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与觉悟：弗莱雷解放教育的实践

弗莱雷的教育思想产生于他早期所从事的巴西成人扫盲教育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起，弗莱雷就开始进行成人扫盲教育工作。在长达15年的实践过程中，弗莱雷不但形成了许多新的教育思想和观点，而且还结合学习者的实际，设计出了崭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通过长期的实践，弗莱雷对成人扫盲教育以及教育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其以后建立的解放教育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弗莱雷的早期教育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扫盲工作本身，他的教育实践已成为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弗莱雷的早期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在巴西东北地区的累西腓市进行的。在60年代初，弗莱雷参加了“累西腓民众文化运动”并参与制定了“成人教育计划”。在累西腓民众文化运动中，弗莱雷担任了成人教育计划的总协调员。按照成人教育计划，弗莱雷与其同事一起建立了两个民众教育和文化传播的组织，一个叫“文化圈”（Circulo de Cultura）；另一个叫“文化中心”（Centro de Cultura）。这些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开展小组讨论。小组讨论计划是由小组成员自己提出来的。通过与小组成员的交谈，协调员列出小组要讨论的题目，例如，民族主义、外汇流失、巴西政治进程、发展、文盲、文盲的投票权、民主等题目，都是各小组提出的要进行讨论的问题。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弗莱雷主张尽可能地用图示的形式来进行，在视觉的帮助下，通过对话与小组成员一起展开题目的内容。

在试验了六个月后弗莱雷开始探究：采用同样的一种积极的方法是否可能在分析巴西现实的过程中，得到在成人扫盲教育中相同的结果。在实验过程中，弗莱雷一开始就撇开任何纯机械的扫盲设想，而是考虑将扫盲直接地、真正地与民主文化联系起来，旨在激起人们的觉悟意识。同时，弗莱雷也考虑将扫盲与觉悟联系起来，培养人们的批判意识。

弗莱雷并不把扫盲教育看作是纯粹的、被动的识字过程。他认为，“扫盲本身不是一种忍耐的过程，使人们承受已有经验和提供学习内容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的现实。只有具有极大忍耐力的人，在一天辛勤劳作后才能坐下来学习与他们生活毫不相干的事情。向不知道谁是夏娃和从没吃过葡萄的人讲述‘夏娃和葡萄的故事’，这种扫盲过程会损害人们的创造性。”^[1]

弗莱雷认为，“扫盲不是要使人们具有忍耐力，而是要发展一种急迫性、机灵性、探索性和创造性。”^[2](www.xing528.com)

为此，弗莱雷对以前的扫盲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改革。弗莱雷等人设计了一系列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情景，配上图画，用对话的方式来讨论情景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在某个情景中，首先展示了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并与世界不断发生关系。通过小组讨论，使大家了解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区别。作为创造者和再创造者的人，是通过劳动来改变世界的。情景中的提问是很简单的，如谁打的井？为什么要打井？怎样打井？在什么时候打井？等等。这种提问的目的是要引出两个基本的概念：“需要”和“劳动”。人们打井是因为需要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打井，与世界发生关系，学到了知识，通过劳动，经历了变革的过程。这样，人们开始造房子、做衣服、制造劳动工具，等等。

用这些简单的话题在小组中开展讨论，小组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以前那种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也不是谁改造谁的问题，小组中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主体，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样，人通过劳动与世界发生关系，人通过创造和再创造的活动，为自然世界制造出它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文化现实。在这种既处于现实中又与现实发生关系之中，人与世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从主体到客体，因而产生了通过语言表达的知识。

这种关系是由人来建立的，而不管他是否是文盲，只要人们去建立这种关系就足够了，只要人们能够从现实中获取资料就足够了。只要能够获得知识，即使这些知识是有争议的也没有关系。这里不存在绝对的愚昧，也不存在绝对的聪明。人们在获取现实资料、现象、问题情景时，也获取了与其相关的因果关系，这样也就学会了理解因果关系。这种理解越深入，就越能产生一种批判意识。对于批判意识来说，真正的因果关系本身，总是要受到分析的（今天是这样，明天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弗莱雷认为，扫盲教育是一种觉悟的过程。在文化圈中的教学，严格地说不是一种真正的教学，而是通过相互促进觉悟来进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