样，学者、宗教家难道不也是甘于忍受政治家颐指气使的曲学阿世之徒吗？教育家又如何呢？

五

在解决思想善导的问题上，还隐藏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隐患，那就是对指导目标即善恶自身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也是善导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的最主要原因。

“虽然现今政府一谈到取缔危险思想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他们都还没有明白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即使很有能力，却没有自己的信仰，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这是在基督教界享有盛名的本间俊平所说的话。什么样的事为善，什么样的事为恶？一眼就能看出其愚蠢之处的事，在实际生活中要对它做出判断却存在出乎意料的困难。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体谅为何发生口角的双方都会把对方称为恶人。明知自己理亏却仍无理取闹，如果不是极度的无耻之徒是万万做不来的。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缺乏教育的下层阶级，即使是在上、中流社会里，人类集体生活中的争论、口角也是无法杜绝的。这是因为在善恶的本质上还存在未知之处，还存在不缜密、认真地思考就无法阐明的东西。

要探究其原因，只要在现今的水平上再向前跨出一步，大概就会想到是因为善恶判定标准的不确定吧。或善或恶是依据什么来断定的呢？如何才能看出孰善孰恶？参照善恶的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即为善，不符的即为恶，那么这一标准又是什么呢？价值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原理，为了明确这一标准，必须要探讨价值的概念。因为我们把事物定义为善或定义为恶，并非单纯地为了表明它的客观存在，同时也反映了掺杂了主观感情的对事物的评价。这样就不得不深入研究伦理学和社会学，但我们不必在哲学的漫漫长路上艰苦摸索，仅通过对日常浅显的生活现象进行直接观察就能寻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首先要明确利害的概念，只要比较它与价值的概念的异同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这在第三编“价值论”中已经论述过。

六

如果不依赖教育，而是把教育的改造放在第二位，不管是危险思想也好，思想国难也好，目前要对它们进行善导是不可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有识之士中，不乏以世间高等教育学校危险人物辈出为由而诅咒教育的人，但是怎么还会有像过去那样，期望能通过仅受过低级教育的国民来建立立宪政治的错误想法呢？如果回顾一下中国或俄国的现状，它们凭借教育的力量确立了立宪政治，对此我们无法否认，但同时立宪政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无法改变弊端百出的现状，这些问题也与教育脱不了干系。这只是由于教育上存在不足和缺陷，并不是无可挽回的失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持有怀疑的态度。

因此，我确信只有通过对教育的改良、提高才能排除这种危险。虽说对此赞成与否是个人的自由，但教育改革的要求是不应该被压制的。不得不承认，要进行思想的善导，除了改善教育外别无他法。

七

德富苏峰曾经在其文章《二十世纪的世界和日本青年》中，以几万字大费周折地想要阐明的，归根结底就是要培养社会意识。不管在政治、经济或者其他的社会政策上如何煞费苦心，结果也只是临时应急的对症治疗而已。欲速则不达，就像前文所述的一样，要想实现根本性的治疗，即使要走很多的弯路，也只能依靠教育而别无他法。与以那些病入膏育、完全颠倒黑白善恶、顽固麻木、不会自我反省的成人为对象的教育感化运动相比，以天真无邪的少年或者青年为对象的思想善导，且作为唯一能长盛不衰的思想善导，难道不就是挽救国家的根本方法吗？

那么要怎么做呢？政治家或经世家提出“要培养社会意识”，就可以功成身退了。那教育家该做些什么呢？现今教育指导阶级的教育成果都体现在国体概念的培养和道德教育的振兴上，于是用不着我们为“如何培养国体观念”“如何振兴道德教育”伤神，教育家自然会采取一些措施的。话虽如此，但不知为何，几年过去了，教育家们也拿不出一个好的方案，甚至连人影也消失不见了，于是就陷入这种停滞不前的僵局。事到如今，面对草率的宣传这一仅存的措施，我们还能安下心吗？至此，经世家也好，政治家也好，他们应该亲切地鞭挞、督促、拥护、协助教育家，使他们能想出系统的方案，这样的时代不是已经到来了吗？

