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1]
记得1999年的夏季,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授、民间文艺搜集者李征康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在武当山下发现一个民歌村,他在这个小村子里搜集了大约1500首短歌、15部长歌,要我去看一看。武当山地区十年前曾发现了故事村伍家沟,现在又在同一个地区冒出来一个民歌村,这个消息着实令我高兴。到了9月底,我接到了十堰市所属丹江口市委召开“中国武当民歌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尽管武当是旧游之地,还是依然放下手中正在写作的文稿前去参加。那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会议主办者提供的、由当地搜集者(主要是李征康)在吕家河村搜集的一册传统民歌的打印稿。其中既有抒情的短歌,也有叙事的长歌,而且都有曲调、都能演唱。应邀参加会议的人,来自民俗学、音乐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根据会议提供的材料,大家一致肯定:由于历史(明永乐年间修建武当宫观的各地30万民工流落此地)、地理(地处汉水以北、秦岭以南,十分封闭)、人文(南受楚文化、北受秦文化以及本地道教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影响)等诸种原因,吕家河村的文化积淀极为深厚,能保存下来如此丰富的传统民歌资源,且其曲调的丰富多样,显示出其文化的多源性、兼容性和开放性,在文化学上极富价值。
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组安排下去了吕家河村。这是一个隐藏在武当山后山皱褶里的小山村,道路虽经稍事休整,也还是七拐八弯绕道才能进得去。在村子里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男女村民演唱的各类民歌。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与其说印证了会议研讨的结论,毋宁说是启发了我的思考。古人说的“礼失,求诸于野”,这条有关礼俗和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在这里再次得到了验证。古代中原的若干歌曲及其类型,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在产地中逐渐消失了,被遗忘了。如今,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山村里被保存下来,它们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仅这一点,不是值得我们特别珍重吗?
我对李征康在吕家河村记录的15部长诗特别感兴趣。在会上发言时,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粗浅的见解。我重提胡适先生当年的一个著名论点:“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的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螈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2]对于胡适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大可怀疑。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和叙事诗姑且不谈,近五十年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至少在鄂西北和江南吴语地区两个汉族地区相继搜集到了数量不少的长篇叙事诗。20世纪50年代初,宋祖立、吕庆庚在湖北崇阳、蒲圻一带记录搜集的汉族长篇叙事诗《双舍莲》,长达1500行;同时期还搜集了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诗《钟九闹漕》。钱静人于1952—1953年在江苏南部搜集到一部长达275行的叙事吴歌;到80年代,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又相继搜集出版了《沈七哥》《五姑娘》《孟姜女》《赵圣关》《林氏女望郎》《鲍六姐》等30余部长篇叙事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一书[3]。这说明,汉民族不是不富有叙事传统,而是没有搜集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传承中失传了。如今又在武当山下的吕家河村搜集记录了15部长篇叙事诗,怎能不叫我高兴呢?这15部长诗固然不一定每部都是佳作,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同样我也确信,其中必有好诗在,它们无疑丰富了我国民间叙事文学的宝库。这个事实证明了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那个结论或假设,是证据不足的,应予修正;中国文学史也应该改写。
吕家河的民歌与社会,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和媒体报道的热点。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学者们成立了吕家河村课题组,对刚刚掀开冰山一角的吕家河村的民歌,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他们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这部《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在这部书的作品部分,包括了现在还在口头上流传的千余首、约二十万行各类民歌(包括短歌、长歌和曲调)。这些传统民歌,就其内容而论,反映了明代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和文化传统,除了属于生活民歌、私情民歌类的大量作品外,还有反映了民间信仰的民歌,如哭丧歌、祭祀歌等,也还有相当数量是属于本地文化传统的民歌(如已经失传的武当山莲花落)以及道教色彩较为浓厚的民歌。在吕家河村听当地的男女农民们演唱民歌时,我看到他们用来为长篇诗歌伴奏的打击乐器是用一个支架顶在肚子上的一对小锣鼓,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过这种形制的锣鼓,也没有见过如此演奏,就显然属于当地传统而非外来文化。
吕家河村不过是汉水以北、秦岭以南这个极富独特性的区域文化地图上的一个点。以我粗浅的知识,这里的文化,既受了楚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与楚地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既受秦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不是秦地文化。以吕家河村的民歌为基点,课题组所作的调查和研究,也许是初步的,但它是前无古人也是开启来者的。也许他们还会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的社会研究。不管怎样,这部选集的出版,无论对鄂西北社会、民俗、历史、宗教信仰等文化传统的研究,还是对汉民族文化移动与交融的探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我没有过细研究吕家河村这次民歌田野调查的全过程,但我相信,对在一个村子的范围内流传的民歌作如此全面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的记录民俗学创造了一定的经验。远的没有考证,在我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四十多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类似的个案调查研究,曾经有过一例,即1959年5月,北京的学者路工、张紫晨与江苏省的学者周正良、钟兆锦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江苏省常熟县白茆村民歌的调查,并出版过一本《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遗憾的是,那次调查的重点是新民歌,虽然也涉及民歌的历史传统,但难免受当时流行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毕竟有失片面。[4]而今天对吕家河村民歌的调查,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所做的一次全面的历史的调查,不仅资料搜罗全面宏富,指导方针也是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我希望这次田野调查的成果,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所获得的资料,能为中国记录民俗学提供科学的、翔实的资料。
记录民俗学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钟敬文先生在阐述民俗学的结构体系时说,中国的民俗学应由三个子学科组成,即: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即通常所说的民俗志学)和历史民俗学。[5]对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的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来说,这三个子学科当然是缺一不可的。钟先生把理论民俗学放在了第一位、把记录民俗学放在了第二位,其实理论民俗学与记录民俗学是相互依存的。诚然,理论民俗学是重要的,没有理论体系的民俗学,就如同俗话说的“盲人瞎马”,不独不能有效地指导记录民俗学的开展,甚至也失去了学科生存的地位和发展的方向。(但也应指出,我国的民俗学理论,至今还是远未完善的,特别是在方法论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理论来自实践和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的观点看,一定的民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又有赖于记录民俗学的开展和成就的取得。没有民俗事象的广泛记录与汇集,不独不能进入理论研究的层次,甚至使民俗学本身失去了任何学科的意义。这就是说,记录民俗学永远是民俗学学科的基础。从这样的角度看吕家河的调查,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就要付梓了。课题组的朋友们嘱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盛情难却,勉为执笔,写上数语,权作序言。(www.xing528.com)
2001年9月3日于北京
【注释】
[1]刘锡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兼民俗委员会主任。
[2]胡适.白话文学史·故事诗的起来[M].上海:上海新月书店,1928.
[3]关于民间叙事诗的搜集,此前我已在《民间文学:五十年回顾》中较为详细地写过了,参见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第545、56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4]不久前,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陶思炎先生在大同市召开的2001山岳文化研讨舍上与我相遇,送给我一张由江苏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白茆山歌(传统篇)》光碟(没有出版年代),其中收入白茆传统民歌53首。我把它看成是四十年后当地文化界为当年《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调查组偿还的一笔欠账。
[5]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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