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弗莱雷在日内瓦工作时收到了来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何塞·佩莱拉（Jose Pereira）教授的一封信。他问弗莱雷是否能接受几内亚比绍总统和教育部长的邀请，到几内亚比绍开展扫盲教育运动。
在收到佩莱拉教授的信后，弗莱雷随后就与“文化行动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ltural Action）的成员开了一次会，讨论了与几内亚比绍建立合作项目的可行性。所有的成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愿意到几内亚比绍去帮助开展扫盲教育运动。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弗莱雷主张文化行动研究所与世界教会委员会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和制定计划，以便更好地为几内亚比绍的扫盲运动作出贡献。弗莱雷的建议得到了双方的赞同。于是，弗莱雷给几内亚比绍的教育部长马里奥·卡帕拉尔（Mario Cabral）写了一封信。两个半月后，马里奥·卡帕拉尔给弗莱雷回了信，信中表明了几内亚比绍政府很愿意与弗莱雷开展合作项目。随后，弗莱雷又写了第二封信，提出了开展合作项目的一些具体步骤，并建议马里奥·卡帕拉尔来日内瓦讨论几内亚比绍基本的教育状况。但由于种种原因，马里奥·卡帕拉尔没有来。
在经过多次联系后，弗莱雷与几内亚比绍政府形成了一些共识，确立了如下的一些基本观点。（1）与所有的教育一样，成人扫盲教育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不能把成人扫盲教育仅仅看成是机械地学习读写。（2）学习的内容要与革命政党的政治立场相一致，包括对社会的批判性理解。这就要求扫盲者通过对社会实践的分析，尤其是注重生产活动来认识现实世界。因此，扫盲教育以及普通教育是与生产劳动密不可分的。（3）在主要以口头方式进行社会活动的地区，要引进书写文字，能进行书面交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在建立合作项目的过程中，尽管弗莱雷小心谨慎，但还是遭到一些人的误解。有人说弗莱雷要去插手干预非洲的教育；有人说弗莱雷提供了大量资金来买通几内亚比绍；有人说几内亚比绍并非真正对弗莱雷去为他们扫盲运动工作感兴趣，而是不愿拒绝资金援助。对这些指责，弗莱雷十分气愤，但依然在为去几内亚比绍工作作准备。
应该说，世界教会委员会对弗莱雷去几内亚比绍的资助是巨大的，但几内亚比绍并非该组织唯一的资助对象。世界教会委员会一直对非洲的解放运动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例如，它曾给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一些国家提供过大量的资金援助。此外，它也给尼加拉瓜提供了大约五十万美元资助其扫盲运动（弗莱雷作为教育小组的一员，参加了尼加拉瓜的扫盲运动）。世界教会委员会设有一个教育与发展部，该部具有专门的财政渠道来资助第三世界的教育项目。弗莱雷所在的文化行动研究所提出的与几内亚比绍的合作项目就是由该教育与发展部资助的。
因此，在世界教会委员会工作的弗莱雷就有很多机会参与到援助非洲的工作中去，也能得到一定的资助。如弗莱雷在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圣多美、佛得角等地工作时，均是由世界教会委员会支付工资。弗莱雷第一次去几内亚比绍的路费也是由世界教会委员会承担的，而小组其他成员的路费则由教育与发展部资助。
由于考虑到几内亚比绍刚刚独立后的经济条件，弗莱雷在给几内亚比绍教育部长的信中就主动提出，不用几内亚比绍政府来支付他们的路费、工资和其他费用，尽量不增加几内亚比绍的财政负担。
在到达几内亚比绍后，除了详细了解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外，弗莱雷还分析了当地扫盲运动的一些状况。弗莱雷认为，几内亚比绍当时要想取得扫盲教育运动成功的两大基本条件是：社会的革命变革和语言的统一。几内亚比绍经过长期的英勇的解放斗争，已经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但是，尚不具备第二个条件。
语言的多样性是几内亚比绍的一个特点。几内亚比绍有三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另一个特点是，尽管几内亚比绍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但在几内亚比绍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叫“克莱奥莱”（Creole）的混合语。在几内亚比绍讲混合语比在安哥拉、莫桑比克更流行。
克莱奥莱语是在几内亚比绍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种葡萄牙语和非洲语言的混合语。就像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属于拉丁语系一样，克莱奥莱语属于葡萄牙语派生出来、加上一部分非洲语言混合而成的，这种语言和葡萄牙语一样优美、丰富和生动。
语言问题涉及到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敏感问题。几内亚比绍领导人阿米尔卡·卡帕拉尔（Amilcar Cabral）曾说过，“葡萄牙人给几内亚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葡萄牙语”[3]。弗莱雷认为，阿米尔卡·卡帕拉尔说这番话是有政治原因的，要联系到当时的解放斗争的背景来理解。当时卡帕拉尔试图用葡萄牙语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来解决几内亚比绍少数民族和语言的冲突问题。然而，卡帕拉尔也告诫弗莱雷：“我们很喜欢你，但别介入我国的语言问题。”[4]
