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苦闷彷徨，四方流转

在顾炎武的一生中，顺治五年（1648）至顺治十四年（1657），是一段苦闷彷徨的日子。此时，江南抗清斗争形势严重受挫，隆武、鲁监国政权相继败亡，桂王政权始而局促粤西，继之遁入云桂。唯有鲁王余部和郑成功义军转战东南沿海，虽一度北进而掀起波澜，然毕竟孤掌难鸣，大势已去。时局既如此沉重，家难、私仇又交相煎迫，已过而立之年的顾炎武，为了做出人生道路上的抉择，上下求索，流转四方。顾炎武成为闻名江湖的鹰扬弟子，此时主要活动于以南京为中心，东到太湖、北到淮安的广大地区。这时顾炎武时而化名为蒋山佣，时而化名为顾圭年，时而化名为王伯齐，时而又化名为顾佣，号称“鹰扬弟子”，以商贾为业，到处结交豪杰之士。至于他谋划些什么，从现有历史的记载中，很难找到十分明确的答案。而从这一时期顾炎武的有关诗作中，则可以看出他的确在从事反清的秘密活动。如《出郭》诗：“出郭初投饭店，入城复到茶庵。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三亭之南。相逢问我名姓，资中故王大夫。此时不用便了，只须自出提酤。”这明显是一首记叙与人接头的诗，来人“待我三亭之南”，“相逢问我名姓”，可见来者为素昧平生之人。来者何人？王遽常先生说：“王稽云云，当有所托。疑南阳当有使至。”顾炎武回答来人，自称“资中顾王大夫”，乃是他此时的化名。其《赠邬处士继思》诗云：“去去复栖栖，河东王伯齐。”可见他此时正化名王伯齐从事反清的秘密活动。顾炎武又有《旅中》诗一首，作于告别南明使者之后。从诗中所描写的情形看，他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南下投奔远在广西的南明永历帝。所谓“愁人独远征”、“浦雁先秋到”、“买臣将五十，何处谒承明”，都说明了他此次远行的目的是投奔南明政权。然而却终因关山险阻、途中遭遇抢劫以及患病等原因而未能到达，不得不重新回到江淮一带活动。

远游之想初萌。顺治五年（1648）秋，顾炎武再抵太湖洞庭山，写下《偶来》诗一首。该诗虽然仅仅8句，但是却道出了抗清斗争失败，旧友死难离散后，顾炎武在坚守初志与隐遁不出之间痛苦抉择的心境。诗云：“偶来湖上已三秋，便可栖迟老一丘。赤米白盐犹自足，青山绿野故无求。柴车向夕逢元亮，款段乘春遇少游。鸟兽同群终不忍，辙环非是为身谋。”诗末二句，最令人玩味，从中可看出顾炎武的连年奔走，断非为一己谋求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决计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辄环四方。迄于是年冬，顾炎武依然客居太湖洞庭山。他在此时所写《将远行作》一诗，更将远游四方的想法倾吐而出。

既有远游之想，且已北上京口，为什么到底未能成为现实？据陈祖武先生考证，直至顺治五年（1648）冬，顾炎武依然蓄发不剃。远游之想不能成为现实，这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南明弘光政权覆亡之后，清廷严颁剃发令，视剃发与否为对其顺逆的标志。面对民族高压，蓄发不剃亦是一时士大夫彰明志节的象征，因之而有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当时反剃发斗争已告失败，现实不可逆转，从俗剃发遂成大势所趋。

置身如此严酷的现实，顾炎武蓄发不剃，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耿然志节，实不愧握发死难者的壮烈。然而既然先前数年的四方奔走，皆“非是为身谋”，其抱负乃在天下兴亡，志存高远，因之从俗剃发以便继续其执著追求，就成为顾炎武的唯一选择。

