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解放教育的过程中，弗莱雷提倡的是进行对话式教学。要对话，就要进行交流。然而，在交流中，弗莱雷发现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还存在着语言差异的问题。这种差异也会成为教师与学生交流的障碍，从而阻碍了课堂中的民主平等的对话教学。
弗莱雷认为：“课堂语言问题是与教学中识字和识世的脱离有很大关系，也与学校教学中纯粹玩弄概念游戏而不是了解概念所反映的真实世界有关。”[22]因此，弗莱雷指出：“实施解放教育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语言上的差异首先反映了概念的学习脱离了具体现实的问题。”[23]
弗莱雷认为，“语言差异的问题与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24]知识分子和工人使用的句法就有很大的不同。工人所用的词汇就像他们质朴的生活一样是很直率的，他们的语言的具体实在性，反映了他们生活经历的具体实在。弗莱雷举例说：“当我说到‘贫民区’或‘歧视’这些词的时候，有时就感到这些词好像没什么分量，因为我更多的是从对现实描述的概念中、从理智上来理解这些词的，而没有真正体会到这种现实。当这些词是从那些生活在贫民区的人或从那些被歧视的人的嘴里说出时，这些词就会很有分量。只有当词是从真正处于具体现实中人的嘴里说出来，才最具意义。”[25]
当然，弗莱雷也不否定对许多概念性词汇的学习，反而主张学生必须要学会学术性的概念，因为如果不能理解概念性的语言，那么又怎么去学习理论著作，怎么去搞清楚诸如建构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呢。弗莱雷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它们置于具体的现实中来使用，如何消除概念与学生经历的差距”[26]。因此，对实施解放教育的教师如何在教学中使概念具体化，如何使概念性的语言接近学生的具体生活，就是一个现实的重要问题。(www.xing528.com)
弗莱雷主张，“要发展学生对概念性语言的理解能力，应从具体事物开始，从学生对自己经验的讨论开始，然后，激发学生超越语言的具体性并使之概念化。”[27]在这过程中，教师可以向学生讲解学术性和理论性的语言，也可以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获得这些概念性语言，而教师只需强化学生对这些概念性语言的运用。为此，弗莱雷提出：“解放教育必须要从学生的感知开始，必须从学生自己认知现实的水平出发，必须要从他们的语言而不是我们的语言开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与他们一起更加严密地共同提高认识和揭示现实的水平。”[28]
此外，在论述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使用的语言和句法与普通的工人农民也有很大的差异的问题时，弗莱雷认为，这种差异并不表明可以认为普通大众的语言不具抽象力，不能理解抽象的事情。普通民众的特点是在讲话时总是通过寓言、隐喻这些使他们接近具体事物的中介来理解他们自身的经验。也就是用寓言和隐喻来替代概念，既深刻，又具体形象。因此，弗莱雷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是怎样将概念转化成他们所熟悉的大众化语言的，以及我们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不同的语言。例如，在大学里，可以讲解“诺斯圈”的概念，而如果对农民解释“诺斯圈”，那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农民不能理解这个术语的意思，而是不能理解用以命名这个术语的语言。假如与农民进行闲聊，可以不用学术语言，但在与他们讨论认识论的话题时，就必须要使用他们的语言，必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考虑谈论这个话题时所使用的语言。
弗莱雷也要求解放教育工作者向人民大众学习使用比喻、隐喻和象征性的语言来替代深奥复杂的学术语言。但是仅仅局限在民众语言的范围，单纯模仿大众语言，就成为肤浅而不是纯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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