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提倡对话。在对对话和反对话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弗莱雷又提出了文化行动论。
弗莱雷历来重视行动，重视反思。他认为：“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实际上就是行动和反思，也就是实践，是对世界的改造。人类的活动需要理论来指导。因此，人类的活动既包括理论又包括实践，既包括反思也包括行动。实际上，批判性反思也是一种行动。”[50]
弗莱雷把行动和反思看作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只强调行动而不进行反思，那么纯粹就是为行动而行动的行动主义；如果仅仅为反思而反思而不采取行动，那么就会出现空话连篇，一无所得。因此，弗莱雷强调，不能将行动和反思截然分开，行动和反思、反思和行动是在实践中同时发生的。行动中包含着反思，反思中也包含着行动，两者缺一不可。
弗莱雷认为，文化行动具有教育的性质。人们通过文化行动，了解、批判和改造现实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受到了教育，也获得了解放。实际上，这种文化行动也就会成为一种文化革命。
要改造被压迫者所处的现实，需要一种指导改造行动的理论。弗莱雷认为：“这种理论必须承认在改造过程中人民的基本作用。领导者不能将被压迫者看做仅仅是执行其决定的人，看做只行动不反思的单纯的行动主义者。如果领导者否定被压迫者的真正的实践，也就否定了他们自己的实践，就会用具有统治者特点的虚假的语言，将自己的话强加给人民，这样，在要达到的目标与其行动方式之间就产生了问题。因此，如果领导不与被压迫者对话，那么对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实践。”[51]
弗莱雷指出：“进行操纵、大喊口号、灌输思想、严格控制、制定规章等，都不是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而恰恰是统治行为。为了统治，统治者只能否定人民的真正实践，否定人民具有正当思考和讲真话的权利。因此，他们无法与人民进行对话。不与人民进行对话的领导者，保持了统治者的特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导者。即使取得了政权，但与统治者不会有很大区别，因为他们仅仅是为了夺取统治权，而不是为了获得解放。与人民进行对话，才是真正革命的基本要求。”[52](www.xing528.com)
作为革命的文化行动需要进行对话，而且弗莱雷认为对话开展得越早越好，也就是说，并不是要等到革命胜利后，而是在文化行动中甚至在文化行动前就要开展对话。与人民进行对话，与人民一起行动和反思，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文化行动。
弗莱雷认为，不应把对话与革命分割开来，先对话，再革命。革命行动的本质就是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有革命。按照文化行动理论，文化行动的主体是革命领导者和人民群众，客体是应进行改造的现实，目标是通过改造现实来获得解放。而压迫者的行动理论，将压迫者自己看作是主体，把他们要进行维护的现实和被压迫者都看作是客体，其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其压迫，进行统治。因此，压迫行动的本质是反对话的。
弗莱雷指出：“历史现实无一不是人类创造的，不存在无人的历史。同样，没有‘给予’人类的历史，而只有‘属于’人类的历史。但是，许多历史现实表明，大多数人被剥夺了作为主体参与历史的权利，他们被统治、被异化。然而，他们要从客体走向主体的意愿、要在改造现实中进行反思和行动的意愿是不会放弃的。”[53]
为什么统治者不与人民一起思考问题？弗莱雷认为，统治者与人民是相对抗的，如果与人民一起思考就会克服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相当于他们统治的终结。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统治者不希望人民进行反思，也不会与人民一起进行反思。因此，“在压迫的过程中，统治者依靠被压迫者的‘活着死’而生存；在革命的过程中，只有一条路，即与被压迫者一起，‘死而复生’”[54]。
弗莱雷重申，“在压迫过程中，可以说某人压迫某人，但在革命的过程中，却不能说某人解放了某人，或某人自己解放了自己，而应是人们共同获得了解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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