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游山隐居，共度峥嵘岁月

在中国古代，自唐初官修《晋书》始，尔后历代相沿，新王朝为前朝修史，几成定规。明亡，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廷以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开馆纂修《明史》。其后，因资料短缺，人员不齐，馆臣无从着手，史馆形同虚设。

康熙十年（1671）夏，儒臣熊赐履以翰林院掌院学士而有推动《明史》纂修之想。恰好此时顾炎武游京，寄居其外甥徐乾学宅。乾学为熊氏门生，于是赐履遂置酒邀炎武舅甥。席间，熊氏议及修《明史》事，拟邀请顾炎武助其修史。熊赐履显然对顾炎武的人格和经历不甚了然，他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自己是清朝新贵，而炎武则是明朝遗民。何况康熙二年（1663）《明史》案的沉重打击，也是熊氏所无法理解的。因此顾炎武断然拒绝了修史邀请，甚至不惜以死相辞。

康熙十二年（1673），顾炎武连遭失去亲友之痛。先是十月，经德州，友人程先贞病逝。继之至章丘，又闻从叔父兰服和挚友归庄相继谢世的噩耗。

程先贞系炎武北游后结识的患难之交，南来北往，德州程宅皆是炎武下榻之地。最令他痛心者，先贞去世，竟不得握手诀别。悲痛愧疚交织，炎武写下《自章丘回至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一诗。诗中写道：“高秋立马鲍山旁，旅雁初飞木叶黄。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

顾兰服是炎武的从叔父，少炎武2岁，自幼相伴情同手足。五年前，炎武济南入狱，彼此尚有书札往复，倏尔之间，兰服已成古人。炎武挥泪为之撰行状一篇，以资纪念。炎武所撰此文，既记其叔父生平，又及死友归庄行事，且述一己经历。一文而写状三人，人生聚散，家道盛衰，国运存亡，60年间事皆在字里行间，几可作炎武自传来读。

对于挚友归庄的去世，炎武则以歌当哭，撰为《哭归高士》诗四首。第四首最值得品味。云：“郦生虽酒狂，亦能下齐军。发愤吐忠义，下笔驱风云。平生慕鲁连，一矢解世纷。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第四首末，原抄本有自注云：“君二十五年前作诗，以鲁连一矢寓意。君没十旬，而文覃举庚。”归庄去世，时在是年仲秋。噩耗传至山东，已是岁末。炎武在章丘遥祭死友之后，旋即北上京城。入京，闻吴三桂云南起兵反清消息，于是遂有诗末之“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语。至于自注之“文覃举庚”，诚如诸家顾诗注所见，系以韵目代字，即谓“云南起兵”。

康熙十二年（1673），清平西王吴三桂封建割据势力恶性膨胀，为抗拒清廷撤藩令，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一个月后，吴军横扫贵州，直驱湖南。康熙十三年（1674）春，湖南全境皆落入吴三桂手。闻吴三桂叛，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相继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

三藩乱起，清廷上下一片震恐，调兵遣将，朝野不宁。加以又有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在京中聚众谋叛，于是更加剧了京城的混乱局面。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顾炎武离开乱局，取道广昌（今河北涞源），赴山西汾阳。面对动乱时局，他写下《广昌道中》诗二首。

诗中“世乏刘荆州，托身焉所保”云云。既思念远在三楚乱境中的友人李因笃，又以吴三桂断非可以依靠之人的判断，勉友且自勉。前者的拒熊赐履邀修《明史》，此番的超然吴三桂乱局之外，表明了顾炎武北不与清廷合作，南不与吴三桂为伍的志向。于是返归山东章丘，经营所置田产，遂成一最好归宿。

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河北大儒孙奇逢在河南辉县病逝，享年92岁。十月，葬夏峰东原。此时炎武正在山西祁县，不得赶来参加葬礼，于是以一诗遥寄哀思。