如果那样的话，教育家接下来又要做些什么呢？不论这样的宣传如何，教育家必须就“为何无法培养国体观念和为何不能振兴道德教育”这两点进行反省，认真地寻求发展的策略。但是事到如今，外部的鼓励监督已经变得不重要。注重外界的鼓励和监督不正是我国教育从一开始就标榜的吗？想到这里，不论是谁，心里都会感到些许羞愧吧。

坦然地面对失败，并正确地认识它。正是由于对其原因的探究，才能找到未来的策略。一成不变地把视野仅仅局限于欧美各国，不论经历多少岁月，都无法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策略，六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八

也许会有人追问：“这么说来，你是不是反对思想善导？”当然并非如此，过去日俄战争前后大约十年的失业生活，使我一时萌生了这种想法，即已故的伊藤银月氏在当时唯一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上对我的新刊拙作《人生地理学》发表了评论，因为那时我深陷危险中，受到他们严厉的批判，于是我提出：“的确由于现代社会的构成上存在很多缺陷，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我赞成，但是仅仅是破坏原有的社会机构，而没能想出一个建设方案，在此期间民众苦不堪言，这难道不就宛如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的再现吗？”对于我的反问，他们认为：“维新革命又是怎样的呢？当时所谓的志士们并没有什么对策，但他们在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制度后，建立了美好的维新社会，并且这种社会不是一直延续到今日吗？”对此我已穷于辩解。那个时候，作为我唯一的避风港并且给我坚持下去的力量的，就是给世人留下巨额奖金的著名的诺贝尔氏所说过的格言“遗产可以继承，幸福却无法继承”（参见第二编第二章）。自原始祖先时代开始，生活上各种不间断的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就一直无法消除，伴随着这种恐惧感进化至今的人类，不论身处何地，对于私有财产都有一颗极其执着的心。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现今如此丑陋的世态。因此，拥有一定的财产并消除了威胁后，人类的欲望却继续无止境地膨胀，今后可能连肃清这种丑恶事态的想法都不会有了。但是，那些欲望得到了满足的富豪们，一旦他们静下心来思考子孙后代的未来时，一定会赞成上文所说到的格言。假如果真如此，不必单纯地通过破坏性活动，依靠建设性的稳健手段及资产阶级的理解，使改革成为可能的时机也应该会到来。那么，这应该就是教育者适宜采用的方法。因此，作为在不触及国体问题的前提下所开展的社会改良运动，同伴们并肩作战也仅限于普选前，之后就分道扬镳了。就像过去内务大臣大浦兼武^[4]由于岛田三郎^[5]在议会上的弹劾而被迫下台时一样，立宪政治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感慨。由于稍有左倾的思想，我的名字可能已被列入当时的黑名单。因此，我与那些在相互的无谓之争中成长起来的所谓的教育者们相比，在思想的复杂性上多少都会有些不同。正因为如此，即使被人讨厌，我也要唠叨几句，并决定今后更要以“豁出性命”的决心来极力主张这一点。在那些以稳健、顺从为最高自保术的教育者看来，没有什么事比这更愚蠢了，因为他们认为世风改善的时期是不会到来的。

的确，在这一不论身处何地满眼皆是丑恶现象的浊恶恐怖的末世，我这一类人的所作所为只是杯水车薪，且愚蠢得无以复加，不仅不会被世人忽视，反而成为众矢之的。

“如果你说了那样的话，一定无法博取世人的同情。”在我亲切的前辈中，也有人担心我并向我提出这样的忠告。就像日莲大圣人以“夫以灸治加於小儿，必怨其母，投良药於重病，必忧苦口”来解释为何护持《法华经》会招致众多的怨恨嫉妒一样。如果站在指导阶级的立场直言这一世俗社会缺乏远虑的话，也必然会遭受无数的嫉妒和迫害，不得不说这两者的理由是一样的。虽说如此，但不论世态多么浑浊险恶，忧国志士总是不会绝迹。孤军奋战，实力就会逐渐丧失。如果模仿恶人的装扮，至少也能够领导那些弱小的小善者。

