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新闻理论研究与兴起

美国学者路易斯曾提出，当下审视大数据与新闻业亟须三类研究：一是描述和解释经验案例；二是对这一领域的概念化和理论化阐释；三是批判视角的分析。^[36]具体到理论阐释，安德森以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为基础，提出从六个视角深化研究，包括公共政策视角、经济考量、场域或制度分析、组织层面的分析、文化层面的分析以及技术研究。^[37]考丁顿^[38]特别提出，基于制度或场域理论来分析数据新闻会带来更多洞见。结合数据新闻在中国产生与发展的实际，我们强调场域理论的解释效力，同时建议采纳边界视角，进行话语分析，由此推进数据新闻研究的理论化。

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分析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时首先提出了“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概念，它是指不同群体争夺社会认可的行动，并由此开展特定的活动或占据某个社会空间。吉尔因在分析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时提出了上述概念，他认为“科学家选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识活动区别为‘非科学’的社会边界”^[39]。吉尔因认为，竞争的主要途径是修辞实践，目标是知识权威，知识权威将知识与权力相结合，具有排他性，争夺到知识权威的群体具有合法化的权力来界定、描述或阐释特定的社会现实，并得到社会认可。争夺的意义还在于知识权威附带着社会声望、自主性与物质回报。获得了知识权威的群体通常被认为可信度更高、专业程度更高，由此，这些群体在工作中也享有更多的自主性，其声望也可以转化为物质回报。

吉尔因进一步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边界工作，^[40]具体如下：

●驱逐（expulsion），即同一个疆域内的竞争者通过将他人标签为“业余的”“失范的”，从而确立自身的权威。

●扩张（expansion），是指扩大自身疆域，以进入其他领域。

●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指通过修辞或话语实践等设置阐释的高墙（interpretive walls），区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抵御其他力量（如国家、商业利益等）对边界内事物的干预。

卡尔森将吉尔因的边界工作分类框架具体应用于新闻业，为三类边界工作确立了行为主体和对象，生成了如下的矩阵（表2—2）。

表2-2 新闻业的边界工作类型^[41]

边界可将管辖权、专业主义等相关概念有效地连接起来，后两者都意在确定一定的边界，以掌握边界内的自主性和权威。将边界视角应用于新闻业研究，其研究问题即谁可以被称作记者、什么是合适的新闻实践，新闻与非新闻的界限在哪里。而当下新闻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都是在协商或重塑新闻业的边界。比如普通公民被赋予记者称号（公民记者），可以被视为新闻业面对用户生产内容的挑战而进行的边界扩张工作。前文提到，《卫报》数据新闻生产中的开放策略，也可被视作边界扩张工作。这种工作又似乎是把双刃剑，既可能影响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权威，又与保护自主性的边界工作有所冲突。路易斯已对此展开研究，他认为开放使得从业者与用户之间的边界变成了一个竞争性的空间。^[42]

卡尔森提供的框架为以边界视角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导引。审视中国的数据新闻实践可以发现，多种类型的边界工作同时存在。以“第一财经”旗下的数据新媒体——DT财经为例，DT财经也在践行开放的理念，但其表现形式和动力机制与国外媒体实践有很大不同。其推出的“数据侠计划”网罗了大数据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并编辑刊发他们的专业分析评判文章，这种实践可被视作吸纳非传统记者，扩大参与主体的扩张型边界工作。“数据侠计划”还不定期举办数据侠沙龙，并向社会公众开放，沙龙上分享数据获取、分析及可视化过程。但与开放策略下英美数据新闻的民主诉求不同，DT财经的开放意在“通过服务特定社群，寻找可能的商业模式”^[43]。在数据新闻工作者的实践中，边界似乎更加模糊，它也构成了一个恰当的本土案例来审视新闻业与计算学科、统计学科等在边界上的融合与协商。实际上，DT财经作为一个跨界产物，本身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它背靠阿里巴巴的数据资源和资金支持，其创始成员多是财经领域资深的记者、编辑，他们编发的文章较多贴合新闻热点，但写作风格上却介于新闻与报告或研究文章之间。比如《数据揭秘北京车牌摇号内幕：摇166年都不中的概率是37%！》一文，作者为蚂蚁金服人工智能团队成员，文章主题贴近新闻热点，行文上包涵很多计算机术语，超出了大部分公众的理解范畴，文中还有作者的大胆猜想，这类文章模糊了新闻与非新闻的边界，也模糊了记者与专业人士的区隔，其对记者的文化权威产生了什么样的挑战、新闻生产者如何理解这种具有跨界性质的工作、对于作品的传播又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议题。边界工作可通过话语实践设置阐释的高墙来展开，下文简要阐述对数据新闻实践进行话语分析的路径。

