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转型时代，矛盾重重的成果

既然晚明中国社会是如此富于新兴气象，早期市民阶层和先进的中国知识界是如此意气风发，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晚明的社会大动乱和以清代明的历史悲剧？这是当年顾炎武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总结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时所不能不认真正视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的矛盾。但在明末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又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一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矛盾。晚明中国社会流行的“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为统治者所接受，并通过实行变实物赋税和劳役赋税为货币赋税的“一条鞭法”改革、“以银代差”的匠籍制度改革以及开放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等等，而使得古老的中国开始走上了具有近代性的改革开放之路，以至于被反动派称为“今人立法，厚末抑本”；但在政治领域，面对“无官不盗窃，无守不赂遗”的严重制度性腐败，政治改革却一直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晚明中国的政治领域没有一点新兴气象。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的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万历邸钞》始于万历元年（1573），止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是时人从明朝的官方报纸——朝廷通政司所办的《邸报》上抄录下来的，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活动、皇室动态、皇帝诏谕、官员升迁罢黜）、经济报道（国库和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情况）、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各地民变等）的报道、社会新闻、时事评论之外，更重要的是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对朝廷弊政和官场黑暗的揭露等等。尤为令人瞩目的是《邸报》上所刊登的大量的直接批评皇帝本人的言论：如赵志皋的论“国是五难”，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失人君之职”等等。明朝的报纸，除了官办的《邸报》以外，还有大量的民间报纸。这些民办的报纸，也是在隆庆、万历年间诞生的。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一中所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的“报房”，沈榜《宛署杂记》中所说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市井百行之一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所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大量民间报人的存在等等，都证明了晚明中国已经有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独立的民间自由媒体。虽然这一很高程度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的状况在天启年间阉党专权的几年受到了扼杀，但崇祯皇帝朱由检一举粉碎了阉党政治集团、实现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社会在言论自由方面又重新恢复到万历年间的状况。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对军事报道要注意防止泄露国家机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更多的限制，而且还十分明确地确立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政治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仅有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开明专制，这种开明专制的统治已经不能解决晚明严重的社会危机了。对于病入膏肓的制度性腐败，崇祯皇帝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不仅一切政治运作率循旧章，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党社运动更是疑忌重重。似乎可以说，明王朝用一只手将中国推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已经没有能力用另一只手来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了。这种状况的继续，终于导致了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明朝的灭亡和先进的汉民族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历史悲剧。

在晚明的七、八十年间，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家试图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推行一些触及制度层面改革。如隆庆年间中国改革的先驱者海瑞以及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但都无济于事，很快使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二是改革与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矛盾。晚明史证明，要解决皇权和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同时也解决新兴的工商业经济与专制制度的矛盾，就必须切实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而张居正在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改革成就之所以不能巩固，张居正以后一切改革的建议都被束之高阁，就在于官僚士大夫集团对改革的抵制。而抵制改革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

然而，吊诡而又发人深省的是，将试图为改革奠定意识形态基础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何心隐和李贽——迫害致死的，恰恰不是最反动最顽固的反改革派，而是主张改革的一度当政的人们：何心隐是张居正授意通缉的要犯，于万历七年（1579）被害于武昌；李贽被代表东南工商业者利益的早期东林党人张问达、冯琦弹劾，于万历三十年（1602）死于皇城狱中。(www.xing528.com)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不可思议的悲剧？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之悲剧，而且是当时中国社会时代之悲剧。问题还在于意识形态上，出在统治阶级的短视的实干家与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矛盾上。马克思说得好，统治阶级的短视的实干家与有远见的思想家的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

三是东西部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明王朝来说，同样是致命的。一个被裁撤下岗的驿卒居然能够率领中西部的百万农民攻进北京，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可见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何等地步！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固然由来已久。但到了崇祯初年，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差。与江南和东南沿海一派烟柳繁华的景象相比，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则出现了另一番惨不忍睹之景象。特别是陕西、河南，本来经济发展就严重滞后，许多地方的民众连温饱问题都不得解决。加上连年饥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们吃完了树皮、草根就“掘山中石块而食”。吃石块会导致腹胀下坠而死，于是人们便“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熏天”。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仍在严为催科。于是，饥荒中的幸存者们只有逃命，“此处逃之彼，彼处复逃至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于秦中矣”。