既然这样，也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现今所面临的问题就交由政治家们通过应急手段去处理，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为子孙制订一个长远的计划。因为这个时候，不论是谁也无法想出比实施教育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九

因此，犬养毅^[6]首相在登台组阁后的第一年，于地方官会议上的训话“近来作为一直悬而未决的议案，思想善导的问题是最为重要且最让人头疼的……我相信，要使人们能领会诏书的主旨，应该对他们自发产生的求道心进行引导，这一求道心源于家庭的教育，而小学的教育应该为这种求道心的形成奠定基础，而为师者要实现自我求道心的培养，就有待于师范教育的改革”中，论及了教育改造的根本。

对自发形成的求道心进行指导，并对促使其基础形成的小学教师自身的求道心培养机关，即师范教育进行改革，教育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教育改革的所有措施中最明智、最出类拔萃的。

这才是我们积极回应“健全国民的养成有待于为师者的德化”这一号召的理由吧！

十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脱离人而单独存在。就像江河诸流都要汇集于大海一样，社会各方面陷入僵局的根源都可以归结于人才的欠缺，而人才的欠缺又可以归结于失败的教育策略，因此，打破所有僵局的关键就在于教育方法的改造。(www.xing528.com)

怎样改造帝国的教育？这已成为了现今全国两大政党、学者、实业家以及忧国志士们悉数关注且担心的问题。于是在明治、大正年间，反省了教育的功过，从而得出了几个关于教育方法改造的提案。

对于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突然崛起的现象，政府及大学者们纷纷为寻找相应的对策而忧心忡忡。这不仅限于我国，作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自我反省的结果，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被当作一种社会救济政策在欧美各国大行其道，由于能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生活，也被执政者当作一种从物质性产业政策上开始追溯其根源的政策，事情发展至此大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吧。虽说如此，但如果从经济性角度来考虑它的价值的话，虽说施行这种以成人为对象的教育政策聊胜于无，但与付出相比，其效果之微不得不让人悲叹。于是，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寻找更有价值的根本性政策。要逐步采用何种教育政策才能适应这一无法预知的时代的要求？想到这，我们的心中难道不会感到忐忑不安吗？

现今教育的缺陷

文部省的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为了确立防止学生思想左倾的对策，设立了分委员会就学生思想左倾的原因开展了调查，调查结果的大纲中对教育的缺陷做了如下的陈述。

“（1）国体观念方面教育的不彻底；（2）修身、历史、地理、国语、汉文等各个学科教授的不彻底；（3）人生观、社会观方面教育的不充分；（4）培养创造力及批判力方面教育的不充分；（5）情操、意志陶冶的不充分；（6）教师作为教育者的自觉、学识及修养的不充分；（7）教师和学生之间个人接触的机会和设备的缺乏；（8）在编学生数过多所导致的训育的不彻底；（9）教育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10）家庭及学校中教育观的功利性倾向；（11）家庭中宗教及道德的形式化。”（《东京日日新闻》）

