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于海内，得气之先-顾炎武的思想传世

晚明中国最新锐的学术思潮，无论是注重科学实证和“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思潮，还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的“实学”思潮，江南学者都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晚明中国从理学向朴学的学术范式的转换，也是江南学者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之于海内，盖所谓得气之先者也”。

在明代以后的江南，先后诞生了一大批富于社会批判精神、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著名学者。较早的是松江名士何良俊、太仓名士王世贞、昆山名士归有光、南京学坛领袖焦竑、接踵而来的是无锡顾宪成、常州高攀龙等东林名士，还有会通中西的大科学家、上海人徐光启，终身从事地理考察的探险家、江阴人徐霞客，“文坛宗盟五十年”的常熟名士钱谦益，以及与顾炎武同时、但却比顾炎武更早出名的松江名士陈子龙、徐孚远、李雯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都是素有“吴中名区”之称的昆山一带的人，从归有光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到东林党人政治性的结社讲学活动，再到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从徐光启倡导会通中西、经世致用的“真才实学”，到钱谦益创立的“通经致用”的虞山之学，再到陈子龙主持编纂《皇明经世文编》，思想文化界的新思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更有公然以“异端”自居的李贽讲学于白下，浮海而来的利玛窦传新知于金陵，湖广名士袁宏道倡“性灵说”于苏州，为江南社会的新思潮推波助澜。

从学术变迁的大势看，阳明心学的勃兴实为传统学术蜕变的一大契机。经过了几百年“述朱”时期的程朱理学，到了明代中叶，已经了无生气。王阳明看到了几百年的理学统治，已经弄得“世人作伪得惯”、“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垂绝之时”，于是打破理学教条的束缚就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理学的根本弊病是“伪”，讲那“存天理，灭人欲”的苛刻的不近人情的道德，强迫人们遵行，于是要弥合外在的道德律令与主体行为之间的矛盾，就惟有作伪一途。王阳明痛恶伪，他要提倡真，所以反对外在的束缚而诉诸主体的自觉意识。为了激发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他大讲“学贵自得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讲“五经亦只是史”，五经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对于《五经》、孔子的迷信尚可破除，对于程朱理学的迷信就更不在话下了：“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他的学说一发表，立即起到了“烈耀破迷，震霆启昧”的作用。阳明去世后，其学派急剧分化，经过王艮、王畿、罗汝芳、何心隐、颜山农等人的发展，到了李贽，终于形成了“掀翻天地”，“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早期启蒙思想。

在这奋力冲破囚缚的时代，又是“恶劣的情欲”充当历史前进杠杆的时代。于是，历史和伦理的矛盾凸现出来。作为王阳明三传弟子的顾宪成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矛盾，他看到了“阳明先生开发有余而收束不足”，亦看到了泰州学派“任自然而藐兢业”，何心隐以“利欲”鼓动得人，以及李贽的自由放任主义等等都不免有其弊病，因而“不能无遗虑”，不能不有所批评。但从论学宗旨看，东林学派更主要的是要矫正江右王门学派的弊病，反对空谈性命，主张学者要关心现实政治和国计民生。顾宪成肯定王阳明学说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对其流弊却深致不满。他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天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空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他说：“以考亭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为宗，其弊也荡。”“拘者人情所厌”，但“与其荡也宁拘”。东林党人对学者空谈心性的学风深为不满，顾宪成批评当时的道学家们，说他们“山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业，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认为只知空谈心性的道学家不属于君子之列。而道学之末流讲学，更从心性空谈堕落到了只讲庸俗的人生哲学：“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针对这种腐朽的学风，东林党人主张学者当“以天下为己任，视天下安危为安危”。高攀龙述其要旨时说：“百年前，宗文清（即薛瑄——引者）者多；百年后，宗文成（即王阳明——引者）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返之于实。”东林学派的论学宗旨把“由虚返实”与所谓“由王返朱”联系起来，特别是顾宪成之所谓“与其荡也宁拘”的观点，也在顾炎武的思想中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然而，晚明思潮的变迁，早就不是传统的“程朱陆王之辨”的门面肤谈所能包举和涵盖的了。这是一个“辞藻胜过内容”的时代，无论思想家们打的是什么旗号，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这“德性”和“问学”的内容实在都已大不同于昔。例如罗钦顺力辨王阳明之所谓“朱子晚年定论”之是非，人们以为他是尊朱，然而，他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大讲“气质之性”一元性，所以黄宗羲说“整庵（罗钦顺）之论理气，专攻朱子，理气乃其主脑，则非其派下明矣！”顾宪成虽欲矫王学末流之弊，但却十分推崇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其意最为精密”。所以，黄宗羲说：“若使阳明之学可疑，则泾阳（顾宪成）皆可以疑矣！”正是由于王阳明学说所具有的思想解放的意义，所以晚明的学者们才能突破程朱理学的束缚，也包括突破陆王心学的束缚，纷纷自出手眼，独标新意，不仅在思想上充当新时代思潮的代言人，而且在学术上开创出重实际、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新学风。