置身乱局，顾炎武超然物外，著述不辍。一如济南囹圄之结撰《日知录》，自康熙九年（1670）该书初刻八卷本刊行之后，顾炎武经频年增改，至康熙十五年（1676），已得手稿二十余卷。然而炎武是一位严谨笃实的学者，他鄙弃“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浮躁学风，并未再将书稿刊行，而只是为初刻本补撰了一篇《自序》。

在《日知录》的结撰过程中，最令顾炎武欣慰的是，他在其间提出的诸多学术主张，及其社会理想与同时大儒陆世仪、黄宗羲不谋而合。

早在康熙七八年间，经历济南之狱的打击，顾炎武对山东民风已颇多失望，叹为“不啻蛮髦”，因之而有卜居西北之想。至康熙十六年（1677），炎武时已56岁。由于晚年无子，经诸多亲友帮助，遂在江苏吴江觅得族子衍生为嗣。这年四月，衍生随师李云沾北抵山东，在德州与炎武正父子之礼。其后，炎武父子与李云沾结伴而行，取道河北，西去秦晋。迄于逝世，炎武足迹皆在西北高原。

入清以后，在连年的科举考试之中，虽然一时知识界中人纷纷入毂，但是若干学有专长的文化人，或心存正闰，不愿合作；或疑虑难消，徘徊观望，终不能为清廷所用。既出于“振兴文教”的需要，又为争取知识界的广泛合作以巩固统治，在平定三藩之乱胜利在即的情况下，清圣祖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抉择，对知识界大开仕进之门。康熙十七年（1678）一月，他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辞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在发出这一通议论之后，圣祖接着责成内外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命令既下，列名荐牍者或为“旷世盛典”歆动而出，或为地方大吏驱迫就道，历时一年，陆续云集京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清廷以《璿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为题，集应荐143人于体仁阁考试。榜发，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分授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俱入《明史》馆供职。是为博学鸿儒特科。

在此次特科荐举之中，顾炎武一度是内外大员瞩目的重要人物。诏下之初，内阁大学士叶方霭、翰林院侍讲韩菼皆欲推荐炎武，后幸得徐乾学、元文兄弟劝阻，始得未入荐牍。为了表示与清廷的不合作态度，顾炎武从此绝迹不入都门。

顾炎武虽然幸得逃脱特科笼络，但是他的许多挚友，诸如李因笃、王弘撰、傅山以及弟子潘耒，皆在荐牍之中。友人李颙则至死不从，始得谢病放归。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顾炎武在致友人书中颇有涉及。(www.xing528.com)

特科既举，史馆重开，康熙十八年（1679），京中又传来史局中欲聘炎武佐修《明史》的消息。炎武闻讯，当即致书叶方霭，誓死不从。他说：“去冬韩元少书来，言曾欲与执事荐及鄙人，已而中止。顷闻史局中复有物色及之者。无论昏耄之资，不能黽勉从事，而执事同里人也，一生怀抱，敢不直陈之左右。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明史》馆当事者见炎武不出意坚，遂嘱潘耒向炎武索取所著史书。炎武接潘耒信，有诗文相答。

顾炎武虽拒不入史局，但毕竟事关有明一代兴亡，故而他依然每有中肯意见答复史馆中人，其意见大要有三。一是对明历朝实录应有一理智态度。二是万历以还，是非混淆，尤当博征史料。三是当以邸报为准，异同并存，以待后世公论。

卜居华阴。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顾炎武西入华阴，寄住友人王弘撰新筑“读易庐”中，卜居西北凤愿，终于成真。对于晚年卜居华阴的选择，炎武后有专书致乡里诸侄加以说明。他所陈述的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第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纵观顾炎武之所述，一为人文，一为地理。前者系据其毕生经历，尤其是北游二十余年所见而得。后者则时在三藩乱中，文韬武略皆经世所需，故而始有此论。

然而毕竟离乡二十余年，且已届垂暮之岁，顾炎武难免产生返乡一视之感。于是他又致书徐氏兄弟，盼对返乡探望亲友一事做出安排。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顾炎武返乡“一瞻丘城”之想，由于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迄于逝世终未得以实现，留下无尽的思念。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炎武发妻王氏在昆山故里病逝。噩耗传来，炎武在汾州遥为祭奠，满怀悲恸写下《悼亡》诗五首。全诗如泣如诉，情真谊挚，最可窥见炎武晚年一腔思亲怀土深情。

