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弗莱雷首先阐述了人性化和非人性化。他指出：“人性化的问题一直是人类关注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5]当然，弗莱雷的人性论显然与当时的主流观念以及我们所熟知的“阶级斗争论”是有区别的。
根据弗莱雷的观点，有人性化，也就有非人性化。对于一个不完善而又能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的人来说，都有可能出现人性化和非人性化的问题。
弗莱雷认为，人的使命是要追求人性化或人道化。然而，在一个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社会中，压迫者的剥削、压迫、偏见和暴力否定了这一使命；而被压迫者渴望解放、要求公正并为恢复被剥夺了的人性而进行斗争，更确认了这一使命。
弗莱雷指出，非人性化不仅反映在被剥夺了人性的人身上，也体现在剥夺他人人性的人身上。实际上，非人性化是对要成为完善人的使命的一种丑化。在历史上，这种丑化也许是可能的，但这种丑化决不是历史使命。如果承认非人性化是人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因而为了解放、为了自由劳动、为了正常生活、为了成为人的斗争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自然会产生一种犬儒的行为，或者会导致彻底绝望的心态。(www.xing528.com)
弗莱雷把这种非人性化的产生归咎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尖锐地指出，“历史上发生的某些具体事件，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而这种制度也使压迫者使用暴力，使人非人性化。这种状况迟早会使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与那些造成他们不完善的人进行斗争。”[6]
在这种斗争中，在这种寻求恢复其人性的过程中，弗莱雷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被压迫者不应当反过来以压迫者的手段去压迫压迫者，而应该是要使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都恢复人性。”[7]弗莱雷认为，“这是一种创造人性的过程，对被压迫者来说，他们具有的人道主义的历史重任是：使自己获得解放，同时也要使压迫者得到解放。对压迫者来说，他们凭借其权势，压迫、剥削、欺凌被压迫者，他们不可能会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更不会改变他们自己。只有被压迫者，才有足够的力量来使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都获得解放。”[8]
由此可见，弗莱雷的人性论不主张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管是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反过来压迫以前的压迫者，这都是违反人性的，是非人道的。更为重要的是弗莱雷把人（不管是被压迫者还是压迫者）放在了历史的进程中来进行分析。他指出，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制约，有些人（压迫者）是不可能承担解放人性的历史使命的。只有被压迫者才能进行这种解放，即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使双方都能重新获得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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