研究新兴质测之学的科学思想。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预示着一个“天工开物”的新时代行将来临。16-18世纪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学者，以朦胧的历史自觉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他们冲破儒家道统、象数迷信的束缚，掀起了一股研究新兴质测之学的潮流。以李时珍、朱载堉、徐霞客、徐光启、李之藻、王徵、宋应星、方以智等人为代表，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潜心开拓，做出了许多与传统迥异、而与现代人的思想方法大致相同的新建树。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粲然成为独立的学科。自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以后，大量的科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产生了朱载堉的《律历融通》、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译著《几何原本》，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之藻的《寰容较义》和《同文算指》，王徵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和《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梅文鼎的《勿庵历算全书》29种、王锡阐的《晓庵新法》等一大批科学著作。他们的科学思想和由此带来的中国哲学的新突破，遂成为16-18世纪中国文化中最具现代性的因素之一。在晚明的科学思潮中，江南学者徐光启、李之藻乃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人物。

最先表彰李时珍之科学成就的是江南学者王世贞。王世贞虽然主要是一位文学家，但却具有对于新生事物的敏感性。李时珍努力使中医学摆脱道教束缚，注重科学实证，且重视“明变求因”，以求“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竭毕生之精力而著《本草纲目》。王世贞发现了李时珍，欣然为《本草纲目》一书作序，使该书得以问世。在该书序言中，他不禁盛赞李时珍为“北斗以南第一人”，而且称赞该书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众所周知，宋明理学所讲的性理，是道德形上学的“性理”，而不是自然事物的性理；宋明理学所讲的“格物”，格的是伦理之物，而不是格自然之物；可是王世贞则公认宣称《本草纲目》能得“性理之精微”，称之为“格物之通典”，悄悄地改变了传统的“性理”和“格物致知”论的内涵。可见，在王世贞的思想中，无论是“格物”的“物”还是“致知”的“知”，其所指的对象都已完全不同于往古。这正是感觉敏锐的江南学者已经意识到的变化已不同于既往的表现。

更有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启蒙学者，冲决传统的“夷夏之大防”，打破民族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以谦虚而诚挚的态度去学习西方传入的新知识。徐光启提出对西学要“虚心扬榷”、“拱受其成”，李之藻认为“宇宙公理非一身一家之私物”，他们都把西学、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看作是与“土苴天下之实事”的道学玄谈和“谬言数有神理”的象数迷信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开始打破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产生了“精通一艺即可达于不朽”的新观念，技术科学蔚然兴起。徐光启亲自从事农学、天文仪器及火炮制造等各种科学实验活动，并且提出了在中国发展10项技术科学事业的计划。李天经在续成《崇祯历书》以后，又向朝廷提出了译述西洋工矿书籍的建议。黄宗羲更明确地提出要奖励研究“绝学”，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纳入国家取士的范围。正是在这种科学研究勃兴的背景下，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方以智把“质测”列为与“通几”和“宰理”并列的三大学术门类之一，王夫之亦称自然科学为“专家之学”。

在西方，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它第一次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的现象、本质和规律可以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同样，在中国的晚明，也产生了“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似乎可以把这一科学的思想方法看作是16-18世纪中国科学思想的核心，是这一时期科学思想中最具现代性的因素。这一科学方法不是舶来品，它在利玛窦来华（1582）和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之前就已在本土产生。但这一科学方法真正得以推广，却是在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以后。徐光启认为，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为狭隘的经验论所束缚，“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运用几何学方法的西方自然科学却能“一一从其所以然处指示确然不易之理”。他从数学和天文学等方面论证了他的上述观点，强调“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而其方法论精髓正在于“一议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与徐光启同时和稍后，李之藻、李天经、王徵等皆为宣传“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而不遗余力。顾炎武也认为：“若历法，则古人不及近代之密。”他充分肯定了天文历算之学的价值和意义，自称“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在晚明的江南，还有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就是举世闻名的徐霞客。徐霞客蔑视科举功名，冲破“谶纬术数家言”及“昔人志星官舆地”的“承袭附会”之说，为纠正古地理书之谬误而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的地理学考察，“以生命游”，“以性灵游”，“直抉鸿蒙来未凿之窍”，为科学的地理学研究献出了整个生命。他的《徐霞客游记》一书，得到了钱谦益等一大批江南学者的热烈表彰。