顺治七年（1650），顾炎武含恨剃发，时年38岁。是年，顾炎武写下《剪发》诗一首。诗中，顾炎武把蓄发数年的艰辛，被迫剃发的苦楚，一一委婉道出。窥诸顾炎武诗意，他之被迫剃发，实出万不得已。既不屑苟且偷生，又不可引颈受屠，为了实现久蓄胸中的四方之志，只好忍辱负重。故而该诗结句，顾炎武以东汉邓禹自况，将胸臆抒发而出。据《后汉书》之《邓禹传》载，邓禹早年，负笈长安，时光武帝刘秀亦游学京师。“禹虽年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及汉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刘秀中兴汉室，功垂史册，邓禹杖策追随，亦成佳话。可见顾炎武先前之连年奔走，如今之被迫剃发，皆意在寻觅光武帝般的中兴英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孜孜求索。惟其如此，所以顾炎武在同年所写的《秀州》诗中，又引东汉马援比况，再抒胸臆。他说：“将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复念少游言，凭高一凄恻。”诗中所言马援边郡田牧及马少游事，皆见《后汉书》之《马援传》。据该传记载，马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西汉末，亡命北地，后即“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光武中兴，建武十七年，受命率军南征交趾。十九年凯旋，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置酒肉犒劳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款段：马行迟缓的样子），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至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马援夙志如此，马少游言如彼，顾炎武之比况马援，本志向相同使然。而马援率师南征，身处危境而念及少游言，亦人之常情。顾炎武此时之遭际，与马援彼时之困境，实多有相似之处，故而凄恻之感油然漾出，也是很自然之事。顾诗若此，顾文亦然。顾炎武对于此次剃发，看得很重，以致终身不忘，耿耿于怀。康熙十三年（1674），他为早年在常熟水乡比邻而居的陈梅撰墓志铭，引陈氏痛诉被迫剃发云：“吾年六十有六矣，不幸遭此大变，不能效徐生绝脰之节，将从众翦发。念余年无几，当实之于棺，与我俱葬耳。”康熙十七年（1678），顾炎武致书潘耒。再及陈梅孙芳绩蓄发不剃事，他说：“昔有陈亮工者，与吾同居荒村，坚守毛发，历四五年，莫不怜其志节。”假述陈梅祖孙之被迫剃发而申己痛，顾炎武为文真意，实寓于此。

在被迫剃发后的二三年间，顾炎武一改先前的潜踪息影，混迹商贾，往来通衢，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大江南北。顺治八年（1651）二月，顾炎武北抵南京，拜谒明太祖朱元璋陵。时值天雨，未得进入陵园，遥为凭吊，不胜今昔之感。

八月，顾炎武离开南京，渡江北上，抵达淮安。顾炎武此次淮上之行，当系应友人万寿琪所邀。寿祺长炎武10岁，字年少，一字介若，又字内景，徐州人。明崇祯年间举人。南明弘光政权亡，与江南义士起兵抗清。太湖兵败被捕，后幸得营救北归，遂祝发为僧，隐居淮上清江浦。清江浦地处南北水陆枢纽，为南京江北咽喉重地。(www.xing528.com)

在淮安，有两位著名的抗清志士，一位是阎尔梅，一位是万寿祺，他们二人都参加了抗清的武装斗争。万寿祺在江南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宁可削发为僧，也不愿剃去前额的头发而留一条象征民族耻辱的辫子。而这年春天，当他在南京见到顾炎武时，顾炎武竟然“割发变容像”、“抱布为商贾”了，这使得万寿祺大惑不解。经夏复历秋，顾炎武又抱着从常熟唐市贩来的布匹到淮上与万寿祺相见，更令万寿祺觉得十分蹊跷。尤其不可思议的是顾炎武竟“与监门屠狗者为伍”，即结交下层社会的豪侠之士。经过一番交谈，万寿祺心中的疑惑才涣然冰释。顾炎武亦有《赠万举人寿祺》诗，诗中“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一联，是十分明确地委托万寿祺为之了解北方的情况，侦视清廷的动向；而“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两句，则表现了对未来民族复兴的憧憬和希望。两年后（1653），顾炎武又介绍归庄到万寿祺家中做“家庭教师”，作《送归高士之淮上》诗，对他此行寄予厚望。顾炎武与万寿祺交情甚笃，万寿祺在淮阴去世时，顾炎武“素车白马，走九百里，哭万年少”。而归庄所写《哭万年少五首》则倾诉了二人的共同心声。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隆武立于福州，大学士路振飞荐炎武为兵部主事。此后四五年间，尝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盖受振飞命，纠合徐淮豪杰。当年路振飞巡抚淮扬，曾经团练乡兵，得两淮间劲卒数万，后为刘泽清遣散。炎武实倚万寿祺为东道主人，每从淮上归来，必诣洞庭向振飞之子泽溥报告情况。归庄在万寿祺家名为家庭教师，实际上是代顾炎武做联络工作。王遽常先生对此作了考证，指出：归庄《与蒋路然书》云“弟自渡江抵淮，主年少家。千里授经，豪士气短。所幸主人是我辈人，可与共商天下事耳”。可见，《清诗纪事初编》说的话是有根据的。