第三节　教育的重要性及特殊性

一

家庭也好，地方也好，国家也好，时代越进步，在教育子女上的花费就越多。这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重视教育是父母应尽义务的结果。事实上，如果生活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父母为了养育子女都会无怨无悔地献出自己的一生。把这种现象看作文明国家的常态大概也会得到众人的肯定。因此，在众多的社会改良事业中，特别是眼下直面的问题中，恐怕没有什么比教育事业更迫在眉睫了。虽然平时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很少，但只要稍加思考，对事物价值进行一番比较的话，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既然以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绝对价值存在于世间，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改良人才培养更耗损钱财了。虽说在交通工具的发明、治疗方法的研究以及电器的发明等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但不管是在量上或是质上。这些带来了极大影响的事情一旦被拿来与教育相比，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虽然教育的花费很难被有形化和物质化，但如果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以及必需的费用和时间等因素的话，受教育者人数之众、教育时期之长以及教育费用之多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就因为局限于传统的做法，再加上忙于日常生活，无暇顾及孩子的生活，虽然孩子们因此而产生的不满和烦恼并不是很多，但当改良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出来时，对于以往做法的迂回和不经济，我们多少也会生出一些悔恨之情。那么，有什么事实能证明这一点呢？现在的老人们，虽然在他们少年时期学习了《论语》《孟子》以及日本野史等，但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才能真正理解其内容，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西方和东方是一样的。卢梭、夸美纽斯^[7]、裴斯泰洛齐等前辈教育改革家为寻找能解决这种迂回和不经济的办法，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托他们的福，世界上的青少年才能从牢狱般的学习痛苦中解脱出来，享受今天愉快的学校生活。它不仅和医学上的大发现有着同样的价值，蒙受恩泽的是众多的青少年，在这一点上其价值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对蒙受恩泽的众多儿童来说，还是对实际运用其方法的教师们来说，都是极其了不起的成果。虽说教育方法的改革一如既往地重要，为何如今却被忽视了呢？其原因是非常复杂且广泛的，就像向湖面投小石子，其影响在没有波及整体前是不会停止的。关联性极其广泛，所有的结果可以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所以即使是对某一局部进行改良，也必须要对与之相关联的所有部分进行充分的考虑，这必然与物质性生产事业不一样。

二

执政者、政治家以及社会大众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能误解教育政策。那些教育监督者的思考方式与一般的行政官员无异，盲目地更替校长和教师，这大概是不能理解这一点的结果吧。其对孩子们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综观日本的初等教育制度，全国的小学校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一大体系，呈现出一种文部大臣号令二十万名中小学教师对一千万名儿童进行教育的状态。可是其他的行政活动没能突破消极的限制，仅仅是施行一些限制性的法令，唯独在教育上开展了积极活动并设置了文部大臣，即使说国家通过这一机构亲自指导教育的各种活动也不为过。这是它与其他方面的行政活动在性质上的显著不同，也是我们在寻求教育方法时必须注意的要点。

在其他的内政、司法、农林、工商等方面，只是单纯地监视人民的自由活动，只要不过分危害治安，不威胁国家的生存，国家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至多也仅限于一些奖励性的措施。与此相反，对于教育工作，国家亲力亲为，制定了有关学校制度的法令和施行法令的规则，不仅指明了教育的目的，甚至详细明示了作为达成最终目的的手段的各学科的目标。各学科的内容不仅标准化了，还设立了国定教科书之类的制度，教材的选择排列及出版方面的注意事项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事实上干涉了教育者的活动。

国家进一步通过文部大臣来限制教师的资格，授予地方官任命教师的权利。为了监督规则的实施状态和教科书的使用情况，在中央、地方的政府机关设置了督学官、视学官等，并派遣他们管理国民教育。

因此，我们小学的教师并不能通过自己选定的教材，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国民进行教育，他们只是行使国家意志的一大教育机构中的末端机构，遵从国家的意志，服从其命令，遵照其方针，选用其指定的方法和手段，甚至连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根据国家的指令进行。统观全局，我们知道了与以往单靠教师自身的想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不同，当今的政府极其关注教育政策。

虽然谴责其为统一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但从教育事业的性质上考虑的话，就不能笼统地把它和其他的行政事业归结到一起而不加以区别对待。

如果要从其他方面寻求对比的话，唯独有军事活动可与之相提并论。军队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必须在平时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行使所谓的大权，即在参谋总部制定作战计划，进而才能形成无懈可击的组织性极强的大规模行动。这一点与教育是相同的，国家则承担了教育的日常准备工作。

像军事活动这类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的确需要国家行使其权利进行管理，其他的活动则应任凭国民自行开展，国家不应加以干涉，只有威胁到国家自身的生存时，才可以进行积极的干涉。如此一比较，我们可以推测出教育事业和军事活动一样重要，且被看成一项在国家生存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大事业。