从理学到朴学的学术范式的转换。与面向自然、研究新兴质测之学的潮流并行，学术界亦出现了一股研究朴学的潮流，以杨慎、胡应麟、焦竑和福建学者陈第等人为代表。清代乾嘉年间达于极盛的朴学，实以中晚明学者的朴学研究为滥觞。这一研究朴学的潮流，与研究新兴质测之学的潮流一样，赋予了古老的“格物致知”说以科学的知性精神的崭新特征。

杨慎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气质，使他在人格修养上以阳明学为“高”，以程朱理学为“卑”，但他对当时的王学学者和程朱派学者的学风都很不满：他既反对程朱后学“陈陈相因”；也反对王学末流的“渐进清谈，随流禅学”，转而推崇先秦诸子及汉唐诸儒，预示并开启了清代学者的致思倾向。在谪居云南的漫长岁月里，他广泛接触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从而把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和《易经》的起源放到特定的背景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去加以考察，提出了许多具有启迪性建议的见解，开创了研究原始观念和中华文化起源的新思路。他更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考察，得出了历史进化的结论。他把博览群书、取其精粹看作是考据的基本功，把求职看作是由博返约的过程，如同经过各种程序的炼制而使乳汁变为醍醐一样。后来陈子龙讲“采木于山，探珠于渊”，顾炎武讲“采山之铜”，皆滥觞于此。此外，他还独具只眼地指出旧史书有不少记载前后矛盾，不可尽信；后世多以官修史书证笔记小说之误，殊不知笔记小说亦可以正官修正史之误等等。这些观点，皆发清代考据学之先声。

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南京学坛领袖、被李贽引为知己的焦竑，是晚明考据学最热心的提倡者。他不仅自己从事古代文字音韵学的研究，而且致力于整理、刊刻前辈朴学家杨慎的著作，表彰陈第的音韵学研究。焦竑和陈第在古音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在于他们共同创立了以“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科学方法。焦竑和陈第之所以从事古音考据，不仅是为了让学者们读书不要读错字，更重要的是为了以真知去排击唐宋以来、尤其是宋儒的经学。焦竑和陈第都想证明，宋儒连古经的很多字都不认得，能得“圣人之玄解”吗？以考据学为思想解放的工具，实在是晚明学者的一大发明，不仅使晚明思想界更显辉煌，而且为清代考据学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与焦竑和陈第从事古音考据学差不多同时，有胡应麟作《四部正讹》，对古书辨伪方法作了全面的探索和系统的总结，详细论证了伪书的类型、产生的原因以及历代学者作伪的各种手法。梅鷟作《尚书考异》，为论证《古书尚书》乃晋人伪作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其中对顾炎武影响最大的是焦竑和陈第的音韵学研究，尤其是他们在古音学研究领域共同提倡的“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科学方法。

文学革新的思潮。晚明的文学革新思潮是从归有光开始的。归有光（1507-1571），昆山人，是顾炎武好友归庄的曾祖父。针对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文风，归有光指出：“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承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他以一个举子的身份公然面斥俨然一代文宗的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为“庸妄巨子”，王世贞辩解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回答说：“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归有光为文自发机杼，独抒胸臆，不事雕琢，“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澹荡不收之音”，作诗亦“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颇有雅量的王世贞终亦心服归文的造诣，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世名家矣”。清代史学家王鸣盛高度评价了归有光在明代文坛上开风气之先的地位。与归有光差不多同时的江南著名文学家徐渭，也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位强有力的推动者。

文学革新思潮在江南达到高峰，是在李贽提出“童心说”以后、袁宏道任江南吴县知县的时候。袁宏道既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又在吴县亲身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万历二十四年（1596），也就是他担任吴县知县第二年的春天，他在江南举起了“性灵说”的旗帜，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创作主张。他继承了归有光、徐渭对复古主义文风的批判，把这一批判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并通过这一批判阐明了富于历史感的文学演化论，洋溢着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一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以优劣论也。”他把这一命题概括为两个重要的命题，即：“古之不能为今者，势也”，“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正如后来钱谦益所说：“中郎之论出，王、李（指王世贞和李攀龙——引者）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披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我们从顾炎武的诗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袁宏道的上述观点的影响。

