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文气之盛推吾吴

顾炎武生活的苏州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是晚明中国商业、金融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在政治上是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而且也是思想、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它既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最早萌生的地区，也是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地方。这是一片最适宜新思想、新文化生长的沃土。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正是从这一精神的沃土中最先生长出来的。就连在西方汉学界最富盛名的狄百瑞都承认：“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最富有创造力和鼓舞人心的时期”，“是一幅相当生动的论战和学术多样性的图景”。

在观念形态领域，最能反映晚明社会经济基础变动和社会转型时代特色的，有两大社会思潮：一是“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二是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实现“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思想。这两大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几乎都是从江南发端。“今海内文章气谊之盛，恒首推吾吴”，正是当时实情之写照。

“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自16世纪初即已开始在中国酝酿。从王阳明晚年倡“四民平等”说始，迄于明末（17世纪中叶），有汪道昆（1525-1593）鼓吹“良贾何负闳儒”，有何心隐提出“商贾大于农工”说，有李贽抗辩“商贾亦何鄙之有”；有李三才、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和同情东林党人的袁宏道等人为天下商民请命，有东林党人赵南星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说和“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牛车而四方，其本业然也”的工商皆本的看法，有冯应京主张“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有宋应星主张为交换而生产、要求撤除封建关卡以“通商惠民”，还有王徵提出“商人者，财用发生之根本”的鲜明的重商主义命题。百年之中，重商主义的思想交汇迭起，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农立国迈向以工商为本、以工商立国的经济演进的新趋向。

重商主义的思想最初也是从江南发端。王阳明于1525年为弃儒从商的江苏昆山人士方麟写的一篇墓表中，阳明以“托古”的方式，批判了“荣宦游而耻工贾”的儒家传统观念的虚伪性，认为这种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交鹜于利”的结果，宦游者对于“利”的追逐“有甚”于商贾。他所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士与农也”；这些命题所表现的，则是一种新的“四民论”，通过这些命题，他确立了士农工商四民在“有益于生人之道”这一根本点上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稍后，又有江南著名文学家徐渭作《一愚说》，描写了一位弃儒从商的读书人，如何具有远见，讲求诚信，以薄利多销而致富，认为商贾亦可“进于道”，驳斥了传统的“商贾道德卑下”的偏见。

出身于新安商人家庭的著名学者汪道昆（1525-1593），更是明代中叶新兴商人阶层的一个有力的代言人。他从商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贡献、伦理道德以及商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诸方面，推倒了自古以来荣宦游而贱商贾，视商贾为小人以及重农而轻商的传统偏见，为中国的商人做了一篇极大的翻案文章。首先，他认为人或儒或商，不过是各人因其能力之所宜从事的不同职业而已，并没有所谓尊卑贵贱之分。他在《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中说：“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是反而归贾。”各有偏胜，又何贵贱之有！其次，他强调，良贾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贡献并不逊于闳儒，贾为从事文化事业的儒提供物质的基础和支持，此一代人为贾，则彼一代人为儒；彼一代人为儒，则此一代人为贾，不儒则贾，不贾则儒，文化事业亦因此而得以发展：“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再次，从社会道德的观点看，贾亦无负于儒。他驳斥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为卑贱的观点，在《范长君传》中说：“司马氏曰：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则卑之。藉今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最后，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看，贾亦无负于农，对农业与商业应该一视同仁。他认为，儒者所说的先王重农抑商是伪造，是撒谎，先王是既重农又重商的。因此，他反对明王朝重征商税的政策，主张薄征商税，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苏州地区，重商主义的思想尤为深入人心。晚明著名学者朱国桢把商业提高到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认识，他说：“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在顾炎武的好友归庄的心目中，读书人弃儒从商，与投笔从戎一样，都只是人生的职业变化而已，无可非议。他在30岁时所作的《自寿文》中，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时说：“少为士，长为农，儒者而货殖，投笔而执干戈，是为业变。”“儒者而货殖”被看作是一种正当的职业选择。

在晚明朝野上下关于开放海禁问题的争论中，以唐枢、许孚远为代表的一大批江南士大夫和学者都坚决主张开放海禁。唐枢鲜明地提出了与传统的进贡贸易相对立的“华夷同体，有无相通”的近代经济学命题，认为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乃是“理势之所必然”；又以“利之所在，民必趋之”的观念来反对明王朝所实行的海禁政策，认为所谓的“倭寇”之患归根结底乃是由于明王朝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所造成的，只有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才能使“寇”转化为“商”。他的学生许孚远更从解决东南沿海人民的生计问题的视角论述了开放海禁的必要性，反复强调沿海“民业全在舟贩”，“非市舶无以济衣食”，必“以贩海为生”，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无异于阻塞民之生路。