顾炎武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杰出学者，他早年奔走国事，中年图谋匡复，晚年则志在天下，著述经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顾炎武一生的最后岁月，过得格外充实。卜居华阴之后，他主要做了如下三件大事。

一是一如既往地献身著述事业。顾炎武一生的重要代表著述《音学五书》，自康熙六年（1667）开刻淮上，在著名文字学家张弨的鼎力相助之下，经不断修订，臻于完善，于康熙十九年（1680）刊刻。同时，炎武另一部精心结撰的力作《日知录》，则自康熙九年（1670）初刻八卷之后，亦不间寒暑，朝夕其间到康熙二十年（1681）冬，已成书稿三十余卷。

二是营建朱子祠堂和考亭书院，表彰朱子，兴复礼学。康熙二十年（1681）冬，朱子祠堂初成，顾炎武抱病撰《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一篇。

顾炎武之表彰朱子，其目的并不在于倡导一方学者步宋明理学家后尘，沉溺理气心性的探讨。他的意图在于，号召人们究心朱子所曾致力的经学，躬行践履，兴复礼学。为此，康熙十八年（1678），炎武致书朝中友人施闰章，信中指出：“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之人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

三是关注民生疾苦，竭力为民纾困。康熙十八年（1678）九月，炎武外甥徐元文奉命主持《明史》纂修。元文到任，致书请教。炎武在复信中，则既答修史，又谈一方隐忧。

康熙二十年（1680）八月，顾炎武游山西曲沃。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衰疾渐侵，行须扶杖”。抵曲沃三日，即告恶化，几乎不起。所幸服药之后，转危为安。十月中，病势稍减，炎武即就一方民生疾苦致书京中大吏。

康熙二十年（1680）冬，炎武致书富平友人李因笃，告大病得起。因笃接书，本拟赶赴曲沃探问，因大雪路阻，遂遣专人送去七律五首问候。旧岁初除，新年伊始，得读挚友华章，炎武欣然酬答。诗中写道：“戴雪来青鸟，开云见素书。故人心不忘，旅叟计何如？上国尝环辙，浮家未卜居。康成嗟耄矣，尼父念归与。忽枉佳篇赠，能令积思抒。柴门晴旭下，松径谷风舒。记昔方倾盖，相逢便执法。自言安款段，何意辱干旟。适楚怀陈轸，游燕吊望诸。讵惊新宠大，肯与旧交疏！不聆诚师孔，知非已类蘧。老当为圃日，业是下帷初。达夜抽经笥，行春奉板舆。诛茅成土室，辟地得新畲。水跃穿冰鲤，山荣向日蔬。已衰耽学问，将隐悔名誉。客舍轻弹铗，王门薄曳裾。一身长瓠落，四海竟沦胥。契阔头双白，蹉跎岁又除。空山清浍曲，乔木绛郊余。不出风威灭，无营日景徐。但看《尧典》续，莫畏禹阴虚。地阔分津版，天长接草庐。一从听《七发》，欲起命中车。”

顾炎武万万没有想到，此诗竟是他的绝笔。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承曲沃友人韩宣厚谊，设家宴邀官绅为炎武病愈道喜。初八日晨，炎武兴致勃勃，出门答谢一方官绅的款待。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旧病陡然复发，遂卧病不起。翌日凌晨，这位终身为民族复兴奋斗不息之伟大爱国志士溘然长逝，享年70岁。同年三月，顾炎武的五弟顾纾从江南来到山西曲沃，与顾炎武的嗣子顾衍生一起，扶灵柩南归，葬于昆山顾氏家族的“祖茔之次”。至此，北游25年的顾炎武总算回到了江南故里。可是，谁又想到，顾炎武的坟墓竟在“史无前例”的1966年被掘毁，遗骸被散落抛弃于荒野呢？400年前的志士仁人尚不免罹此厄运，民族之难又安忍言哉！魂兮归来，哀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