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市民社会的萌芽

顾炎武生活的苏州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同时也是全国的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专制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中国开始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近代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它标志着在中国的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公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不断生长，早期市民阶层与专制制度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明朝对城市工商业的管理，实行“编审行役制”，就是将工商业者强制登录册籍，以便于政府控制其财富、征调其货物、强令其服役，以这种方式来对工商业者实行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不仅如此，贪官污吏还凭借这一制度，以种种名目强令工商业者“捐献”，在官府充当吏胥的各色人等也以各种方式向工商业者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工商业者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便会遭到轻则吊销营业执照、重则逮捕判刑的厄运。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更向全国各地派出了许多太监充当矿监税使，这些矿监税使比普通的贪官污吏更为贪婪，也更为专横暴虐，使工商者们几遭灭顶之灾。早期市民阶层与专制统治者的矛盾空前激化。为了反抗明王朝对城市工商业的压迫和掠夺，万历年间，特别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后，江、浙、湖、广、闽、赣、滇、冀、鲁、豫各省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大小数十次市民暴动，规模最大的有十余万人，他们抗税、罢市、夺矿、怒杀矿监、税使，表现了为维护自身权益斗争的自觉意识和反抗精神。

在早期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中，苏州市民的起义最能体现江南民众的“气谊之盛”，最能体现江南市民阶层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亦最能体现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非凡的道义担当的勇气。这一事实早就为思想敏锐的先觉者们所关注。龚自珍《江左小辨序》云：“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决不能攀跻者。”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了由“机户中佣工织匠”葛成领导、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起义。当时，万历皇帝派太监孙隆担任苏杭织造兼管税务，“苏城各门，门各立税，只鸡束菜，咸不得免”；“凡遇商贾，公行攫取，民不堪命。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税监的所作所为，严重地破坏了苏州的新兴工商业，也严重地威胁着苏州市民、特别是纺织工人们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下，苏州织工在葛成的领导下，自发地组织起来，“矢誓倡仪，不取一钱”，只惩罚那些残民以逞的税官，而保一方之平安。在起义中，市民们处死了孙隆手下的罪大恶极的爪牙，而孙隆则“乘夜急走杭州以避”。随后，他们贴出告示，宣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大事已定，四方之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在官府要对起义的市民实行秋后算账时，葛成又挺身而出，说：“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若（汝）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最后慷慨就义。苏州市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理性精神，与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相比，实在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市民领袖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与鲁迅所批评的“见胜兆就纷纷聚集、见败兆就纷纷逃亡”的人们相比，更不啻霄壤之别。

江南的市民具有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意识和反抗精神，江南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同样具有一致性，具有为民请命的政治参与意识。由于早期市民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与在野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诉求具有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的局面。

东林党主要代表人物的原籍都在商品经济有了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他们中有的人先辈经商，甚至有的本人参与商业活动，如顾宪成的父亲即致力于工商业活动，曾“试为酒人、豆人、饴人、染人，渐能自衣食”，又“再迁泾僦廛于市”。高攀龙的生父兼营高利贷。缪昌期的生父是商品交易的经纪人，李三才在张家湾开设店铺。即使先辈或本人未曾经商者，也与新兴的早期市民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对遭受专制压迫和剥削的市民阶层抱同情的态度，为他们请命，支持他们反对超经济掠夺的斗争。顾宪成和李应升为此都曾先后写信给苏州浒墅关的官吏，呼吁减免商税，为商民鸣不平。顾宪成陈述了小经纪营生和在家门贸易不出40里之内者，也要到关纳税为极不合理，并对税棍借漏税为名擅杀一个只有8两银子本钱的商民赵焕一事十分愤慨，为赵焕呼冤，要求彻查此事，为民除害。李应升在信中更严词批评苏州浒墅关的官吏，指出浒墅关“利在东南西北，而乡民斗争斗粟鱼舟，动遭科迫”，建议他们要“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王纪为北方河间府商贩日稀、民生日乏的情况而大声疾呼，要求减免其重叠小税。叶茂才是东林书院的主讲之一，也是著名的“东林八君子”之一，在他掌管芜湖商关期间，经常放关免税，很受商民爱戴。掌管九江商关的东林党人李守俊也是如此。

万历三十二年（1604），作为在野知识分子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无锡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邀集吴越士人讲学其中。据顾宪成制定的《东林会约》，东林书院采用讲会方式，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会期均为三天。每会推一人为主讲，主讲完毕便相互切磋，共同研究。“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的这副对联，鲜明地道出了东林书院将讲学与评议时政紧密结合的特色。东林讲会，“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遂为天下清议所宗。“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纷纷闻风响附；“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以至“庙堂亦有畏忌”，“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在市民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东林党人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支持淮抚李三才抗议朝廷和江南人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代表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要求。所以，早期市民阶层也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往往依附于东林党人进行斗争。(www.xing528.com)