美国学者芭比·翟利泽（Barbie Zelizer）开创了通过话语分析来研究新闻职业群体的范式，记者群体通过对关键、重大事件的话语实践形成了一个职业群体——“阐释的共同体”^[44]。他们通过话语实践，比如对关键公共事件的阐释，来确认重申共享的价值观并建立职业权威。

围绕数据新闻生产，不同的行动主体也生产了大量的话语以推广并合法化自身对数据新闻的理念，有关数据新闻的会议、沙龙等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推动了数据新闻的扩散。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是哪些行动主体在积极生产话语并是从什么角度展开言说的，这种话语生产对职业群体来说意味着什么，话语与实践活动又是如何相互形构的。举例来说，中国几位资深的数据新闻从业者曾在会议、行业刊物上多次表达观点，认为文科专业毕业生缺乏数据思维，有理工科背景的毕业生更有利于制作数据新闻。其中一位举例称，与数据新闻部门合作密切的文字记者都有理工科背景，而另一位知名的调查记者是“无论如何没办法做数据新闻的，因为对她来说做这些太难了，太难了”^[45]。这些话语一方面可以为自身争夺符号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阐释的高墙”，即谁有能力生产新闻来确认自身的专业地位和权威。这些话语对实践活动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考察。

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理论框架，将数据新闻置于场域框架下，可以从不同维度审视形塑数据新闻的各种力量，亦可探究数据新闻场域内的权力结构。

场域理论框架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在研究人类行为与实践时，布尔迪厄提出了惯习、场域和资本三个相关联的概念。他认为这三元要素相互依存又相互构建，借由这三个概念可以更好地分析人类的社会实践。惯习、场域与资本并不存在统一的、固定的作用模式，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优先力量，它们依据具体情境建构作用模式。^[46]

布尔迪厄认为，自己的思索全部起源于“无须遵从规则，人类的行为是如何被规制的”，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如何和解，外部社会和内部自我如何相互形塑。^[47]在他看来，结构功能主义过度依赖社会结构来理解人类的实践行为，限定了个体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但也不能将人类行为仅看作是个体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结果，^[48]场域的理论框架将人类实践行为放在关系网络中来考察。下文我们将分别阐述上文提到的三个概念，随后解释场域理论框架如何应用于新闻学研究。

1.惯习

惯习可以被定义为行动主体的特性，它实际上就是人们行动、感受、思考和存在的方式，惯习本身也是结构，不是无序或无规则的，而是系统地结合在一起的，它包含一套倾向系统，这套系统可以生产意义，并激发与之相关的实践行为。惯习指涉两种结构，一是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即行动主体的实践受到过往经历和当下情境的影响，比如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会影响行为；二是具有结构功能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即惯习具有结构化行动主体实践行为的能力，它能影响行动主体当下及未来的行为。^[49]

惯习作为一套倾向系统，具有持续性（durable）和可转换性（transposable）两个特点，简而言之，惯习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相对稳定。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惯习受到过往经历的制约，但过往经历并不能完全决定主体的实践行为。布尔迪厄认为，现实社会情境提供了实践的多种可能，而我们能看到哪种可能性，也就是选择的倾向受到过往经历的形塑。惯习是我们倾向于做出某种选择，而当下的选择又进一步形塑了未来的路径。^[50]

对惯习的阐释可能稍嫌晦涩，但将其应用于理解实践行为却显示出较强的解释潜力。在研究为何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工人阶级的孩子更倾向于上大学时，布尔迪厄及其合作者提出，这种不平等并非由阶层或结构决定，并不是高等教育体系向工人阶层的后代关上了大门，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恰恰是“惯习”在发生作用。中产阶级的后代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上大学是很“自然”的选择，进入大学后，他们更能够应对自如，大学场域内的规则与他们的“惯习”趋于同构；而工人阶级的后代则倾向认为大学不适合“我们这样的人”。^[51]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不同行动主体的过往经历决定了他们的惯习，而惯习又限定了主体未来的选择。(www.xing528.com)

2.场域

布尔迪厄借用物理学中力场的概念来研究社会议题，并由此提出了场域（field）的概念。在比较两位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与雷蒙·皮卡（Raymond Picard）的差异时，布尔迪厄第一次使用了场域的概念。^[52]随后，这个概念在布尔迪厄论著中的重要性逐渐攀升，他分别分析了文化、教育、房产、科学、文学等场域的特征。

