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被压迫者自己的教育学。因而,在第一章中,在论述了被压迫者的历史使命后,弗莱雷详尽地论述了怎样建立“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的问题。
弗莱雷认为,“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应该是‘与’被压迫者一起来建立的,而不是‘为’被压迫者建立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是从压迫中以及被压迫者的反思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被压迫者寻求解放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9]弗莱雷指出,这里主要的问题是:被压迫者怎样才能参与教育学的建立而获得自身的解放。由于被压迫者具有两重性,还不是完善的人,是“置于”压迫者之中的,因此,只有使被压迫者发现自己是“置于”压迫者之中的,才能有助于构建其解放的教育学。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可以成为这种批判性发现的一种工具:被压迫者自己发现以及被压迫者促使压迫者发现这种非人性化表现。
为了建立被压迫者自己的教育学,弗莱雷详细阐述和分析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一些特性和具体情况。
弗莱雷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是一对矛盾。被压迫者最能够了解可憎的压迫社会,最能感受到压迫的事实,最能理解解放的必要性。然而,弗莱雷指出:“这种解放不是垂手可得的,而是要去探索、去实践,要认识到解放斗争的必要性才能得到解放。”[10]弗莱雷认为,被压迫者发现他们与压迫者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没有被压迫者,压迫者就不会存在。但是,这种发现本身并不构成解放,只有被压迫者有了这种认识并投入到解放的斗争中去,才能最终解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但是,要解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对矛盾,不能用以前压迫者的那一套。弗莱雷认为,被压迫者斗争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爱的行为,要用这种爱来反对压迫者暴行中的无情。
弗莱雷指出,在被压迫者探索解放过程的初期,被压迫者往往不是在斗争中寻求解放,而是试图成为压迫者。这是因为被压迫者的思维结构仍然局限在具体的、现实状况的矛盾之中。他们实际上是想成为人,但是,这种人是以前一直处在矛盾之中的人,不会明显地超越之,仍相当于是压迫者。弗莱雷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被压迫者在其现实经历中,形成了一种“依附”于压迫者的态度。他们处于压迫者的结构中,看不清自己。但是,这并不是说,被压迫者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然而,这种认识,在压迫的现实中遭到了歪曲。在与压迫者的斗争中,被压迫者重新认识自己,但还不意味着斗争是为了解决矛盾,还不是为了解放,而是试图确定其对立面。(www.xing528.com)
在这种情况下,弗莱雷认为,被压迫者还成为不了“新人”,因为作为一个“新人”,应该是一个要克服矛盾的人,一个要改变旧环境的人(即压迫者形成的环境),一个走向新环境和走向解放的人。弗莱雷指出:“由于被压迫者依附于压迫者的这种状况使被压迫者不可能自己觉悟,他们要成为的‘新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新的压迫者。例如,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进行土地改革,这不是要解放自己,而是要夺取土地,从而自己变成地主。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压迫的具体现实状况没有改变。”[11]
弗莱雷指出,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中,还存在一个重要条件,即“规定”。弗莱雷认为,所有的规定都是一种意识强加给另一种意识,这样,被压迫者的行为是被别人规定好了的,是建立在压迫者的准则之上的。
这样,带有压迫者“阴影”的被压迫者,遵循了压迫者的规定,他们害怕解放,因为解放就意味着要排除“阴影”,自己承担起责任。当然,被压迫者的这种害怕解放与压迫者是不同的。被压迫者的害怕是害怕承担解放的重任,而压迫者的害怕是害怕被压迫者的解放。因此,弗莱雷指出,解放不可能由压迫者来实施,这是因为压迫者的现实条件的限制。这样,解放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被压迫者的身上。只有被压迫者真正成为革命的主体,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同时,也使压迫者得到解放,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
然而,弗莱雷也指出,“要解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不能简单地将矛盾双方转换过来、变换一下两者的角色就可以了,而是要通过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来进行。”[12]也就是说,如果被压迫者在解放的过程中,又转变成压迫者来压迫原先的压迫者,那么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依然会存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