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新闻是指将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新闻实践中的报道样式。[36]在精确新闻产生的年代，“成为一名记者所需要的技能正在增加……一名记者必须是数据库的管理者、数据的处理者以及数据的分析者”[37]。彼时也是社会科学发展成熟并上升为大学主流学科的时期。精确新闻的出现与社会学科的成熟密切相关。
20世纪60年代末，精确新闻的提出者菲利普·梅耶得到了尼曼基金会的支持，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年的脱产学习，期间他修读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课程。回到工作岗位后，他积极尝试使用社会科学方法报道新闻。1967年，美国底特律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骚乱，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骚乱分子是经济阶层中最失意的、最绝望的人群，他们参与骚乱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向或者表达的方式。”[38]另一种时评论调认为，美国南方的黑人在南方奴隶制环境下长期受到压制，迁徙到北方后难以适应，参加骚乱是他们此前长期受压的发泄方式。
新闻业对此类事件的惯常操作是采访权威新闻源或当事人，借助不同人的观点来描画现实。但在梅耶看来，这样的操作很容易受到新闻来源的操纵。20世纪初，公共关系在美国已成长为一个发达的产业。有研究显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上有近一半的报道是由公关代理人等供稿完成的。[39]同时，大选以及世界大战也使得政治宣传手段花样迭出。“媒体太容易被强大的政治家及其高明的助选顾问及公关专家所操控，这些人可以轻易地决定什么能成为新闻、什么不能成为新闻。为了抵抗被操纵，媒体需要更多的自信，而找到自信的最佳路径就是掌握知识。”[40]
梅耶所说的知识即社会科学知识，他希望以更科学的方式来解读骚乱，于是他和密歇根大学的两位学者合作，在骚乱地区发放问卷，并用一台IBM360大型机分析了问卷结果。结果表明无论大学生还是高中肄业者都有同样的可能参加骚乱，此外，土生土长的北方黑人比从南方迁徙来的黑人更多地参与骚乱。
调查结果被写成报道刊发在《底特律自由报》上，次年，该报道斩获普利策奖。随后，梅耶将自己的实践总结成书——《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并于1973年出版。
实际上，在新闻报道中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并非梅耶的首创。在19世纪，已有一些报纸通过调查来预测政治选举的结果。比如1851年，《纳奇兹快报》就曾用问卷调查预测密西西比州的选举结果。[41]1968年至1972年总统选举期间，美国的各大媒体都开展了民意调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抽样调查方法的完善以及盖洛普等商业调查机构的推动，使得民意调查似乎开始成为选举报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就在《精确新闻》一书出版的同年，另一种与之相对的新闻类型——新新闻（new journalism）也得以著书立说。新新闻的扛鼎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与约翰逊（E.W.Johnson）将21位作家和记者的作品编纂为《新新闻》（The New Journalism）一书。
新新闻，简单地说，是指使用文学的手法来报道新闻的方式，它融合了小说的想象力和记者的采访技巧。沃尔夫曾总结出新新闻的四大写作特点：一是通过场景与场景的组合来呈现事件；二是每个场景都有一位主要人物；三是大量运用人物对话；四是通过大量细致的描写来映射人物的生活情境。[42]新新闻强调作者个人介入事件，以获取更为切实的观感和体验，它一反新闻生产依赖新闻源的传统，而是由记者到现场进行体验观察，并联系社会情境进行详细的分析。[43]
新新闻诞生于风云诡谲的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遇刺拉开了之后多变的10年的帷幕，反战运动、性解放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马丁·路德·金遇刺，动荡与反叛是这一时期的主题。一些从业者认为，美国新闻业所秉持的客观、克制的报道方式无法描绘复杂的社会现实，“客观报道相信的‘事实会自我表白’的那种简单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44]。同时，在新闻业内部，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介给报业带来了较大的竞争压力，多重因素作用下，新新闻成为报业在压力下谋求变革的出口之一。(www.xing528.com)