尽管如此，弗莱雷在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语言问题在几内亚比绍的复杂性。他仍然在扫盲运动中发挥葡萄牙语的作用。虽然在几内亚比绍的城市地区进行扫盲使用葡萄牙语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成效是明显的。这是因为对城市中脱盲者的社会实践来说，葡萄牙语并不完全是一种外语。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农村地区。(www.xing528.com)
随着扫盲教育工作在几内亚比绍的深入开展，弗莱雷逐渐感到用葡萄牙语作为扫盲中的语言在几内亚比绍是困难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几内亚比绍的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中并不存在葡萄牙语。尽管对扫盲有较高的积极性，但要求他们像学习自己的母语那样来学习外语（葡萄牙语）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几内亚比绍的人民就努力抵制殖民者的文化和语言的入侵，力图保持自己的文化。长期以来，对人民来说，讲自己的语言实际上就是进行有效抵制的方式之一。
在一次对扫盲教育工作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弗莱雷十分形象地说：“那些参加扫盲的人，在经过几个月的扫盲后，他们只是跟着词汇疲惫地奔跑。当他们从第一课一直学到第五课时，他们已经忘了第三课；当他们再回到第三课时，他们发现把第一课和第二课都忘了。”[5]
弗莱雷也看到了有些人用葡萄牙语写的东西，但文字和意思毫不相关。这是为什么呢？弗莱雷指出：“这是因为葡萄牙语和他们的社会实践没什么关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时候是必须用葡萄牙语的。在和家人谈话时、在与邻居见面时、在生产劳动时、在市场购物时、在传统的聚会时以及在听总统的讲话时，都不必用葡萄牙语。因此，葡萄牙语在几内亚比绍缺乏人民的社会实践之基础。”[6]
为了解决在几内亚比绍扫盲教育过程中碰到的语言问题，弗莱雷专门邀请了两位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到几内亚比绍讨论和评价几内亚比绍的语言问题。其中一位是比利时人，是克莱奥莱语专家；另一位是非洲人，是非洲语言专家。同时，弗莱雷也常常与巴西的克莱奥莱语专家交流和讨论几内亚比绍的语言问题。
此后，弗莱雷又建议几内亚比绍的教育部长举行研讨会，邀请以前受过葡萄牙殖民的五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主要讨论各国语言政策和扫盲培训问题。正是在这个讨论会上，弗莱雷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在几内亚比绍扫盲运动中，葡萄牙语不宜作为一种可以使用的语言。
后来，弗莱雷写信给几内亚比绍教育部长，强调不能在几内亚比绍用葡萄牙语进行扫盲。同时弗莱雷也分析了如坚持用葡萄牙语作为唯一的教育用语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良后果。例如，在几内亚比绍要用葡萄牙语作为教育用语的话，要用葡萄牙语的读写知识为基础来选拔学生的话，那么，只有少部分上层人士能在教育上获益，而大量的孩子会被排除在学校大门之外。因此，弗莱雷建议要有选择地用葡萄牙语来作为教育语言。
但是，弗莱雷并没有公开发表他给几内亚比绍教育部长的信，因为弗莱雷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原因，以及作为一个外国知识分子与该国领导人的关系。
虽然在几内亚比绍扫盲运动中使用语言的问题上，弗莱雷与几内亚比绍的领导人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弗莱雷并不承认别人所说的“弗莱雷方法失败了”。弗莱雷说：“我们的方法并没有失败，所谓的‘失败’，很明显是由于在扫盲过程中使用葡萄牙语的不可行，而不是因为‘弗莱雷的方法’的失败。”[7]
弗莱雷认为，要评价他们在几内亚比绍的工作，重要的是要了解几内亚比绍在社会重建中的困难，了解他们介入几内亚比绍的扫盲运动是否具有意义，而并不是光看有多少人能机械地学会拼写葡萄牙语。弗莱雷指出，他们的方法在几内亚比绍的扫盲运动中的意义是重大的。正如一个几内亚比绍的脱盲者所说：“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的东西，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以前所知的东西；由于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以前所知的东西，以后我们会知道得更多。”[8]不管从教育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来说，这个人所说的话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人的这种发现、这种确信，充分表明了扫盲过程的政治意义，也表明了这个人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政治态度。
弗莱雷进一步指出：“快速机械地进行扫盲与具有政治意义的扫盲，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掌握了字母的拼写，完全不同于他在政治上和认识论上理解了，作为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他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要进行自我改造。”[9]
总之，弗莱雷用有力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扫盲方法是有效的，只是他认为在几内亚比绍应该要使用克莱奥莱语进行教学，葡萄牙语可以作为外语来学习，要用葡萄牙语作为国家语言和唯一的教育语言，这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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