当然，重商主义的思潮并不局限于江南。这一思潮在李贽、冯应京、宋应星、王徵等人的思想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李贽冲破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束缚，不仅为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早期市民阶层争地位，赞扬他们，为他们鸣不平；而且还试图为中国构建一幅市场经济的蓝图。他在给焦竑的信中说：“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他从“人必有私”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满足其物质需要的活动，尤其是“市井小夫”的赢利活动，赞扬他们毫不掩饰其“私”的直率坦诚。中国早期工商业者多由勤俭而致富，李贽对此亦十分赞赏，其说曰：“勤俭致富，不敢安命，今观勤俭之家自见。”赞扬下层民众敢于向命运和贫困挑战，靠诚实劳动和勤俭持家而致富的精神。他公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同情竞争中的强者，为历史上的工商业者中的巨富们辩护。他认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强者弱之归，不归则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则吞之”，称此为“天道”，想治天下的“圣人”就不能违背这一“天道”。这是一种典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主张。

万历时曾任湖广金事的冯应京在《月令广义》中提出了“士农工商各执一业”，“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的观点。在湖广商民反对税监陈奉的斗争中，冯应京旗帜鲜明地站在商民一边，上疏弹劾税监陈奉九大罪，因此而被税监陈奉诬陷入狱。礼部尚书冯琦为他呼吁，说他深得民心。

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亦非常关心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在《野议》中提出了许多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改革税制和繁荣商业的主张。他认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功运旋而出者也”，而“财”“乃通指百货”。自然界蕴藏的财富需要人工来开发，通过发展商业来加以流通。宋应星固然也十分重视发展农业，但他所说的农业已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而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农业，是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重视的农业。农业发展了，商业也就会繁荣起来。同时，他积极主张发展手工业和科学技术，“修明盐铁茶矾”。他敏锐地看到了专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十分愤慨明王朝对工商业者横征暴敛，揭露他们苛捐杂税“加派一不足而二，二不足而三”，“中官王府骚扰又日新而月盛”，乃至在某此地方达到了“搜无可搜，括无可括”的地步。因而他积极地主张改变这种状况，取消专制主义的超经济强制。他提出要将国家的资金拿出来发展生产而不要将民间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收回国库：“酌发内帑，节省无益上供”；同时要统一全国税收制度，取消在各地设置关卡，以便“通商惠民”。他所提出的这些措施，无疑是顺应当时新兴的工商业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明末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王徵明确提出了重商主义的经济主义。王徵一反传统的农本思想，把商业看作是财用发生之根本，是国家财政的生生不绝之源，所以他主张要求国家的富裕，就必须“恤商”，反对专制统治者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对商业的掠夺和榨取。王徵独重商业，而不是将之与农并举，表现了明显的近代“重商主义”倾向。重商主义并非排斥农业和工业，而是要把农业和工业都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工业产品通过商品交换而实现其价值，从这一意义上确实是可以说“商人者，财用发生之根本”的。(www.xing528.com)

在经济思想方面，给予顾炎武的思想以比较直接影响的，还有一位松江华亭的著名学者，此人就是李雯。李雯（1608-1647），只比顾炎武长5岁，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与陈子龙、徐孚远、夏允彝、杜麐徵、彭宾号称“几社六君子”，共同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清军下江南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仅39岁，有《蓼斋集》传世。其《蓼斋集》卷四十三中有《儒蠹》篇，痛斥只知科举功名、不知治国方略的读书人为《儒蠹》，认为只有“明古今之务，察治乱之数，经术之学通于政事”者方称得上是真正的儒者。《蓼斋集》卷四十五中又有《盐策》篇，对如何开放盐禁、实行食盐的自由贸易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李雯的自由经济思想，给予自由贸易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李雯的自由经济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顾炎武，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引证了李雯《盐策》篇的论述。

“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改革思潮。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反内阁派与内阁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争论的问题不仅是国本问题（立皇太子问题）和国防问题，更重要的是依据什么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即“国是”）的问题。东林党人的政治诉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言论自由，二是“以众论定国是”，三是“公天下以选举”。但归结起来，无非是现代民主政治所特别重视的两大环节，即“舆论”与“选举”。

站在东林党人对立面的内阁首辅赵志皋认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问题在于“人心不测，议论横生，摇惑其言，倒置国是”。内阁次辅张位更明确表达了其排斥“众论”的态度：“所谓国是者，是而是焉，可无辩也。有是而似非，有非而似是也。有始是而卒非，有始非终是也。众以为是而莫知其非，众以为非而莫知其是也。”为了防止众论“倒置国是”，张位极力强调政事的最高决定权在皇帝，无论是作为各主管部门的六部，还是九卿科道会议，都无权对政事作出最终决定，而只能把九卿科道会议上的意见上奏皇帝，由皇帝作最终裁定。为了保障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治体制，张位进一步强调要以“纪纲”来统御群僚的必要性。