“明经以为世用”的思想学术新路的开启。顾炎武之所以能不囿于东林学派的局限，超越程朱陆王之争，提出以经学代理学的学术宗旨，则不能不归功于吴中名士何良俊、归有光、特别是钱谦益等人的学说所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他们是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的直接先驱。

松江名士何良俊（1506-1572）是较早倡导“明经以为世用”的吴中著名学者。他说：“先儒言经术所以经世务……舍五经而言学，则学非其学矣。今五经具在，而世之学者但欲假此以为富贵之阶梯耳。求其必欲明经以为世用者，能几人哉？”他又说：“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竞。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衅，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土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https://www.xing528.com)

归有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在经学研究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光绪嘉定县志》说：“其学湛深经术，尤精于《易》，古文神似马迁……邑人多从之游，后之通经学古者，源皆出于有光云。”归有光以经学为实学，主张探本溯源，经世致用，既指责朱学的玄言高论，割裂章句，又批评王学的蹈虚空谈，堕入不学。他主张跳出程朱陆王之争的窠臼而返求诸六经，指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其本具于吾心。……六经之言，何其简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效，无怪乎言语之支，而蹊径之旁出也。”归有光论“讲经”和“讲道”之辨，其中似乎就已经隐然蕴含着后来顾炎武所倡导的“经学即理学”的意味。他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又说：“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也。”针对士子们以八股时文为功名利禄之敲门砖而不惜剽剥攘窃、抄袭模拟的恶劣学风，归有光批评说：“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更以通今学古为拙……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才，其于世道，为害不浅。”我们从顾炎武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所作的尖锐批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对归有光的思想的继承。

归有光的学术思想，赖有东林巨子钱谦益的大力推崇而得以弘扬。钱谦益15岁起师事无锡顾宪成，26岁又拜太仓管志道为师，28岁时又在京结识了李贽的弟子“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由此而崇拜李贽，有“龙湖一瓣心香宛在”之说。在出入多家学说的基础上，以“讲求古昔，拨弃俗学”为宗旨，倡导了以“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的江南新学风。钱谦益不仅与归有光的孙子归昌世一起搜集、整理、编辑、刊刻了《震川先生文集》，而且对归有光学术思想给予了大力表彰。“启、祯之交，天下望祀先生（指归有光——引者），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皆由钱谦益发其端。钱谦益的学术思想，对于江南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黄宗羲誉为江南学界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也被顾炎武最好的朋友归庄誉为“除榛莽，塞径窦”，使学界“趋于正道”的一代宗师。其创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深刻反思南宋以来学界之通弊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经学代道学的主张。他说：“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他认为：“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返经而已矣！”明确提出了“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以经学代道学的主张。钱谦益关于经学并无大部头的专门著述，但从他关于一些书籍的序、跋和论学的书信中，仍可窥见其对经学有深湛的研究，对经学发展的脉络了如指掌。《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可以说是代表其经学观点的纲领性之作。在这篇关于经学的著名论文中，他提纲挈领地勾勒了经学以及十三经之传注、笺解、义疏的演变，肯定汉儒治经之踏实，指出宋人治经之流弊：“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实际上则是“扫除章句，而胥归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这里，已明显反映出其扬汉、抑宋的学术倾向。他在该文中还尖锐地讽刺道学：“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他还特别强调“为经足以通理”，这正是顾炎武所谓“经学即理学”之说的先声。

第二，他明确提出了“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的口号，呼唤“自经史古今，以至于礼乐兵刑阴阳律例勾股测望，无所不贯穿”的经世致用之学。他以经学为实学，经史并重，反对理学和八股，批判明代学风中的“经学三谬”和“史学三谬”。他说：“盖经学之谬三：一曰解经之谬。以臆见考《诗》《书》，以杜撰窜三《传》，凿空瞽说，则会稽季氏本为之魁。二曰乱经之谬。石经托之贾逵，诗传拟诸子贡，矫诬乱真，则四明丰氏坊为之魁。三曰侮经之谬。诃《虞书》为俳偶，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鑛为之魁。又论“史学三谬”云：“史学之谬三：一曰读史之谬。目学耳食，踵温陵卓吾之论，而漫无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谬。攘遗拾渖，昉毗陵荆川之集录，而茫无钩贯者是也。三曰作史之谬。不立长编，不起凡例，不谙典要，腐于南城，芜于南浔，踳驳于晋江，以至于盲瞽僭乱，蟪声而蚋鸣者皆是也……凡此诸谬，其病在膏肓腠理，而症结传变，咸著见于文章。”

第三，他提出了“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和全面考察经学源流的学术思路。他认为：“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元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诂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餍而饫之，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抉摘异同，疏通凝滞。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仞可窥，儒先之钤键可得也。”