因为其他的行政机关大体上都是消极地开展一些禁止性活动，当局只需粗略地了解其规则，注意它的适用场合，在适用上不疏忽就足够了。因为误用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在用人上必须有所选择，但只要具备能正确解释规则的常识，大体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换句话说，现今在各政府机关任职的官员们的工作，只要能解释规则、法令，谁都可以胜任，但对于国家委以其开展积极性活动重任的教育者来说，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的政府官员有着显著的不同，这让我们感到惊奇。

如果是普通的政府官员，即使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只要没有重大的失误，在其岗位上长年工作也无妨。幸运的是，如果处于天下太平的时代，不论警察或裁判官如何无能，也不会成为大问题。虽说在和平时代对当局行政官员的人格和能力不抱有过多的期待也没关系，但对肩负教育未来国民、培养现代文明的继承者重任的教育者来说，仅仅以不误人子弟为目标而努力是不够的。换言之，他们不仅担负防止儿童们犯错或受伤的养护之责，恰似艺术家在画布、大理石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一样，他们还需要赋予怯弱的儿童们生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对他们进行有价值的人格培养，因此教师的挑选必须十分谨慎。

如果是其他的行政机关，只要大致了解相关领域的法令、规则，具备掌握基本知识的能力就已足够了，但对于教育者，成败暂且不论，世人理想地把他们描绘成应受万人崇拜的社会一流模范人物，在期待他们能与理想中的教育者相一致的同时，让他们积极地投身于儿童的教导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教育者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对以上陈述的教育事业的特性进行简要归纳：

1.其他的行政官员可以以局部的生活目标来开展活动，但教育者必须以整体的生活目标来开展活动。

2.一般的行政官员的工作具有消极性、禁止性和保守性，而与此相反，教育者的工作具有积极性、进取性和建设性。

3.一般的行政官员只需关注国民生活的最低水平就足够了，而教育者需要以最高的国民幸福为理想，并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而不懈努力。

4.一般的行政官员只要具备一定的常识，能够处理寻常的事务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而教育者却不能仅限于此。因此，仅拥有一般的常识、品格还不行，必须要有超乎常人的品格和特别的技能。在这一点上，对于教师不良品行等方面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对于政治家、实业家、行政官员以及公司职员们来说，即使品行上有些不足，也不必受到世间极其严酷的惩罚，而如果是教育者的话，必然会立刻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也就是说，如果身处其他领域，可以免除遭受社会苛刻的谴责，而在教育界却不能。在这一点上，社会对教育者的期待极高，就像对待道德家、僧侣一般严格。和往常一样，国家对教育者的期待越高，就越应该谨慎地对待教育者的培养和选拔。

这样，由于与其他行政事务的消极活动相比，教育工作富有积极性，教育者本身就不用说了，担负监督指导教育之任者，不管是身居要职还是基层，都必须认识到教育工作和其他行政事务的不同之处。

5.与其他的事务相比，非常复杂也是其特性。其他行政事务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只要符合规则、法令就无大碍，然而由于还没能完全弄清教育工作的原理、原则，再加上适用这些原理、原则的儿童们的性格十分难以琢磨，且五花八门，因此教育工作成功与否在短期内不能轻易判断，而且其影响范围很广，最终必然会带来不同凡响的结果。维新以来的教育政策的缺陷到了今天才显现出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即使对这种结果感到惊愕，事到如今也是无计可施，只能在将来提高警戒。

6.其他的职业只是对局部提出要求即可，但教师的工作以创造完善的人格价值为目标，并为培养全才创造条件。所以，教师必备知识的范围必须涉及以下两个方面：涉及各个学科的教材的知识；对各个学科教材的理解、应用、引导方法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且不应该有轻重之分。特别是执政者和监督者，必须在理解这一点之后再去制定教育政策。