与内阁派的主张相反，东林党人则极力标榜“天下为公”而揭露内阁派的“一己之私”，主张依靠“众论”来确定国是，甚至认为天下之是非在“愚夫愚妇”，而官僚应该是“愚夫愚妇”的代言人。顾宪成揭露张位的“定国是振纲纪”一疏说：“究竟所谓定国是振纪纲者，不过欲尽锢天下之公；所谓振纪纲者，不过欲恣行一己之私而已。”赵南星更明确地以“众所共以为是”来规定“国是”。在赵南星看来，离开“众论”不会有“国是”，也不能把是否与己意相合作为判断众论的标准，国是应依据众论来确立，即使皇帝也不能仅仅选择众论之中的合吾意者。

缪昌期的说法就更具有民主性。在缪昌期看来，皇帝不能剥夺官员的言论自由，官员也不以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虽然老百姓没有参与国家大事，但他们对政治的是非最有发言权，最终“定天下之是非”的乃是老百姓的言论。由于老百姓不可能直接将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反映到朝廷，所以公卿大夫理应以无私无畏的气概来充当老百姓的政治代言人。

于是，要求广开言路，实行言论自由，也就成为东林党人政治主张中最富于民主色彩的特色。“开言路”不仅仅是要保障朝廷的言官（六科给事中和御史）的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言官以外的一般人民的言论自由。在东林党人看来，朝廷言官是替“愚夫愚妇”陈述意见、反映“公论”的；同时，言官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应受到言官以外的人的舆论制约。因此，东林党人主张，尽量扩大言论的渠道，并且保证言路的畅通无阻。在顾宪成看来，如果一个政府使人不敢讲真话，听不到人民的真正的声音，那么，不仅会导致政治腐败，而且会导致天下大乱。东林党人极力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以社会舆论来干预和左右现实政治。他们明确地把“长安”（指朝廷）与地方、“缙绅之风闻”与“细民之口碑”对立起来，认为真正代表“公论”的，是“地方”、“细民”的舆论。

东林党人主张“公天下以选举”，明确认为朝廷对官员的任用必须依据民间舆论，包括在野政治力量的诉求和民众对官员的看法。万历三十年代，东林党人进行了支持淮抚李三才进入内阁的斗争。针对反东林党人对李三才的攻击，顾宪成指出：“乃漕抚发淮之日，诸父老群呼队拥，相与顶舆号哭不得行。既抵舟，复号哭而随之，相与夺缆不得行，亦以钱买耶？”顾宪成明确认为，对于人物的臧否，必须以“地方”、“细民”的舆论为转移，而不能以朝廷和缙绅的看法为转移。推而广之，对于“天下”、“国家”的是非的判别也是如此。事实上，当时东林党人几乎无处不以“外论”为后盾来对抗“内阁”，借助民间舆论的支持来与执掌朝政的统治者作斗争。

在东林党人反对矿监税使，为早期市民阶层请命，为天下百姓请命的正义呼声中，已开始表现出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先兆，孕育着后来出现的“不以天下私一人”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民主命题的胚芽。顾宪成提出要区别帝王的一家之公与天下之公，认为帝王的一家之公，“就天下看来未离乎私也。”李三才鲜明地提出了“民又君之主”，“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的命题。他引《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句，认为“民虑之于心”、“宣之于口”者就是皇帝必须绝对服从的天意。他认为，《尚书》所说的“天佑下民为之君”，固然是说君主是人民的主人；但《孟子》所说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即得民心者才能为天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民也是君主的主人，“民又君之主也”；也正因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戴才能成其为君主，所以“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按照李三才的逻辑，既然人民也是皇帝的主人，所以当皇帝违背人民的愿望、侵害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也就有权反抗。尽管这一命题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是不便明确提出的，但是，李三才明确地告诉神宗：“人民之离叛”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力量，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正是“百姓不肯朝廷主”，而要行使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的表现。

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得到了许多正直士大夫的认同，万历年间的著名思想家吕坤就是其中之一。吕坤的思想，初步确立了民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他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他认为真理的尊严大于权势：“庙堂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这更是公然为当时正在朝廷上为早期市民阶层的利益而据理力争的东林党人张目，也是对有权就有“理”、权势大于真理的专制传统的公然否定。他认为，对人民采用高压政策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民情甚不可郁也。郁以防水，一决则漂屋推山；炮以郁火，一发则碎石破木。”人民受压迫久了，其反抗的力量就会势不可挡。因此，治天下者应顺从民意，“以天下人行天下事”；“推自然之心，置国然之腹，不恃其顺我者之迹，而欲得其无怨我者之心。”对于明王朝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吕坤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根据当时“农怒于野，商叹于途”的情形，他指出，明王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国势如溃瓜，手一触而流液遍地；民心如实炮，捻一燃而烈焰震天”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肯主动地实行政治改革，那就只能是自取灭亡。

江南作为晚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成为中国社会健康的政治力量向往的地方；而东林党人的领袖人物，也成为众望所归的在野的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