似乎是巧合，两种路径迥异的报道方式在同一年推出相关专著。在梅耶看来，精确新闻除了可以帮助媒体摆脱新闻源的控制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功用是弥补客观性的缺憾。“客观性传统避免了记者将个人观点强加给受众，但是客观性模式是针对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而设计的……理想的客观性没有得到满足所带来的失望感，导致一些媒体……开始接受‘新新闻学’，这把记者从客观性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45]而为了让报道像小说一样精彩，记者不得不搜集大量的原始材料，并且要极具选择能力，但受到每日新闻生产的压力和截稿时间的限制，一些新新闻的实践者开始编造事实或者合成事实，将不同的案例拼贴成一个极具典型性和矛盾性的案例。[46]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新闻逐渐销声匿迹。有研究者将其衰落归因为一起典型事件。1981年，《华盛顿邮报》时任记者珍妮特·库克因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吉米的世界”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奖。报道讲述了小男孩吉米因出生于瘾君子家庭而染上毒瘾的故事，文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比如小男孩如何为自己注射毒品。然而这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编造稿件，记者将数个案例集中投射在一个人身上。虽然此前库克并不被认为是新新闻群体中的一员，但业内却一致给她贴上了新新闻工作者的标签，并借此批评新新闻很容易滑向编造，自此新新闻开始没落。[47]当下新闻业正热情尝试的非虚构写作，与新新闻有相似之处，但前者的重点在于非虚构，即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为先。
尽管新新闻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梅耶仍然认可这种“非小说类的写实文学还是在处理信息复杂性以及寻找传播本质真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8]。新新闻把新闻学推向艺术的方向，梅耶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新闻学推向科学，包括强大的科学的数据搜集和分析工具，以及对可检验事实的规范化探究”[49]。
现代科学提供了强力有效的检验事实的方法。在传统的客观性新闻实践中，记者通过访问不同立场的新闻源检验事实，但其局限在于记者可能会受到新闻源的操纵，而且无力评判冲突的来源。而如果使用科学的方法，记者可以基于更有力的科学客观性来提出更有价值的评判。[50]梅耶认为，应该把新闻视作一门科学，二者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首先，无论是新闻还是科学，人们必须持有怀疑的态度，只有经过验证的才是可信任的信息。其次，新闻工作和科学研究应尽可能公开，允许其他人进行同样的研究。再次，记者和科学家应具备操作化的本能，操作化即寻找可观察和可测试的模型的概念；此外，新闻和科学一样，都应秉持真理的暂时性（tentativeness），即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变化的，当下的真理可能被未来更强大的真理取代。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科学更倾向选择相对主义。最后，记者和科学家都应简约从事，简约的理论阐释更有效。[51]
新新闻销声匿迹，而精确新闻则逐渐扎根。梅耶认为两股力量将新闻推向了更科学的方向：一是计算机的普及，记者可使用计算机实施复杂的运算；二是市场的力量，即为提升发行量而更加关注来自读者的数据。[52]
梅耶在离开记者岗位后，进入大学积极推进精确新闻的教育，但精确新闻的实践者仍寥寥无几。[53]直到1990年代，数据的增多和互联网的发展让新闻业开始重新挖掘精确新闻的价值。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内地的新闻室开始了计算机化、网络化的进程，精确新闻也进入了中国内地的新闻室。
如果将精确新闻简单地等同于民意调查的话，中国精确新闻的历史可上溯至1920年代。1922年，留学归国的张耀翔主持了我国最早的民意测验，其结果发表于《心理》杂志。1942年，《大公报》调查了中国民众对抗战前途的看法，取得了较大反响。[54]
进入1990年代，精确新闻才真正成为报纸上固定的报道形态。1993年1月，《中国青年报》成立了社会调查中心，这是第一家由媒体开设的社会调查机构，《中国青年报》同时设专版刊登了调查结果（后改为专刊）。[55]1994年1月1日，《北京青年报》推出了固定版面——公众调查版，专门策划、实施和发布民意调查。两年后，该报专设了“精确新闻”栏目，这也是“国内报纸中最早明确使用‘精确新闻’称呼”[56]的栏目。到1995年年末，全国已有20余家报纸开办了类似公众调查的版面。但进入21世纪以后，精确新闻开始衰落，一些固定版面和栏目被关闭。2001年，《北京青年报》公众调查版停办，[57]主要是因为报道成本特别是面向公众开展调查的花费较高，每年的预算高达近百万元。[58]精确新闻式微之后，大数据时代的开启，新闻业进入了数据新闻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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