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莱雷上任之时，他就明确提出要为改变公共学校的面貌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不仅要使学校公共化，而且还要使学校民众化和民主化。这是因为以前的军政府的教育政策将教育导向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又损害了公共教育。这样，受害最严重的自然是劳动人民的子女，他们不断地为特权阶层付出了代价，从而形成了巴西教育中的又一个大问题。”[4]
面对教育的不民主和不平等这一问题，弗莱雷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说：“当我知道在巴西有大批的穷孩子被阻挡在学校门外；当我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入学但又被‘驱逐’出去而却说他们是退学的；当我知道人们轻蔑地对待公共学校；当我证实在圣保罗市还有一百多万孩子流浪街头，我感到十分吃惊和愤怒，同时也给了我勇气，去为这些受压迫的人争取民主而斗争。”[5]
对于许多穷孩子不能上学、留级或退学的现象，弗莱雷指出，受教育是人人享有的权利，而社会结构产生了一系列的障碍和困难，导致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上学。当这些孩子有机会上学时，他们在学校又会遭遇到同样的障碍和困难。在每周两次的走访学校中，弗莱雷揭示出了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有许多因素都会造成学生的留级和退学，如学校有效时间的利用、师资质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学生的评价问题。”[6]
弗莱雷指出：“学校用来评价学生的标准是唯智的、重书本知识的。学生入学前和在学时，都要经历基于知识的智力评价过程。这种评价只有利于中、上层阶级的孩子，而不利于来自贫穷的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因为这种评价没有考虑孩子们入学时所具有的‘生活经历知识’。这样，那些穷孩子就会被置于一个相当不利的境地。来自中、上阶层的孩子的经历，使他们掌握了中、上阶层的词汇、韵律和句法。因此，学校认为他们具有语言分析能力，符合标准。而穷人的孩子的经历却不在书面知识范围，大多在直接的行动中。很明显，这些穷孩子由于对书面语言不熟悉或不常书写，因而他们在从口语到书面语言的学习中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然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表明他们绝对的不聪明，而只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已。”[7]弗莱雷用有力的事例批驳对学生的这种不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当学生动情地跳着桑巴舞，当学生边唱边用身体和着手在火柴盒上敲出的节奏时，谁能说这些在一系列考试中成绩不好的穷孩子没有节奏感呢？”[8](www.xing528.com)
因此，在改变学校面貌的目标中，弗莱雷首先提出了“要加强民主管理，建立一个民主的、进步的、有效的公共学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不应出现高人一等的状况，也不应伤害来自社会经济条件优裕的家庭的孩子，而要尊重学生的存在方式、他们的阶级和文化结构、价值、知识、语言等方面”[9]。
然而，弗莱雷提出的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民主教育，也遇到了许多实际的困难。在圣保罗这个大都市中，涌入了大批生活无着落的移民和长期失业、无家可归的市民。圣保罗市约有一百万人没有工作，七百万人居住在贫民区里，约有四十万7～14岁的孩子不能入学，14%的青年和成人是文盲。这种状况，对要求改变学校面貌、消除下层阶级教育不公平的管理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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