三

政治上，基于普选的最能公平体现国民意愿的立宪政体已经实现，经济上各阶级间已从斗争发展到相互理解，共存共荣，道德上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奉献性生活以及学术上社会学的发展都日臻完善，并逐渐被大力提倡，于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觉醒的个人本位思想经受了世界大战的洗礼，如今已被社会本位思想所取代。正因为是在这些明确意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世上独一无二的国体发展至今的日本应该可以实现其理想王国的梦想吧。

与这一愿望相背离的现实社会的丑恶，如果其根本原因真的如前文所述，在于精神上的缺陷的话，这种缺陷只能通过教育进行弥补。虽说教育最终也必须以至高的宗教力量为基础，但是往昔独揽思想善导工作的僧侣或宗教家们大部分都失去了信徒，脱离了现实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教育外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对策。

而且与行政、司法等惩恶机关事倍功半的活动相比，我们似乎更应该依靠把祸害防患于未然的教育机关的活动，并把它当作一项最有效、最经济的国策。

于是，教育机构中也一样，与通过奖励独立研究、把大部分的经费投放于需求已经饱满的高等教育上相比，我们更应该为幼苗提供充足的养分，即倾注更多的精力于初等教育上。

而且在开展初等教育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核心教育机构即教师的改善和提高上。

需要认真考虑这一点的并不只局限于从事教育工作的小范围内的人员，全体国民都要理解好它，进而制定教育政策。

国家、社会必须真正地理解教育的价值和使命，然后确立教育政策，并从外部给予教育机构鼓励和支持。与此相对，教育者必须洞察国家、社会在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以提高效率为目的，从内部对教育事业进行整体改善。

四

通过对法则的运用来发挥其职能的机构，如果仍和以往一样处于不完备的状态的话，不管如何改进法规，如何整顿制度，改善的目标都无法实现。因为人才是社会的根本，要改良教育，首先必须要以改善人才培养机关为基础。

与财富、资产相比，人才的培养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源泉，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日本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的改造要以机构的改造为切入点。虽显得有些迂缓，但欲速则不达，如果不以此为基础的话，一切改革最终都难以持久。政治家们经常叫嚣着要打破统一、放弃形式，但一直以来机构都保持着其原有的做法。如果能打破陈规的话，又将如何呢？正是因为局限于形式，虽然有些死板，最终也在教育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果完全把以前的那套做法抛弃，追求无形式化的话，虽然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却只能以放纵散漫、难以控制的结局收场。就如同依靠拐杖才能行走的人，如果扔掉拐杖就寸步难行一样，我们不得不担心教育也会陷入这种局面。只要打破原有的形式，应该可以找到其他更合适的方法吧。由于不了解教育的实际情况，才会盲目地得出这种结论。领导阶级在着手进行改革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其后果，不可以草率地进行。

【注释】

[1]德富苏峰（Tokutomi Sohō，1863—1957），本名德富猪一郎，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同时是个狂热的天皇主义者和大日本膨胀论者。著有《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等。

[2]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及大名，原名木下藤吉郎、羽柴秀吉等，绰号秃鼠。因事奉战国大名织田信长而崛起，自室町幕府瓦解后再次统一日本，并发动万历朝鲜战争。

[3]丰臣秀次（Toyotomi Hidetsugu，1568—1595），丰臣秀吉养子。1585年，因征伐四国有功，受封近江43万石的领地。1590年，因征伐小田原有功，被加封尾张领地，成为清州城主。

[4]大浦兼武（OuraK anetake，1850—1918），日本明治到大正时期政治家。

[5]岛田三郎（Shimada Saburō，1852—1923），日本记者、政治家，曾任文部省书记官、每日新闻社社长。著有《开国始末》等。

[6]犬养毅（Inukai Takeshi，1855—1932），号木堂。日本政治家，第29任内阁总理大臣。与中国的关系向来友好，1931年底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希望采取和平的途径解决，对于关东军所成立的满洲国持反对的立场。1932年5月15日遭到右翼分子闯入官邸枪杀身亡。

[7]夸美纽斯（Comenius，1592—1670），捷克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编写了多种教科书。主要著作有《母育学校》《大教学论》《语言和科学入门》《世界图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