万历二十四年（1606），明神宗向全国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民间工商业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激起了早期市民阶层的愤怒反抗。为了维护民间工商业者的利益，东林党人纷纷上疏，请罢矿监税使。被浙党目为东林巨魁的淮抚李三才，是最坚决地反对矿监的东林人物。《万历疏钞》卷十九收录反对矿税的上疏19篇。其中李三才有两篇，一篇是《政乱民离目击真切恳乞圣明承天念祖救之水火以自尽君道疏》；一篇是《万民涂炭已极乞赐省览以救天下疏》。在这些上疏中，李三才对上至皇帝、下至巡按百司的专制政治体制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在李三才的带动和影响下，冯琦、胡圻、叶向高、陈于廷、周嘉谟、汪应蛟、王纪、孙玮、李若星、蔡毅中、汤兆京、郭正域、李邦华、姚思仁、徐缙芳、金士衡、萧近高、欧阳东风、姜志礼、余懋衡、曹于汴、邓漠、周起元等东林榜上的著名人物，也都交章谏停矿税，或总论矿税之危害，或分论税监之专横等等。万历四十二年（1614），当时任福州通判的周顺昌上疏弹劾税监高宷，为商民请命。在他要离任时，“士民扳留者数万人，环绕刑署，夜以继日，自府门以达刑署后堂，露宿皆满，惟恐周推官之夙驾也。适奉撤回高宷之旨，始得解”。

天启年间，明王朝的专制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在无耻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下，一个流氓出身的文盲太监魏忠贤和一个皇帝奶妈客氏掌握了朝政。他们依仗着卖身投靠的无耻士大夫的支持，开始血腥镇压东林党人。在东林党人被捕的过程中，激起了江南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愤怒反抗。天启六年（1626），缇骑奉朝廷诏命逮捕周顺昌。缇骑到达苏州后，苏州知识分子杨维斗首先率领士子们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朝廷迫害东林党人。三月十八日，苏州市民万余人聚雨中，高呼为周顺昌申冤。“缇骑见议久不决，手锒铛掷于地，大呼囚安在？众怒忽如山崩潮涌，砉然而登，攀阑折楣，直前奋击。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棘自蔽，众搜捕之，皆捕颡乞命，终无一免者。有蹴以屐齿，齿入其脑立毙。”在苏州市民的抗暴运动中，走在市民队伍最前列的是商人之子颜佩韦、轿夫周文元、搬运工马杰、商人杨念如、经纪人沈扬5人。与此同时，苏州市民们还袭击了前往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缇骑）舟过胥关，方从津吏需索，且从市中强索酒脯，市人亦执而击之，周呼城上曰：‘缇骑复至矣！’众乘势往焚其舟，沉其橐于河。”朝廷派出的缇骑在常州逮捕李应升时，亦激起常州市民的愤怒反抗。据记载：“先是五人奋义日，江阴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观者亦数万。方开读时，有发垂肩者十人，各执短棍直呼：‘入宪署杀魏忠贤校尉！’士民号呼从之。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曰：‘我恨极矣，杀却江南许多好人！’遂从一肥校尉，削蔗刀脔其片肉，掷诸狗前食之。”在苏州和常州所发生的这些“民变”，都不是毫无组织的盲目行动，而是有作为东林党人的支持者的江南读书人积极鼓动和参与，如苏州民变的策动者就是首先率领读书人上街游行示威、后来成为复社著名人物的杨维斗。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相结合，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与专制统治者作斗争，这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一种表现。苏州民变发生时，顾炎武正在苏州应童子试，亲眼目睹了苏州市民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暴斗争。晚年顾炎武在《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一文中，记录了这场事变的全过程。

尽管这些斗争都遭到了朝廷的镇压，被捕的东林党人和市民运动的领袖也都壮烈牺牲了，但却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一页，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色。在领导苏州人民抗暴斗争的5位市民领袖被官府杀害后不久，崇祯皇帝即位，顺应民意，一举粉碎了以魏忠贤、客氏为首的阉党政治集团。苏州人民为5位市民领袖重新修建了坟墓，并在墓前高高地矗立起一座书写着“义风千古”4个大字的石牌坊，复社领袖张溥为他们撰写了《五人墓碑记》。这篇广为传颂的碑记，鲜明地表现了复社志士与早期市民阶层互相支持的关系。他认为，正是由于5位市民领袖领导的苏州百姓的反抗斗争，既阻止了阉党政治集团实现其篡国夺权的阴谋，也为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政治集团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5位市民领袖的英雄事迹还被剧作家李玉写进了剧本《清忠谱》，搬上了江南戏剧的舞台。

由于崇祯皇帝的拨乱反正，江南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再度勃兴，并且规模更大。崇祯初，太仓人张溥、张采，苏州人杨维斗等将原先旨在应付科举考试的“应社”改为以“兴复古学”为名义的复社，会合了大江南北各地的社团，其组织方式是“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一旦有事，则一呼而集，“舟车之会，几遍海内。”从崇祯二年（1629）到崇祯五年（1632），在南京和苏州虎丘共举行过3次大会，到会的才隽之士见于《复社姓氏录》的共二千余人。复社志士以“出处患难，同时同志”相勉。“应怜此朝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忘其身惟取友是亟，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积极投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成员再次聚会南京，公推顾杲、黄宗羲为首，宣布《留都防乱公揭》，共谋驱逐阉党余孽，匡扶正义。中国的早期启蒙学者，几乎都参加了当时的党社运动。清兵南下时，在大江南北领导人民群众武装抗清的，亦多半是党社中人士。

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虽然不断遭到专制统治者的镇压，但也迫使专制统治者向市民阶层作出了某些让步，从而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早期市民阶层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一切上司按临府县公务，取用各色……照时价平买。该房胥役供应，并不用辅行承值。但有仍寻铺行，仍佣团牌……（持）票借用，许诸人首告，差役究，遣官听参。”这一政令的颁布，废止了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并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抗拒专制政府超经济掠夺的维权斗争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