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雷对教育的局限性：教育与政治的联系

在对教育问题的探究过程中，一开始，弗莱雷对教育的作用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民众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一切。弗莱雷在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在1964年巴西政变前，我把教育的力量看得太大了，因为那时的我们太乐观，认为我们将会取得政权。在这种氛围下，教育学生是不难的。年轻人史无前例地完全动员了起来，积极参加了社会变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需要600名学生去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地区担任成人扫盲教师，并在报纸上刊登了此事，想不到竟有6000人来报名。那时的情景令人难忘，是一个民众大动员的神奇年代，而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35]

然而，严酷的现实、痛苦的经历、复杂的社会以及弗莱雷对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弗莱雷逐渐认识到了教育的作用有限，对教育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弗莱雷对纯粹的教育问题的研究逐渐联系到了社会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弗莱雷提出了“教育即政治”的观点后，他进一步揭示了教育的局限性。

弗莱雷指出，“从1964年巴西的军事政变中以及后来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军事政变中，我清醒地认识到的是教育具有的局限性。我并没有说在1964年前我就坚信教育是社会变革的工具。但是，那时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清楚。正是由于政变，使我看清了教育的局限性这个问题，使我更加了解了在社会政治变革中教育的局限性。”^[36]

弗莱雷在总结这一问题时说：“在政变后，我真正地再生了，对政治、教育、变革都具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没有提到教育的政治本质，这表明那时的我还有些幼稚。但是，以后我会从历史中学习。所有的经历告诉我，我们需要在社会中开展政治实践，这是一个争取自由的持久的过程，包括解放教育。”^[37]

弗莱雷认为，“尽管教育十分重要，但教育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变革的杠杆。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教育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学校问题的根源存在于社会的总的环境中。”^[38]弗莱雷假设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试图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的教师。但在五年后，他可能会丧失信心，或可能会变得玩世不恭，这是因为这两种态度不断地在引诱他，或者说，当他与具体的教育问题作斗争时，就会暴露出这两种态度来。弗莱雷指出，“正是由于教育不是社会变革的杠杆，我们才有可能产生失望和悲观的态度，如果我们把斗争局限于学校的话。”^[39]

弗莱雷进一步指出，要了解教育，首先要明白教育的社会背景。教育系统是由政治力量创建的，其权力中心远离课堂。学校中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教学的组织等都有一定的方向性，而把握这种方向的是远在课堂之外的社会政治力量。因此，要了解教育的局限性，必须要理解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要理解这种正规的教育是怎样被建构在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教育的本质。(www.xing528.com)

因此，弗莱雷指出：“不是教育决定社会，而是相反，是社会根据当权者的利益来决定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指望教育会成为一种杠杆来改变有权者和当权者的那个社会。想要执政的统治阶级实施一种反对他们的教育，那是极为天真的。如果让教育不受政治的监控而任其发展，那么就会给当权者带来无尽的麻烦。然而，当权者是不会对教育放任自流的，他们要控制教育。”^[40]弗莱雷认为，统治阶级是不会放弃其在社会中的统治权的，包括他们建立和控制学校的权力。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此事。要使教育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等于是让统治阶级自杀。

然而，弗莱雷认为，教育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不是一种机械的关系，而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矛盾的关系。因此，要辩证地看待教育的问题。对统治阶级当权者来说，正规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再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教育还有另一个任务要完成，即批判和反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当然，第二个任务是不会由统治阶级提出的，因为他们是要维护现状，因而只能由渴望重建或再创社会的人来完成。为此，具有改变社会政治理想的人就要去占领学校的教学阵地，去揭示被统治意识、课程所蒙蔽的真相。

因此，弗莱雷认为，“在我们开始做教师时，就应该批判地认识到教育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要知道教育不是社会变革的杠杆，不要奢望教育能使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但我们必须清楚，教育有可能在学校机构中实施某些重要的功能而有助于社会的变革。只有认识到教育的这种局限性和相关性，我们才能避免一开始的盲目乐观而导致后来的悲观失望。”^[41]

弗莱雷用他自己的经历阐述了他对教育的局限性的理解。弗莱雷说：“我19岁就开始教书了。一开始，我也有那种幼稚的乐观想法。但是，当教师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能懂得教师的意义。至今，我仍以教书为业，却没有悲观失望，这是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教育的局限性。对教育的局限性的认识，并没有减低我对教育的热情，反而增强了我对政治目标的关注，尤其是增加了校外的政治活动。我知道我必须行动，这样才具有社会变革的意义。因此，向往校内外行动，并没有抵消我的教学的愿望，而只是给予了我的教育一种新的方向。”^[42]

弗莱雷指出：“只有理解了教育在社会中的局限性，才能重新指导我的工作。具体来说，我在与学生讨论一些现实问题时，通过讨论，引起学生的好奇，目的就是要揭示现实，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中的矛盾。也许有些学生会自问，在政治上我会赞成谁或反对谁；也许有些学生以后会更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去。这就是作为教师的我所能做的，因为这也是教育在学校所能做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