顺治八九年间，顾炎武的北上清江浦，同万寿祺的往还，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经历。万寿祺生前，顾炎武既视之为“当代才”，尤以“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相推许；闻其病逝，又长途跋涉，专程吊唁。可见顾、万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至于归庄之继顾炎武而渡江北上，拟或就是顾炎武向万寿祺介绍。归庄与万寿祺一见如故，生而推为盟主，死而为天下恸哭，更非寻常交友可比。陈祖武认为，顾、归二人此时往还淮上，非同寻常漫游访友，或当另有所谋。只是年代久远，文献无证，其真相未得其详。他日若有相关史料爬梳而出，此一揣测之确否或可得以澄清。因此，关于顾炎武此数年间，乃至其后一段时间的若干往还及其真实目的，似以存疑为宜。

尽管如此，顾炎武奔走大江南北之非同寻常漫游，如下几点可资证明。一是屡谒明孝陵。顺治八年（1651）至顺治十年（1653）间，顾炎武曾经三谒孝陵。顺治八年（1651）二月初谒，未得入园，仅得陵外遥拜。顺治十年（1653）二月再谒，亦未得一一瞻仰。据已故王冀民先生考证：“今春再谒，入园矣，似未登殿。”同年十月三谒，此次逗留时间最长，考察最细，故谒后留有图一幅、诗一首、序一篇。二是积极同明遗民频繁往还。仅据《亭林诗集》所记载，顺治八年（1651）至顺治十年（1653）间，同顾炎武往还的明遗民，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万寿祺、顾存愉、路泽溥、朱四辅、邬继思、杨永言、归庄、刘永锡、郝太极等9人。其中，除万寿祺、归庄外，最值得注意的当为路泽溥。在此三年间，顾炎武诗集记与他人往还诗皆一首，唯独路泽溥则是两首。路则溥，字苏生，河北广平曲州人，系南明隆武政权重臣路振飞之子。振飞有3子，长子路泽溥，次子路泽淳，三子路泽浓，唐王赐名太平。隆武立国，路泽溥官中书舍人。父亡，迎柩粤中。后奉母寄居太湖东洞庭山。顺治九年（1652），顾炎武在苏州与路泽溥相逢，曾赋诗赠路泽溥。顺治十年（1653）正月，顾炎武应约入太湖访路泽溥。在路泽溥家里，顾炎武得以看到路振飞生前主持编制的隆武四年《大统历》。睹物思人，宛若与隆武君臣相聚一堂。物换星移，江山已改，天下兴亡在顾炎武心中激起的波澜，显然远未平复。三是始终关心湘黔战局。顺治八年（1651）前后，是南明永历政权同大西农民军实现联合抗清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两广已为清军所有，永历政权西遁云贵，被迫封大西统帅孙可望为秦王。顺治八年（1651）四月，孙可望命冯双礼部由黔入湘，连创湘西清军。翌年四月，李定国部移师东进，与冯双礼部形成夹攻态势。湖南清军屡遭重创，数十州县纷纷为大西、南明联军所有。六月，李定国挥师南下，直逼广西桂林。七月初四城破，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

西南战局的进展，远在江南的顾炎武亦知之甚确。捷报传来，他以《传闻》为题，欣然成诗二首。

《传闻》诗写于顺治九年（1652）冬，距孔有德自焚桂林仅数月。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顾炎武如此准确的获知前方战况，实非易事，恐怕或有专门联络通道。至于这一渠道的存在与否，以及具体情况，史料无证，只好存疑。然而于此正说明顾炎武此数年间的南北奔走，绝非漫游，当另有所谋。否则既已剃发，远游障碍排除，何以又徘徊大江南北，迟迟不付诸实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