他以东林巨子、文坛盟主的身份，向着素以感觉敏锐、得风气之先的苏州学者们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在复兴经学方面首先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他说：“吾苏土风清嘉，文学精华，海内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有宋时，天下之立学自吾苏始。而安定之教条，所谓传经谊，信师说者，吾苏土实先被之。近世以来，剿袭谬妄之学，流传四方者，吾苏土应和之最捷。苏之于海内，盖所谓得气之先者也。溯流而穷源，数典而尊祖，邮文词返经术，祢安定而宗周、孔。吾苏之人士，能不首任其责也乎？”他的这一呼吁，得到了江南学者们的热烈响应。

复社的领袖人物张溥、陈子龙都是徐光启的学生，同时也是钱谦益提倡复兴经学的闻风而兴起者。复社的兴起，从思想学术的视角看，乃是继东林之后的又一场儒学革新运动。复社领袖张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以经义取士，可结果却是“椓人持柄”、阉党专权？为什么“析枝舔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他认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俗学”的泛滥，“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从革新儒学入手，“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晚明社会矛盾激化，复社领袖在主张“通经致用”的同时，更注重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问题的解决。而复社领袖在思想学术上的最大作为，就是皇皇五百余卷的《皇明经世文编》的编撰。顾炎武既讲“经学即理学”、更重视“当务之为急”的学风，犹是复社领袖、他早年的亲密朋友陈子龙等人学风的流风余韵。

崇祯十一年（1638），顾炎武26岁之时，陈子龙主持编撰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皇明经世文编》共有九卷序文，分别由方岳贡、张国维、任濬、黄澍、张溥、许誉卿、冯名玠、徐孚远、陈子龙所撰写。他们所做的序文，表达了思想敏锐的江南学者要求扭转空疏学风，开辟重实践、重实际、重实证的学术新风的共同心声。

方岳贡所作的序文，开篇就说：“文章莫尚乎经济矣！”对于《皇明经世文编》给以极高的评价：“览其规画，足以益才智；听其敷奏，足以壮忠怀；考其始终，足以识时变。”

张国维在序言中说：“夫士大夫之学术，至今而不知古，其弊也凡陋；知古而不知今，其弊也迂疏。必欲兼之，则知古易而知今难者。”

任濬在序言中，批评当时的一般士大夫：“豆目不足以研变，苋肠不足以贮理。于是略不能以措治，道不可格君，敷奏则隔靴，诘责则透裘。此非不才不忠之过，而不学之过也。”

许誉清序云：“经世编者，吾郡诸子志在用世，参订往哲，备一代经济之书也。”

冯明玠所作的序文，开篇就呼唤经世之才、经世之识、经世之文，痛斥利禄之徒败坏人才。其言曰：“有经世之才，必济以经世之学；有经世之识，始抒为经世之文。才与学与识兼备而人重焉……才之所以坏，则利禄之途坏之；学与识之所以昏，则利禄之荧昏之。”文章充分肯定了陈子龙等人的“汲汲为救时之用”的学术取向。

陈子龙所作的序文，更明确地提出了学者应研究经世致用之“实学”的主张。其言略云：“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或曰，昔汉东平王求太史公书，而大臣以为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赐诸侯王。今此书多议兵食，论形势，国之大计，何以示人？予曰不然。”

《皇朝经世文编·凡例》该书编撰宗旨云：“儒者幼而志学，长而博综，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末眩瞀，措置乖方，此盖浮文无裨实用，拟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来，如《通典》《通考》，暨奏疏、衍义诸书，允为切要，亦既繁多，乃本朝典故缺焉未陈。其藏之金匮石室者，闻见局促，曾未得睹记。所拜手而献、抵掌而陈者，若左右史所记。小生宿儒，又病于抄撮，不足揄扬盛美，网罗前后。此有志之士，所抚膺而叹也。徐子孚远，陈子子龙，因与徵璧取国朝名臣文集，撷其精英，勒成一书。如采木于山，探珠于渊……志在征实，额曰经世云。”又云：“天下有一定之理，有万变之事。正心诚意之言，亲贤远佞之说，治忽之分，罔不由兹。然义简而直，数语可尽……至于万变之事，代不同制，人各异师，苟非条析讲求，何以规摹得失。若乃方幅之内，或已迂阔见饥；廓落之谈，复以功利相摒；鄙人不敏，敬闻命矣！”

以上论述可以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江南学界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文化氛围，感受到江南学者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这是顾炎武亲身濡染的文化氛围，是滋养、呼唤和造就一代思想学术巨人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