然而，在表面上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后面，隐藏着的仍然是皇权和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要维持帝国之稳定，必须从解决皇权和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着手。皇帝骄奢淫欲，宫女万计，太监十几万，宫廷开支太大，难道就不能来一次大裁减吗？皇帝不肯。为什么？这是传统，儒家礼教说“是之谓盛德”。如果要标榜节俭，也不过是减少一些宫廷开支，如皇帝的膳食费、宫女的脂粉费而已。让官僚们把自家养的“一队妖娆”的钱拿出来如何？让他们把大吃大喝的钱拿出来如何？让他们把大修园林宅地的钱拿出来如何？裁撤掉专门为官员服务、负责“三陪”、“四陪”的身隶乐籍的庞大的官妓队伍如何？这总不至于影响发达地区的繁荣吧！然而也做不到，因为传统如此。而且这一切都可以从圣贤书里找到依据。况且自古以来，“国制不废女乐”，一切都已成定制。要官僚们稍稍放弃一点特权，做不到。

四是民族矛盾，即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另立朝廷、分裂国土、并实行民族征服政策的满族军事贵族的矛盾。以清代明的民族危机，早在万历年间就开始酝酿。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我国东北建州卫的女真部落趁着万历皇帝日益昏庸的机会，悄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居然干起了分裂明朝国土的勾当，建国号为“金”，建元“天命”，不仅分裂明朝的大片国土而俨然成为一主权独立国家，而且其妄称“天命”亦已表明其志在取明王朝而代之的野心。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所谓“七大恨”伐明，在短短3年内占领了除辽西以外的东北广大地区，使大量汉族人民沦为农奴，并且继续不断地以武力来破坏汉族人民的和平生活。民族矛盾从此上升为主要矛盾。

汉族人民反对国家分裂、捍卫国家尊严、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的民族保卫战争，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质。从经济上看，满族实行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远比汉民族落后；从政治上看，分裂国家，并以武力屠杀汉族人民，更是不可容忍的滔天罪行。天启六年（1626），明朝军队取得了举世震惊的宁远之战的伟大胜利，使分裂国土的后金皇帝受重伤逃归而死；次年又获得宁锦大捷，使皇太极大败而逃。但满族的军事贵族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分裂国家、并伺机趁火打劫抢夺天下的罪恶野心。崇祯年间，后金军队曾3次绕道进入关内，在河北、山东境内大肆烧杀抢掠，除了抢劫粮食和财富以外，还把大量汉族人民掳掠到关外去给他们当奴隶。只是由于明王朝仍以重兵镇守山海关，满清军事贵族一时还难以实现其民族征服、取明王朝而代之的野心。直至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城以后，信守“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政治哲学的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由此才酿成了中夏亡国267年的惨祸。

清军入关后，汉族人民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民族保卫战争。满清军事贵族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对汉民族的征服，完全不是由于其“得人心”，而是完全靠血腥的杀戮。在清军南下攻城掠地的过程中，凡遇抵抗，一旦城池被破，就要将这一城池的人民全部杀光。“扬州十日”，被屠杀的汉族人民多达80万人，接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3倍；“嘉定三屠”，以及江阴、昆山、广州、大同等地的屠城，被屠杀的汉族人民少说也有几百万，更不用说满清军队从东北南下途中的疯狂杀戮了。康熙皇帝镇压南方汉族人民的反抗，又再一次重演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的暴行，南方各省的汉族男子被大量屠杀，而扬州和南京的街市竟成了八旗兵丁把南方各省的妇女当做“羊豕”一般贩卖的人肉市场。面对如此野蛮的民族征服，一个民族如果不想完全灭种，就不可能长期公开地抵抗下去。这就是满清统治得以巩固的根本原因。

以清代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边疆民族征服了综合国力相当于它十倍、百倍的先进的汉民族。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促使先进的汉民族人们深刻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亡国的历史悲剧？顾炎武在32岁前，亲身感受到明王朝的制度性腐败的政治氛围，亲眼目睹了苏州人民阻止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亲身参加了复社志士们的政治活动；32岁后的顾炎武，几乎与汉族人民长达四十余年的民族保卫战争相始终。对于晚明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矛盾、改革与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汉族人民与满清奴隶主军事贵族的矛盾，顾炎武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深刻体验；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正是时代向顾炎武等一批早期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时代呼唤思想巨人。正是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使顾炎武成为晚明社会改革思潮和学术思潮的总结者，成为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一代继往开来的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