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教师往往会碰到一些学生在学校中表现出沉默、消极、抵制、反抗甚至破坏的情况，因而，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和“破坏文化”（culture of sabotage）。
解放教育如何看待学生的消极沉默和抵制反抗呢？根据弗莱雷的解放教育的基本观点，作为解放教育的学校和教师，必须要具体分析学生、教师、学校、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在学生方面，许多学生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在学校里学些什么，他们到学校里来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来，或是为了能获得就业市场所需的证书。因此，他们在上课时心不在焉或默不作声，在受到批评时就会进行反抗或破坏。
在教师方面，长期以来实施的都是一种枯燥无味的灌输知识的教学，整个课堂都是教师平淡乏味的讲授，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去。长期下来，教师已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学生也学会了沉默。
在学校方面，学校制定的规章、选择的课程、进行的考试、提出的要求、实施的惩罚等，在无形中具有一种权威性的压制，成为强加于学生身上的“潜暴力”。学校产生的一种环境是人为的控制和与此相应的被动服从。因此，反抗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被动服从并不是青少年的天性。
在社会方面，一小部分具有特权的所谓的精英，他们标榜民主平等，而在实际的运行中实施了许多不民主、不平等的政策，通过大众传媒、就业市场等社会各种渠道，使民众逐渐内化统治阶层的意识。社会对学校的影响是巨大的。统治者的教育学就是要培养被动顺从的民众。
面对学校中的这些消极沉默和反抗破坏，弗莱雷指出，“这些状况都具有很具体而实际的社会原因。只有改变了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决学校的问题。尽管解放教育的实施在某些方面会起到改变学生行为的作用，也会成为促使社会变革的因素，但这种改变很难推及到整个社会，因为社会的大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也就是说，教育还不是社会变革的杠杆。但是，社会的变革本身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活动。社会变革教育和塑造人们，帮助人们更好地揭示和理解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17](www.xing528.com)
弗莱雷认为，“如果仅局限于教育领域来分析教育问题，而没有上升到更高、更广的社会政治上来看问题，那么就无法找到隐藏在‘沉默文化’和‘破坏文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社会变革运动，那么学校的状况也不可能改变；如果教师不了解学校问题的社会根源，那么教师就会怀疑自己的理想。”[18]因此，弗莱雷认为，“解放教育也应该被看作是走出课堂、投入反对权威统治的社会运动的一种教育。”[19]
为此，弗莱雷提出，解放教育的教师要激发学生对社会变革问题的兴趣；要用对话式教学替代灌输式教学；要培养学生具有批判意识。
在探究解放教育如何对待学生的消极抵制和教育对社会变革的有限作用的过程中，弗莱雷发现，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育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现象，即“识字”（reading the word）与“识世”（reading the world）的分离。在这种状况下，学生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世界，是与真实世界相脱离的封闭世界。在学校教识字的过程中，教师教给学生的只是学校教育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学生学的知识越多，离真实的世界就越远。
弗莱雷指出：“现实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活生生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世界、不公平的世界和具有经济危机的世界，但是，这个现实世界与学生在学校所学的完全没有联系。学校所教知识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学生描述事物，而不是理解事物。描述与理解越分离，就越能控制学生的思想，从而使学生不会批判地思考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20]
因此，弗莱雷认为，“解放教育可以跨越这一鸿沟，把识字和识世连接起来。”[21]在实施解放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将会更尊重学生，促进学生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激发学生的批判意识。尽管解放教育的实施不会完全改变社会中的问题，但是解放教育提倡一种民主思想和批判意识，可以改变学校中的压制、沉闷的气氛，可以改变识字和识世的分离，减少课堂上的消极抵制情绪的发生。
然而，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弗莱雷认为，要把学生的反叛意识转变成解放意识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两者之间在性质上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反叛意识和行动使你仅仅是为了行动而行动，这只能表明你反抗你所不满的东西。缺乏批判意识的反叛，类似于一种软弱无能的大爆发。如果将反叛意识转变成解放意识，那么就会成为一个新人，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也就能去实现过去无法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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