场域是一个带有自身规则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存在不同的行动主体（人或机构），各个行动主体策略性地依据自身所掌握的资本展开竞争，以占据场域内的位置，位置的占据可能维系或改变场域内的关系结构。位置间的关系、维系或争夺位置展开的实践活动以及场域内的主导规则（doxa）共同构成了场域。^[53]

物理学中的力场存在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场域中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力量。通常而言，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是场域内的相互作用力，以坐标轴的形式来体现，即经济资本位于Y轴，是垂直方向；文化资本占据X轴，是水平方向。相较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能够带来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从而提升行动主体在场域内的位置。

场域也有层次之分，所有的行动主体都处于权力场之中，权力场包含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教育场域、艺术场域等，权力场与各个场域间相互形塑与影响。政治、经济等不同场域又有其独特的行动逻辑，场域内的行动主体会将逻辑内化为场域内自然的规则。不同的场域相互依存，场域间也可以相互转化。比如行动主体在教育场域中的位置也影响其在经济场域中的位置。^[54]而不同场域并不是同等地发挥作用，有一些起到较为主导的作用，比如经济场域；而有的场域则离权力场比较近，比如政治场域。

此外，一个较大的场域也可以分解为若干小的子场域，比如艺术场域可分解为文学、绘画和摄影等子场域，每一个子场域既受到大场域的控制，又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场域内所有的子场域都受到经济场域规则的影响。^[55]

场域内持续地进行着位置竞争，占据优势地位的行动主体因掌握了特殊的资本，可借助资本进一步提升在场域中的位置。除了依据资本展开竞争外，临近场域或场域外部的力量都会对场域内的位置发挥作用。^[56]

场域不仅是一套理论，更是有效的分析框架。布尔迪厄建议从三个层面来具体分析一个特定的场域：一是分析权力场与场域内的位置竞争；二是分析不同位置间关系的结构；三是分析行动主体的惯习。本书也将据此展开对数据新闻实践的分析。

场域理论并非无懈可击，有研究者就提出，场域作为分析框架自身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对高度结构化的、变化轻微的场域具有很好的解释潜力，但对于场域间竞争或是场域的变化很难解释。此外，如何划分不同的场域、区分不同层级的场域以及场域的边界在哪里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57]本研究认为场域理论框架提供了一种中观视角的研究路径，对于不同层级场域的划分刚好提供了一种灵活性，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审视数据新闻的发展。

3.资本

场域内位置竞争的依据是行动主体所掌握的资本，布尔迪厄区分了两种基本的资本类型：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包括金钱与资产等；符号资本依据场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文化资本、文学资本、科学资本、社会资本等。符号资本稍显抽象，可指信用、可信度等，符号资本可以合法化行动主体的地位；文化资本指知识、品位、语言等；社会资本指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不同的资本间可以相互转化，教育资本比如良好的受教育经历可以带来经济财富，从而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与符号资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自我逐利的特征。而后者则宣称自身是利他的，实际上则通过误识掩盖了自身的工具性特征。符号资本实际上与经济资本同样复制了经济场域内不平等的结构，并再生产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布尔迪厄将惯习、资本和场域三者的作用模式总结为如下公式：

（惯习+资本）+场域=实践^[58]

这套公式被用来分析行动主体的实践逻辑。在布尔迪厄看来，行动主体的实践行动取决于场域、资本和惯习的关联作用，行动主体受到惯习的支配，调用其可见或可资利用的资本，在一个带有位置结构的场域内展开实践。实践行动是三者关联作用的结果。

4.场域与新闻学研究

布尔迪厄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教育与艺术，新闻或新闻生产只占据很小的部分，他的小册子《关于电视》很容易被研究者错过。本森等（Benson）不遗余力地将布尔迪厄的理论引入了新闻学研究，以场域的框架来分析新闻生产流程与限制条件。

新闻被视作更广泛的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在新闻业场域内，行动主体的经济资本体现为发行量、广告收入以及收视率等，其文化资本体现为深度报道、充满智识的评论以及各种职业奖项，比如普利策新闻奖等。^[59]

新闻场域内也有相互作用的两股力量，它们分列于两个坐标轴，一个是作为外部力量的经济轴，一个是代表场域内自主规则的轴，比如新闻价值、科学价值等。新闻场域仍在较大程度上受到经济轴的支配，属于“较弱自主性”场域。^[60]我们还可以从新和旧两个维度来建构一个场域，场域内的新进入者或会改变场域内的动力机制，他们可能成为场域内的变革者，当然也有可能是保守力量，通过分析新进入场域的行动主体的过往经历，描画他们的惯习，可以大致判断新进入者将如何影响场域结构。^[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